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治理能力。該項指標主要考察的是超大城市在資源再生和環境質量上的治理能力。研究表明，超大城市的生態環境承載力似乎要比人口、經濟、土地、能源的發展先達到極限。因而，實現有限資源的再生利用是一個城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大城市病在生態環境領域存在的問題突出表現在空氣質量差、用水健康堪憂、水資源缺乏、垃圾處理不力等方面。環境作為人類健康和發展的最基本條件，如何讓民眾享受到更好更舒適的城市環境，從而提升民眾的宜居幸福感是城市實現有效治理的關鍵所在。通過對分項指標進行分析，可以發現：
在污染防治得分上，7個超大城市排名依次為天津、深圳、武漢、上海、重慶、北京、廣州。其中，重慶、北京和廣州均低于均值（84.77分）。通過分析統計數據，我們發現，天津、深圳和武漢污染防治得分相對較高，尤其是天津，主要表現在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和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率均較高。這主要得益于天津十分重視環境污染專項治理，早在2013年9月，天津就正式啟動了“美麗天津•一號工程”，在污染防治方面也出臺了相關條例和配套方法，讓衡量環境達標與否有制可循。同時，天津加大了環境監督執法力度，不僅開展了多類專項執法檢查，還對破壞環境的行為嚴加懲治。
在環境質量得分上，7個超大城市排名依次為深圳、廣州、重慶、上海、北京、武漢、天津。其中，上海、北京、武漢和天津均低于平均值（77.96分）。通過分析統計數據，我們發現，深圳、廣州和重慶環境質量得分相對較高，尤其是深圳，主要表現在綠化覆蓋率較高、空氣質量較好。這一方面得益于深圳的地理位置，靠海不利于粉塵集聚，亞熱帶氣候適合綠植生長，綠化覆蓋率高，有效過濾了污染物如粉塵。另一方面，深圳產業以電子通信業為主，幾乎沒有重工業，再加上廣東大部分地區使用水電和核電，以及深圳對于汽車尾氣排放要求也十分嚴格，從根源上有效抑制了污染物的產生和排放。
通過對7個超大城市的各項二級指標進行統計分析，總的來看，有幾個城市在城市治理上成效相對突出。其中，北京主要在公共治安方面成效顯著，重慶主要在人口控制方面治理成效顯著，天津主要在污染防治方面治理成效顯著，深圳在公共服務、交通配置以及環境質量等方面治理都成效顯著。同時，我們也看到，不同的超大城市也有自己的治理短板（指標得分低于均值）。比如，北京在交通配置、污染防治、環境質量上還有待加強；上海在人口控制、交通配置、公共治安、污染防治和環境質量上還有待加強；廣州在人口控制和公共服務、交通配置和污染防治上還有待加強；深圳在人口控制上還有待加強；重慶在公共服務、交通配置、公共治安和污染防治上還有待加強；天津和武漢在公共服務、交通配置、公共治安和環境質量上還有待加強。
超大城市治理的域外經驗
需要注意的是，超大城市如何進行有效治理，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久未解決的重大課題和發展難題，一方面，通過總結國內超大城市在城市治理上的經驗可以讓我們更好地應對大城市病。另一方面，通過借鑒國外超大城市的經驗也有利于我們集思廣益，開拓治理思路。
首先，對于如何更好地調控人口規模的問題，除了在加強城市功能分區規劃的同時，還應重視市場的力量，比如法國巴黎，通過建立健全積極的市
場導向機制來調控人口。在管理流動人口方面大多數發達國家十分人性化，一般實行“事后遷移制度”，比如丹麥和瑞典，有效保障了流動人口的合法權利，相比而言，我國通過戶籍管理來實現限制人口遷徙的做法，十分不利于人才流動以及國家宏觀人力資源的配置。其次，針對于交通擁堵問題，歐洲各大城市，如法國巴黎、意大利羅馬、佛羅倫薩、威尼斯等，主張開源節流：一方面大力改善與增加公共交通，優化交通秩序，另一方面通過設立有區別的停車收費制度來減少汽車數量。再者，對于公共服務問題，從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一般改革完善的重點主要涵蓋公共教育服務體系、醫療保障服務體系、養老保險體系、公共住房保障體系、公共服務設施體系和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其中，英國倫敦在公共教育服務方面、日本東京在防災減災環保方面和美國紐約在醫療保險方面，都有許多經驗值得借鑒。第四，公共治安方面，發達國家由于城市化進程較早，在長期的城市管理實踐中，已經逐漸建立了一整套公共安全應急管理機制，比如美國、英國、日本，不僅立法體系完備，還有高效的公共安全預警評估系統，而且在公民危機管理教育上也擁有豐富的經驗。第五，污染防治方面，英國和日本的經驗值得借鑒，英國巧用科學治污，通過科學研究幫助水務局制定出合理的、符合生態原理的治理標準，并且根據水環境容量分配排放指標及時跟蹤監測水質變化。日本則主要是進行有針對性的立法，涵蓋水、大氣、廢棄物處理等多方面，且問責十分嚴厲，不僅涉及到的行政長官會有“烏紗帽”不保的風險，涉及到的企業更會被罰高額罰金甚至企業倒閉。
可能產生的誤差及其他說明
數據可得性帶來的限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指標數據選取方面，主要是以數據的可獲取性為導向的，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指標數據對于指標的準確反映程度，因此測評結果與各城市的實際水平存在略微偏差在所難免。另一方面，基于統計數據的治理能力測評并不能完全反映出現實問題和影響治理水平的所有要素。我們更希望通過數據測評這一技術手段，發現一些可能影響治理水平的點與面之間的盲區，從而為研究和實現國家、地方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破”出更多主題。也正因此，我們在這里重點采用城市數據對7個超大城市的有效治理水平進行了測評和比較分析，在此基礎上簡要地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如若可以獲取到更為詳實的各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數據，將能夠在構建各超大城市有效治理影響因素的計量模型及其他統計分析模型之基礎上，從實證的層面更深一層地探索究竟還有哪些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因素，會促進或限制超大城市的有效治理水平的提升。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趙紫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