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經歷著史無前例的偉大發展實踐，這表現為兩條歷史線索的交匯。第一條線索來自生產力方面，中國正從基本實現小康向中高收入國家邁進。第二條線索來自生產關系方面，中國正經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和完善。遺憾的是，與豐富的發展實踐相比，中國經濟的發展理論卻相對滯后。在經濟學領域，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局限于經典的“生產力—生產關系”框架，有的還離開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單純討論生產關系，又在進行理論探討的同時，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現實經濟問題的分析。這不僅導致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難以向應用經濟學領域延伸，還會進一步造成學科發展缺乏擴張力、理論發展缺乏支撐力、知識傳授缺乏說服力、人才培養缺乏凝聚力。

在現有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其經濟發展章節基本上還停留在概念辨析和政策闡釋的層次。其一，研究對象模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濟發展理論尚未形成清晰的研究對象。具體而言，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理論是以研究生產力進步為主，還是以研究生產關系演進為主，抑或兩者兼而有之，尚未有明確界定，以致定位搖擺，內容龐雜。其二，邏輯主線缺失。目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濟發展部分授課內容呈現出板塊化、碎片化和片面時效化等特征，涉及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升級、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創新戰略、可持續發展等諸多內容，知識模塊之間缺乏內在有機聯系，未能形成串聯其中的邏輯主線。其三，西方話語體系流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濟發展章節大量使用西方經濟學話語，譬如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全要素生產率、熊彼特創新、大推進、非均衡發展、誘致性制度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等等。這些概念大部分脫胎于西方經濟學，在不同的國情環境下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論含義和政策訴求，不應無原則、不加甄別地應用到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過程中來。

基于對西方發展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分析，可在“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唯物史觀分析框架下，以“生產方式的系統性變遷”為研究對象，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的引導下，積極吸收借鑒西方發展經濟學的成果，緊密結合中國發展進程中交匯融合的兩條歷史線索，拓展研究視野、更新理論硬核、接納現代方法，探索和構建以社會經濟發展為主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并以此推動發展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以發展為主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其研究對象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背景下生產方式的系統性變遷。生產方式具有兩方面含義，一是技術—勞動方式，二是生產的社會形式。技術—勞動方式視角下的生產方式，指的是勞動過程中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結合的技術條件，主要講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而“生產的社會形式”則應表明勞動過程中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結合的社會條件。相對而言，前者更具有一般性，后者的特殊性更強。

以發展為主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力，包括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內容。微觀指的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在具體勞動過程中的技術結合方式，發生在特定的勞動時間和生產空間。中觀指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是如何在不同的區域和產業中，進行技術—勞動方式的組合和搭配。這里的區域概念包括行政區域、城鄉、國內、國際等多個維度；產業概念包括產業間和產業內部兩個方面。宏觀指技術條件下的資源配置方式，包括自然配置方式、市場配置方式和計劃配置方式三種類型。

以發展為主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關系，即“生產的社會形式”。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是“生產的社會形式”特殊性的前置項，只有在特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背景下，生產的社會形式才能展開。例如，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背景下，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是通過資本這個紐帶間接地結合起來的，勞動過程受到資本所有者的監督和控制，勞動成果必須服從資本所有者的分配。再如，我國農地制度改革必須適應和引領農業生產方式的演進，對農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種田大戶、“公司+農業”等農業生產方式的社會條件進行深入分析，才能從全局出發設計出合理的農地制度。

如何在新的歷史背景下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是擺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課題。應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前提條件下，以理論創新引領重大現實問題研究，以“生產方式的系統性變遷”為研究對象，綜合探究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將微觀層面的主體行為、中觀層面的區域和行業資源配置、宏觀層面的制度建構等諸多問題納入研究視野，構建以發展為主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作者為南京財經大學教授、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