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此，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黨的建設，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為了更清晰的認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要素，明確地方基層治理實踐的主要方向，將國家治理的目標任務落到實處，《國家治理》周刊編輯部從扶貧發展、社會參與、文化傳承、治安防控、生態保護、黨的建設六個方面，選取近期地方治理的典型案例，希望為各地區提升治理能力、實現治理體系現代化提供參考借鑒。

漢中市勉縣：通過產業扶貧強化地方治理的經濟基礎

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是提升地方治理能力、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其中包括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產業扶貧具有雙贏性、可持續性，是實現2020年現有標準下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目標的重要手段。2016年12月，國務院印發《“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提出要立足貧困地區資源稟賦，以市場為導向，充分發揮農民合作組織、龍頭企業等市場主體作用，建立健全產業到戶到人的精準扶持機制。陜西省漢中市勉縣通過建立“四帶四促四增收”機制，為貧困地區群眾搭建起產業發展、就業增加、持續增收的脫貧“高速公路”。

產業“四帶”，讓每一個貧困村都有特色產業。2016年以來，勉縣先后調整優化產業布局，壯大主導產業規模，通過龍頭企業帶動、合作組織帶動、集體經濟帶動、創新創業帶動等方式，讓每一個貧困村都有特色產業，實現產業發展壯大、貧困戶受益，加快脫貧步伐。依托35家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推行“龍頭企業+基地+貧困戶”的產業精準扶貧模式，構建了產業發展主體與貧困戶緊密協作關系；依托305家農業專業合作社，推廣“土地流轉收入+勞務收入+利益收入”的三重增收模式，111個貧困村實現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全覆蓋，帶動1.6萬戶貧困群眾發展生產；建立金融扶貧擔?；?000萬元，向貧困戶發放5萬元以下、3年期以內的免擔保貼息小額扶貧貸款，增強貧困戶自身“造血”能力；積極對接阿里巴巴、京東集團等電子商務進農村活動，累計新建17個貧困村電子商務網店。

就業“四促”，讓每一名貧困群眾有活可干。為了讓每個貧困群眾有活干，漢中勉縣先后協調相關部門、單位和企業共同發力，通過促進入企務工、促進有組織勞務輸出、促進服務業發展就業、促進公益性崗位就業，確保每一個有勞動能力的貧困群眾通過務工實現增收。2016年的就業“四促”中，各公益性部門先后選聘1650名建檔立卡貧困人員從事生態護林、衛生保潔、公共服務、農村公路養護等工作；勉縣全縣195戶工商企業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為貧困勞動力提供就業崗位4380個；充分發揮鄉村旅游對貧困村的帶動作用，截至2017年4月已累計吸納8500名有勞動能力的貧困群眾在餐飲、住宿、娛樂等行業務工；加大就業技能和實用技術培訓力度，使全縣貧困戶勞動力人均掌握一門以上實用技術，帶動了2000多個貧困家庭穩定增收。

探索創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帶來 “四重變革”。漢中市勉縣土地股份合作社改革了組織經營方式，克服了家庭分散經營的弊端，壯大了集體經濟實力，帶動了貧困群眾增收脫貧。例如，2016年8月，吳家灣村“兩委”牽頭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由村上3名“能人”各出資10萬元，80戶村民以土地一畝一股、資金一股420元的形式入股。同時，為28戶貧困戶每戶配股2股。在村黨支部領導下，采取“能人大戶+專業合作社+農戶（貧困戶）”的模式，通過“三會”（社員代表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進行經營管理，全村目前已規模發展獼猴桃203畝，同時通過托管流轉土地380畝。土地股份合作社變土地個體分散化經營為集體規?；洜I，變農戶粗放式經營為合作社集約化經營，變單一農業收入為“四重疊加收入”，同時還增強了黨組織凝聚力。目前，勉縣正在進一步整合產業扶貧優惠政策，將對吸納貧困戶達到一定規模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予以政策傾斜和扶持，真正讓合作社成立起來、運轉起來、壯大起來，保證更多貧困戶入得了社、穩得住腳、脫得了貧。

在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國各地區處于各不相同的發展階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對于以陜西為代表的西部省份，加速經濟發展，實現精準扶貧，是其基本的發展方向。為此，在貧困縣建成一批脫貧帶動能力強的特色產業，貧困鄉、村形成特色拳頭產品，能夠極大的促進貧困人口勞動技能得到提升，貧困戶經營性、財產性收入穩定增加。

深圳市鹽田區：“政社合作伙伴關系構建”基層社會參與的新形式

群眾參與作為治理的基本要素，在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梢哉f，社會參與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靈魂，沒有規范、有效的社會參與，就沒有真正的基層社會治理。在基層社會治理的參與過程中，社會組織是溝通政府和社會的橋梁，是推進社會建設、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的目標任務。近年來，各省市逐漸推行實施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和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工作。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公共服務需求日益多元、內容不斷增加、要求不斷提高，單靠政府很難滿足居民多元化的公共服務需求。為此，2012年開始，深圳市鹽田區以構建“政社合作伙伴關系”為目標，在社工委及各職能部門的共同推動下不斷完善社會組織培育監管機制。

推進社會組織登記制度改革，降低準入門檻。2012年，鹽田區制定并出臺了《深圳市鹽田區社區社會組織登記和備案管理制度（試行）》，除法律法規規定需前置審批的社會組織類型以外，對公益慈善、社會服務等八大類社會組織全部實行了直接登記，同時放寬社區社會組織準入門檻、簡化辦事程序，實行登記和備案雙軌制。2016年5月1日起，結合社會組織登記注冊“五證合一”改革工作，實現社會組織登記證、組織機構代碼證、稅務登記證、社保登記證、印章許可申請同步審批。探索實施網上直接登記改革，建立社會組織直接登記負面清單。簡化審批登記程序，將社會組織籌備和成立申請兩個階段進行合并，取消驗資報告、場地使用權證明等材料?？s短審批流程，采用網上并聯審批方式，實現公安、稅務、社保、國土與房屋租賃等部門間的協同審批。

建立社會組織服務園，形成社會組織孵化機制。鹽田區在深圳市各區中率先建設社會組織服務園，重點遴選轄區經濟社會發展亟需、具有成長潛力的社會組織，重點培育、孵化。在機制建立上，制定了《鹽田區社會組織服務園管理辦法》，探索建立起鹽田區社會組織準入退出、扶持獎勵、登記評估等孵化機制，以及社會組織準入條件、孵化培育服務流程、服務項目，和評估與退出管理等制度體系；在運作模式上，采取“本土+引進”“園內+園外”共同孵化模式，形成了由區社會組織服務園、工青婦社會組織加速器、各街道、社區服務中心社會組織孵化站構成的多元化“孵化網絡”，引進了深圳市慈善會、深圳市公益基金會和騰訊公益基金會等24家支持型社會組織，先后共有15家社會組織獲得入園孵化資格，分布在生態環保、特殊兒童康復、社區基金會等鹽田區社會發展亟需的領域；在服務方式上，依托社會組織信息平臺，采用信息化的手段，為入園社會組織提供孵化培育、展示交流、能力建設和人才培養等服務。

編撰出臺社會組織政策指引，全面構建社會組織綜合監管機制。2014年，針對社會組織宗旨使命不清晰、法人治理不完善、財務管理不規范等問題，鹽田區借鑒香港《服務質素標準及準則》的經驗做法，編制《社會組織規范發展“鹽田指引”》，竭力為社會組織編制一本登記注冊、財務管理、法人治理、規范運營的“說明書”。2016年，為打破社會組織行政監管各自為政、社會組織信息透明度不高、社會組織評估監管辦法單一等現狀，探索社會組織綜合監管新路徑，鹽田區以深圳市社會組織服務監管綜合平臺為依托，在政府部門、社會組織、社會公眾中推廣使用平臺上的社會組織登記、協同監管、數據分析、辦公自動化、綜合評估、門戶網站、公眾服務七大系統，并建立與之配套的制度機制，探索構建統一登記、各司其職、協調配合、分級負責、依法監管的社會組織綜合監管及服務體制。

當前，深圳市鹽田區社會組織“量質并升”，得到快速發展。截至2016年8月，全區已有登記注冊和備案的社會組織202家，從業人員約2500名，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9.13個，位居深圳市前列。鹽田區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金額不斷增多，從2012年的300多萬元攀升到2016年的2000余萬元，鹽田區培育發展社會組織專項資金資助項目及專業社工服務項目的服務范圍涉及海洋生態環保、老人社會適應、社會組織培育支持、智障人士就業等20多個方面。以推動社會組織規范發展、構建“政社合作伙伴關系”為核心，社會組織培育及監管各環節改革創新，能夠為社會組織成長壯大、服務社會、有序運營創造了良好的土壤。

宿州市泗縣：將傳統文化與志愿服務相結合促進社會治理

中華文明五千年的發展歷史表明，思想道德建設是促進國家興旺發達的重要手段，也是促進社會和諧、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的必要措施。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從地方治理角度來看，扎根于鄉村經濟社會建設，服務于鄉里公共事務的“鄉賢文化”是提升我國地方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寶貴財富。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褪去封建地主階級色彩的“鄉賢文化”是傳統“德治”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契合點。“鄉賢”是本鄉本土口碑好、有威信，被群眾所尊重的賢人，而建立在鄉賢基礎上的“鄉賢文化”，是這個地域歷代名賢積淀下來的榜樣文化、先進文化，也是這個地域有激勵作用的思想、信仰、價值的一種文化形態。安徽宿州泗縣自古以來傳承著深厚的“鄉賢文化”，在地方治理過程中，泗縣將“鄉賢文化”與志愿服務相結合，提升群眾凝聚力，在維護社會穩定、調解社會矛盾、反映社情民意等方面有力的提升了地方治理水平。

設立選擇標準，規范程序選賢。嚴格按照品行優、威望高、口碑好、熱心鄉村公共事務和群眾公認的標準，通過“群眾推薦、個人申請、支部審查、黨員群眾代表大會表決”的方式選任鄉賢志愿者。原則上每個自然莊（居住集中地）分別選出1至2名志愿者，具體數量由行政村根據實際酌情決定。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優先考慮村里的老黨員、老干部、老族長和老教師等影響力強的群體，也可從熱心本地公益事業的發展致富能手、優秀外出人員中選任一批鄉賢，積極引導他們帶領群眾共同致富，推動扶貧攻堅。同時對選舉出來的鄉賢志愿者做好登記，報所在鄉鎮（開發區）備案，由村“兩委”發放聘書和上崗證。

搭建平臺，細化用賢方式。在村活動場所設立“鄉賢志愿工作站”辦公室，每天安排1人帶證值班，接待來訪群眾，力所能及解決群眾難題，并做好值班記錄。引導鄉賢志愿者深入矛盾糾紛一線、重大活動一線、鄉村文明建設一線和重點工程一線，現場化解群眾糾紛，協助村干部組織好重大活動，積極反映民情民意。在不值班的時間里，每位鄉賢志愿者以生活居住點為軸心，做好本地群眾的志愿服務工作。鄉賢志愿者基于對農村各種矛盾掐得準脈、找得到根、摸得到門的優勢，使其能夠針對鄉村的各種矛盾和口角，準確運用法律法規，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有效調處矛盾。截至2016年2月底，泗縣全縣鄉賢志愿者累計成功化解農村各類矛盾糾紛1615起，處理信訪問題223件。

加強領導，健全管賢機制。各鄉鎮、開發區成立鄉賢志愿站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負責對所轄村鄉賢志愿站建設進行指導。一是注重教育培訓。以鄉鎮為單位，邀請農村問題專家、司法從業人員和優秀基層干部，重點就“三農”系列方針政策、重要法律法規、農村工作方式方法等問題，對鄉賢志愿者進行不少于三天的崗前集中培訓，切實提升鄉賢志愿者履職能力。二是加強會議協調。建立鎮、村兩級定期碰頭會議制度。原則上行政村每月、鄉鎮每兩月分別召開一次鄉賢志愿者工作研究會、分析會，梳理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各類矛盾糾紛和共性問題，研究制定解決措施，加強推進志愿工作的領導與協調。三是實施動態管理。結合各鄉鎮實際，制定《鄉賢志愿工作站章程》，明確“鄉賢志愿工作站”在鎮、村黨組織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采取日常考核、季度評議、年度考核相結合的方式，加強對鄉賢志愿者管理，考核結果作為續聘、辭退的重要依據。在清晰明確的鄉賢管理機制下，鄉賢志愿者通過平時走村入戶拉家常等形式，宣傳農村土地管理、計劃生育、社會治安、扶貧開發、農村低保、大病救助等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在干部和群眾之間上傳下達，澄清干群之間的猜疑和誤解，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干群之間的矛盾。

當前，我國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的問題依然存在，城鄉之間社會發展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仍有差距。因此，運用“鄉賢文化”來優化社會調解和志愿服務機制，能極大的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較為落后地區群眾的思想道德水平，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在此意義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的時代煥發出活力，為提升地方治理水平提供了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