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信息技術革命導致了傳統“書寫”方式的式微，出現了年輕人“提筆忘字”“失寫癥”等現象，在某些領域，“以拼音代替漢字”有增長之勢。漢字的生存基礎和空間在多方面遭遇侵蝕。歷史悠久的漢字文化，似乎正在遭遇一個無可阻擋的歷史變局。一些有識之士不免為之擔心：漢字的生存與發展是否面臨一場危機？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說，漢字危機確實出現過，但那是過去時了。“漢字拉丁化運動”是中國漢字遭遇的第一次（也應該是最后一次）真正的生存發展危機，當時漢字曾經命懸一線。這個運動是怎么來的？簡單說，就是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到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京城，中國人由幾千年先進文明而積累起來的民族自信心、優越感，被列強的洋槍洋炮打沒了。中國文明原來是領先于“天下”的，但此時為何卻不起作用了？當時的人找原因、反思文化，于是認定：中國積貧積弱，文化科技落后，漢字是罪魁禍首。

1918年，北大國學門導師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中國今后的文字問題》，稱“漢字的罪惡，如難識、難寫、妨礙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由此發端，以廢棄漢字為中心的“漢字拉丁化”運動在全國興起。當時文化界的重量級人物如魯迅、瞿秋白、蔡元培、胡適等，都紛紛表態，支持漢字拉丁化運動。瞿秋白曾親自操刀，制定了所謂的拉丁化新中文方案，《瞿秋白全集》中還載有他用“新中文”撰寫的文章，那是沒有一個漢字的“中文”，今天看來讓人瞠目結舌。

“漢字拉丁化運動”發生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期，這是一次文化精英人士對本土文化核心構成作用歷史反思的“集體失足”，也是對中國文字的集體誤判。因為這場運動有當時國際流行的“普羅文化”（打倒貴族文化、倡導面向普通勞動者的大眾文化）背景，在學理上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加上全民族焦躁痛苦、迫切求變的心理，所以，它幾乎超越政治意識形態，得到了不同政治陣營的一致認可。然而，經歷了歷史的喧囂，在歲月理性沉淀后，人們逐漸認識到“漢字拉丁化”的不可能。

文字是人類社會從蒙昧時代進入文明時代的標志之一。對于任何一個國家、民族來說，統一的、持久延續的文字體系，是獨特文明賴以生存、發展的工具，也是維系該文明繼續繁榮發展的紐帶；而作為該文明渾然一體的有機組成部分，文字與其所承載、衍生的哲學、思想、文學、歷史、藝術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尤其是漢字和中國藝術，如詩詞、書法、篆刻、楹聯等，其獨特字形構成了這些藝術的基本元素；若無這一基石，中國藝術的這些門類將不復存在，千年造型藝術史將瞬間灰飛煙滅，化為一片空白。因此，漢字對于中國文化來說，是不可缺少的。

另外，從政治地理學意義上說，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有較大的地方語音差異，民族的凝聚、國家的構建和社會的組織、運行，舍音形意合一的漢字則無由達之，這也是數千年中國歷史已經予以證實的。歷史上中國文字沒有走向拼音化，是客觀歷史環境和條件使然。中國漢字保持千年不變，是中國歷史的自然選擇。這一觀點，已經得到絕大多數國人的認同。

正因為有十三億國民的普遍共識，有科技工作者在漢字信息化處理技術上的奉獻和突破，有漢字自身所具有的強大優勢，所以在信息化時代，即便生活書寫已鍵盤化，但對于生活中出現某些年輕人“提筆忘字”等現象，亦無足為怪。挺過了二十世紀“漢字拉丁化”的驚濤駭浪，劫波過后風浪平，剩下的小風小浪，都不足以構成危機、撼動國本了。

文化是文明的載體，文字是文化的工具；一國文字在一國文化中具有符號象征意義。因此，一國文字的興衰，實則是一國命運浮沉的縮影。漢唐時代漢字如何承載中華文明走出去的使命，先祖已經給我們做出了表率。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東風，漢字文化的復興，曙光在前；隨著國家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漢字國際化傳播“梅開二度”的時代，終將到來。

（作者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分黨組副書記、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兼職教授）

【參考文獻】

①錢玄同：《中國今后的文字問題》，《新青年》，1918年4卷4號。

責編/王妍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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