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的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的大國治理思想也很好地體現了黨中央對于繼承和創新辯證關系的正確把握。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社會管理，取得了重大成績。但在新的時期，改革開放處于攻堅期深水區，社會管理面臨新情況、新問題，迫切需要深化改革，實現從傳統社會管理向現代社會治理的轉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社會治理是一種理念的根本性變化，但并不是完全拋棄社會管理的所有內容，在社會治理的體制機制上，相對于社會管理格局只是增加了最后一個方面的內容，變成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也就是說，社會治理是對社會管理的完善和提升，是繼承和創新的有機統一。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關系的論述，辯證地解決了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問題。他認為，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是本質上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者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對立的。我們既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繼承和發展的關系問題，是重大的政治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的科學闡釋，解決了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分歧和混亂，保證了中國發展和穩定的大好局面，確保了十八大之后各項事業的順利進行。

習近平總書記大國治理思想擁有強大的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的大國治理思想，具有很強的戰略意識。戰略意識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處于關鍵時期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在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他還特別強調，要保持戰略定力，就要在制定政策時冷靜觀察、謹慎從事、謀定后動，“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如何確保改革開放沿著正確方向前進，需要無比強大的戰略定力。我們必須始終保持頭腦清醒，不為各種錯誤觀點左右，牢牢把握改革的領導權和主動權。

保持戰略定力，還要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平心靜氣、靜觀其變。當今世界，風云變幻，最需要的就是戰略定力。我們要有足夠的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不要因一時一事或某些人、某些國家的言論而受到影響，更不能掉入別人故意設置的各種陷阱，使我們長期致力的和平環境受到破壞，耽誤和平發展大局。在復雜的形勢下，我們要始終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習近平總書記的戰略意識還突出地體現在對國家安全問題前所未有的關注上。他指出，“面臨復雜多變的安全和發展環境，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任務繁重艱巨”。這就要求我們創新國家安全理念、統攬國家安全全局、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貫徹總體安全觀，要求我們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在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之前，2013年11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在中國是一個開創性的舉措，證明了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對于國家安全問題一直具有很強的宏觀戰略意識和觀念。

習近平總書記大國治理思想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強制度建設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戰略考慮

習近平總書記的大國治理思想，高度強調制度與法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從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戰略部署。近幾年來，無論是反腐倡廉還是黨內法規建設，無論是國家行政體制改革還是國防及軍隊建設，無不體現出強烈的制度意識和法治追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更是專題研究依法治國問題，并作出歷史上第一個關于加強法治建設的專門決定，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規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世界上一些國家雖然一度快速發展，但并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門檻，而是落入這樣或那樣的陷阱，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制度和法治建設落后密切相關。因此，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強制度建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戰略考慮。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不長的時間內花費了巨大力量推動黨內法規體系建設，而這一輪黨內法規體系化建設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更好地貫徹了制度化和法治化的原則。從2012年7月到2014年11月，中央分兩次全面清理之前出臺的所有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從23000多個文件中全面篩查甄別，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出臺的全部文件進行全覆蓋，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充分說明中央對黨內法規體系系統化和法治化建設的堅定決心。《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的出臺充分表明，黨中央對于黨內法規體系法治化建設已經具有了明確的目標和追求。2013年，《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及其配套的《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備案規定》同時發布，對黨內法規的制定權限、制定原則、規劃計劃、起草程序、審批發布、適用解釋、審查備案和清理評估等方面給予了詳細規定。如此細致入微地確立黨內“立法”的規則和規范，在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這說明黨中央對于黨內法規制定和法治化建設已經有了相當清晰的定位。

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按照法治要求轉變治軍方式，實現“三個根本性轉變”，即努力實現從單純依靠行政命令的做法向依法行政的根本性轉變，從單純靠習慣和經驗開展工作的方式向依靠法規和制度開展工作的根本性轉變，從突擊式、運動式抓工作的方式向按條令條例辦事的根本性轉變。2017年8月，習近平在慶祝建軍90周年大會上再次強調：“要增強全軍法治意識，加快構建中國特色軍事法治體系，加快實現治軍方式根本性轉變。”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系列講話到黨中央開啟的全新政治實踐，我們都可以深刻感受到黨對于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明確追求。對于國家治理現代化而言，制度化和法治化既是目標，也是前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無疑更加關鍵。

（作者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7年8月1日。

③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6年5月18日。

④《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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