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規矩主要規范的是領導干部行為，這一點充分反映在十八屆六中全會決定中，包括10個堅決，8個不允許，6個不準，基本上開列了政治規矩的主要方面。

可以肯定，十八屆六中全會強調的堅守理念和相應的措施，必將讓那些對“從嚴治黨”持懷疑態度或觀望態度者，由此更新認知。全面從嚴治黨不是口號，更非權益之計，而是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戰略決策，只能長期堅持，不能有絲毫松懈。當人們的認知發生改變，會逐步化作習慣，形成自覺，黨員干部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普遍擁有這樣的認識及其行為，黨便進入自我革新、自我提升的新通道。

關于政治修養

政治修養是指政治集團中的人或參與到政治活動中的人對政治與政治活動的理解把握，在這個過程中實現內化。政治修養與人文修養、人生修養有相通之處，同時有很大區別。相通于修養提升路徑和方式，區別在于修養內容，人文修養是通過優秀人文傳統或優秀傳統文化豐富和完善自己。人生修養是以社會主流價值觀為標準，通過人生實踐或人生體驗感知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政治修養則是遵循政治集團的規則和要求，或者說要按照集團的政治品質、政治信仰和政治倫理去修為。

政治修養不是純粹的“形而上”，而是與政治行為緊密聯系，并且修養水平與高度反映在政治行為中。作為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先進政黨，要求其成員特別是高層次成員具有中央一再強調的政治定力和責任擔當。怎樣才能擁有政治定力？這需要政治自信，而政治自信決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必須依靠堅定的政治信仰信念作基礎，如果沒有對主義的崇尚，心中就不會有根基，面對各種價值觀的沖擊，必然會出現搖擺。至于責任擔當，應與此相一致。當然，如果擁有了政治倫理的輔助，承載力一定會更強，因為有了政治倫理意識，就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也就是選擇了一個為人民利益而奮斗的政黨，就必須有所犧牲，也就是敢于擔當。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黨的建設理論不斷豐富發展，比如，中央越來越強調黨員領導干部的人文修養，一定意義上已經將其納入到政治建設的輔助要素。這是合乎邏輯甚至合乎政治邏輯的。人存在人性、社會性、政治性，要有強烈的政治性或黨性修養，必須以人性作基礎。同時，真正有政治修養或有真正的政治修養的人，也應當有社會性和人性。

關于政治行為

政治行為是指政治集團或參與政治活動的人，在特定利益基礎上，圍繞著政治權力的獲得和運用、政治權利的獲得和實現而展開的活動。換個角度講，所有政治集團的成員都存在三大屬性和屬性基礎上的行為，人性是自然屬性，其行為必然有“食，色，性也”。

人性的東西經過社會塑造或社會規范，行為便發生變化。正如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的理論所闡釋的，底層的潛意識部分，人類世世代代的活動方式和經驗庫存在人腦結構中的遺傳痕跡，逐漸成為集體潛意識。這種集體潛意識不同于后天習得的個體潛意識，它是通過先天遺傳的，是個體始終意識不到的東西。“由于人類遺傳下來的原型不需要借助經驗的幫助即可使個人的行動在類似的情境下與他的祖先的行動相似”，所以具有一定的強制性。這就是說，人的社會性基礎上的社會行為，已經包含了理性的成分。

政治行為更是如此，有什么樣的政治集團，就有什么樣的政治品質、政治信仰，同時有什么樣的政治邏輯和政治倫理，所有這些都對集團內的成員的行為產生影響。又因為政治集團較其他社會組織有更強的組織力或強制力，因而每個成員都必須依據集團意志決定行止。

要實現政治自覺，以至于達到榮格所講的無意識，很重要的是不斷提升和強化集團內成員的信仰信念，一旦政治目標和實現目標的努力上升為信仰信念，就能產生無窮的力量，這一點由革命戰爭年代先烈的自我犧牲精神可以看出。比如，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有一次向父親提問：“長征的時候你都做了什么工作？”鄧小平回答：“跟著走！”跟誰走？表現出來的是跟著紅軍隊伍走，但內含的本質卻是跟著信仰信念走。所以，只有堅定的信仰信念才能啟發政治自覺，才有黨和人民所要求或期盼的政治行為。

關于政治生態

政治生態本身就是講政治的一個重要元素，更是上述政治元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加強政治生態建設，是把從嚴治黨引向深入的重要標志，因為政治生態建設帶有系統性、基礎性和根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