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來，隨著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退出TPP等一系列“黑天鵝”事件出現，“逆全球化”成為當前社會各界熱議的高頻詞匯。貿易保護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在主要發達經濟體興起并主導政策制定，經濟全球化作為二戰后人類以開放謀發展的重要進程，正面臨多重挑戰，需要反思。

全球經濟緩慢復蘇與再平衡

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乏力，使得既有全球化體系的運行不斷受挫。

一是全球經濟復蘇乏力、貿易摩擦加劇。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初，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殖民地貿易的形式，實現了英國霸權主導的全球化1.0版。二戰后，在美國霸權下建立了政治、經濟和金融等一體化的全球化2.0版。但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速顯著放緩，貿易摩擦加劇，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

二是出現了“逆全球化”現象。WTO“多哈回合”談判在曲折中停滯，區域貿易投資安排在艱難中前行。美國主導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談判，前者由于美國的單方面退出而失去領導者，后者也受到主要成員國國內的反對，未有實質性進展。隨著英國“脫歐”和歐洲右翼政治勢力抬頭，歐盟發展前景堪憂。

三是貿易不平衡與國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美國等發達國家將新興市場經濟體納入其全球價值鏈中，靜態比較優勢使后者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但價值鏈的“微笑曲線”效應，使高端的發達經濟體攫取超額收益，處于低端的經濟體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兩類經濟體內部以及其他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內部，因全球化出現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結構性現象。根據S—S定理（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發達經濟體中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收入惡化。發展中經濟體由于產生了資本偏向性技術進步，勞動者的收入比重也呈惡化趨勢。

四是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變化。進入21世紀以來，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為主的發達經濟體，在全球貿易和GDP總量的占比下滑。2000—2015年，發達經濟體貨物貿易和GDP占比分別由72.96％和59.9％降至59.49％和44.94％。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總量已超過發達經濟體。其中，2015年中國經濟總量的全球占比達17.26％，新興市場經濟體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這對全球化2.0版的治理體系產生了沖擊。

更加平等、開放、包容和共享的普惠發展

上述沖擊使經濟全球化呈現出以下新特征：根本動力轉換，基本方式演進，核心載體新建，重要主體異位和表現形式變動。根本動力是經濟全球化的新發展產生的基礎，核心載體和表現形式為其提供重要保障，基本方式和重要主體則推動全球化向普惠和共贏方向發展。

第一，新產業革命的興起與發展是根本動力。其核心是工業化和信息化高度融合，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和新能源等產業蓬勃發展。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在上述產業占有先發優勢，可通過輸出技術和產品提升本國經濟動能；另一方面，發展中經濟體面臨產業同構下的比較優勢競爭，可通過“蛙跳”型科技創新路徑實現趕超。新產業革命通過提供新業態、新模式等，為經濟全球化的新發展提供潛在增長點，兩大類經濟體基于動態比較優勢，依托分工實現本國經濟“帕累托改進”。

第二，開放、包容和共享將成為發展的基本方式。這是2016年G20峰會 “杭州共識”的核心。開放旨在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加強多邊貿易體制。包容和共享的要義在于，確保經濟增長的成果普惠共享，消除貧困，實現公平的發展。

第三，新一代信息技術、運輸方式是核心載體。以云計算、物聯網和大數據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興產業，以及橫貫大陸的高速鐵路，使信息流、技術流、資金流和物流快速傳遞，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連接方式。

第四，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主體。2016年，中國GDP總量達到74萬億元，成為繼美國之后的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接近15％。同年印度經濟增長7.4％，名義GDP接近2.2萬億美元，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話語權也隨之顯著增強。2016年IMF決議提升新興經濟體的投票權，中國、印度和巴西分別提升至第三、八和十位，人民幣成功加入SDR（特別提款權），成為全球主要的儲備貨幣之一。

第五，更加自由開放的要素流動是主要表現形式。原有全球化下未充分實現比較優勢，并過分依賴貨物貿易的實現途徑。在經濟全球化的新發展背景下，各國將更加依賴服務貿易的增長，更加依賴要素（特別是高級要素）的自由流動。投資將超越貿易成為全球化的主要表現形式，高端人才、信息和技術等稀缺要素，在世界范圍內將充分自由地流動。

在經濟全球化的新發展中做積極參與者和引領者

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發展，中國一方面需要提升自身開放水平，另一方面需要承擔與自身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大國責任。

第一，深化本國貿易投資制度改革，推進高水平開放型經濟建設。首先，需實施內貿流通體制改革，逐步形成貫通國內外的價值鏈和大市場，構建統一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其次，要加快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推進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完善境外投資、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再次，要建設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完善涉外商務領域法律體系，提升監管執法和誠信體系建設水平。

第二，依托現有全球治理體系，改善當前體制機制。經濟全球化新趨勢下的中國方案，是在現有貿易投資安排下實現全球治理體系的動態調整和戰略優化。通過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系，完善全球貿易治理，致力于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努力實現貿易便利化，迅速落實巴厘島會議和內羅畢會議成果。針對當前國際金融地位和經濟實力的錯配，中國應進一步強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作用，完善IMF份額、投票權改革，不斷增強新興經濟體發言權。在世界銀行框架下，加快進行發展援助改革，為發展中經濟體提供更為全面的發展援助，實現“造血式”的內生性經濟增長。

第三，針對全球價值鏈發展新特點，提供新的制度安排。要進一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斷實現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切實踐行一帶一路總體定位。要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加快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中日韓、中國—海合會等自貿區談判，以及中國—巴基斯坦自貿區第二階段談判，推進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的自貿區建設，推動亞太自貿區進程。要深化雙邊經貿合作，加快推進中美、中歐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全面提升對日、韓、俄和印等國的貿易投資水平。

第四，展現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構建新的合作平臺。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進一步推進G20從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經濟治理機制轉變，推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多元化開發性融資格局的發展；積極參與和推動區域、次區域合作，促進亞太經合組織（APEC）合作，強化中國—歐亞經濟合作基金助力經濟發展的功能；積極推進東亞一體化進程，深化中日韓及東盟“10＋3”合作；推進泛北部灣、瀾滄江—湄公河、東盟東部增長區等次區域合作；積極參與亞洲合作對話、亞信會議等合作機制的建設。

（作者：浙江大學經濟學院   諸竹君 黃先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