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動態平衡。“三去一降一補”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從去年到今年，國務院及各地方政府都出臺了降成本的政策措施。需要政府推動降成本，自然是當前成本太高了。那怎么理解成本太高？為什么成本會高？這些問題搞不清楚，可能無法真正實現降成本。
降成本是整體性問題
過去我國的發展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現在變成高成本，但依然是低附加值。一些地方當年的經濟增加值已經低于當年的總投資，經濟發展的成本越來越高。為什么從低成本變成了高成本？直觀地從會計成本的角度來看，成本高就是原材料成本高、能源成本高，還有銷售費用、管理成本、財務費用高，這些都構成企業的成本。
單從一個企業的角度來看，降成本是很難的，因為企業之間的交易成本，以及企業的各項成本之間都是相互關聯的，這是一個整體性的問題。其實成本問題，還是一個分配問題。比如人工成本，對企業來說是成本，對勞動者來說就是收入；原材料成本，對下游企業來說是成本，對上游企業來說又是收入。
所以，從整體來看，降成本同時也是利益分配關系的調整。這邊降了，那邊就少了，比如降了工資，人工成本雖然下降了，但是勞動者的收入也會減少，這就涉及分配的比例關系。如果僅僅是從財務會計的角度去看待降成本，就很可能形成一個蹺蹺板，按下葫蘆浮起瓢。因此，降成本要整體考慮，統籌施策，很難針對局部去降成本。
高成本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變遷滯后
我認為，以下六個方面導致成本趨勢性上升：產能過剩、杠桿率高、庫存多；研發投入不足；人口老齡化；資源匱乏；環境污染；社會誠信缺失。這些成本之所以會越來越高，根本原因是制度變遷滯后。這里所說的制度變遷滯后是相對于風險而言的，制度變遷跟不上風險的衍生、擴大，而風險會轉化為生產、生活的成本。這些成本其實都是風險凝結沉淀的結果。隨著風險水平的整體上升，全社會的整體成本就會上升，微觀主體的成本也會水漲船高。事實上，現在人類社會已經進入“風險社會”，全球經濟及我國的經濟也進入“風險經濟”狀態，這也是經濟新常態的一個基本特征。但我們的制度變遷無疑是慢于風險產生的速度，這時整個經濟社會的不確定性就會放大，行為方式也會轉變，就會導致成本快速上升。
從定價的角度來看，我們過去說的定價是按照歷史成本來定價，或者說是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而現在的定價機制已經改變，是按照風險來定價的，或者說是以未來風險為基礎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重新認識市場的定價機制。按照歷史成本定價與按照未來風險定價，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定價機制。一旦按照風險來定價，就不是以前那種基于所謂的供求規律——供大于求就會降價，供小于求就會漲價；而是基于供求雙方的風險判斷，風險上升，就會漲價，風險下降，則會降價。比如煤炭、鋼材的產能是過剩的，政府正在推動去產能，結果去年下半年出現了煤炭、鋼材價格大幅度上漲的情況，這用流行的經濟學原理是無法解釋的。是去產能減少了產量，導致價格上漲，還是需求突然大增所致？這恐怕都難以自圓其說。其中更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是供求雙方對風險的判斷。
對風險的預期比實物交易行情更能決定價格的走勢。風險預期改變了行為，行為改變了供求關系，從而改變了價格。從期貨與現貨價格的關聯中不難發現這一點。再比如現階段的資金是相對過剩的，但是當銀行給企業貸款的時候，首先要評估企業的風險狀況，中小企業風險大，利率就要高，大企業風險低，利率就低。除此之外還有抵押，抵押要評估，擔保還要有再擔保，這就產生了交易費用，所以整個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就很高。
當定價機制按照未來風險在定價的時候，風險水平全面上升，就意味著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會變貴。在這種情況下，包括實體經濟在內的成本就都會提高。
現在的成本實際上是風險的轉化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風險社會意味著有很多的風險要內部化，比如老齡化的風險要企業承擔，就是社保繳費，導致企業的成本上升。還有環境污染的風險要內部化，也會導致企業的成本上升，不能企業去污染，而讓政府來治理。社會領域的風險都在內部化，內部化就意味著轉化為企業的成本，這些都會導致成本上升。社會誠信水平下降，信用風險普遍增高，所有企業的成本都會由此而增加。
由于經濟、社會各種各樣風險的擴大，也就是不確定性的增加，會使整個經濟的運行成本上升，會使所有實體企業的成本上升，由此進入一個高成本的時代。
高成本的時代實際上和高風險的時代是一致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的成本不是會計學意義上的成本，而是風險的轉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能降低整個社會的公共風險水平，那么，高成本是無法降下來的。
而要降低整個社會的公共風險水平，那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的創新，推進制度變遷，使制度和風險之間形成一種良好的匹配，充分發揮制度及時防范化解風險的功能，避免風險累積和集聚。當經濟、社會的不確定性程度總體下降的時候，即公共風險呈收斂狀態時，經濟、社會整體的成本水平才能夠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