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包括傳統哲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實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然而，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似乎成了令人困惑的問題。因此，要破解這一問題就必須努力發掘和傳播中國傳統哲學，并通過改造和創新，使其更好地為今天的治國理政服務。
【關鍵詞】中國哲學 國家治理 馬克思主義哲學 【中圖分類號】B262 【文獻標識碼】A
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哲學，支撐了中華文明的長期延續和社會的長治久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又汲取了時代精華的當代中國哲學，必將指引中國共產黨人完成國家治理使命、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和諧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核心理念
和諧是治國理政的基本理念，明確提出和厘清這一理念的歷程就是探索治國理政規律的過程。人類社會從革命與戰爭時代轉向和平與發展時代，可持續發展成為重大時代課題，和諧也成為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人類文明發展至今，既取得了偉大的進步，又陷入了深重的危機之中。努力尋找出路的人們發現，破解人類發展困境的鑰匙存在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學習型組織理論的奠基人、美國管理學家彼得·圣吉說，“我認為，傳統中國文化是由于對和諧的深層領悟方能歷久不衰，延綿數千年”，它在今天必將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和諧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核心理念。倡導可持續發展，明確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建設和諧文化，自然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廣闊的舞臺，是中國傳統哲學大放異彩的歷史機遇。然而，過去傳統哲學中所講的和諧主要強調了對外界的順應，而忽視了對外界的改造和斗爭。這個缺欠，不僅使它在革命年代失去了指導作用，而且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許多人的頭腦中，影響了其更好地發揮作用。更不必說，其中的許多具體內容，只是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必須隨著時代的進步而改變。因此，我們今天一方面要努力發掘和傳播中國傳統哲學，另一方面又要通過改造和創新，才能使其更好地為今天的治國理政服務。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堅守與創新
對包括傳統哲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實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然而，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似乎成了令人困惑的問題。
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列寧在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時曾指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發展觀特點，“要比一般流行的進化觀念全面得多、豐富得多”。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發展觀既全面地揭示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又突出質變，適應了當時革命的需要。我們在承認全面性的前提下講革命性，就要承認理論必然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改變，這也就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融合打開了大門。相反，離開全面性，把革命性絕對化，只能在理論上窄化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發展觀，使之產生另一種片面性；而實踐中，在社會發展階段發生變化、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時，使自己陷入被動，失去生命力和話語權，同時也關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融合發展的大門。
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進一步表達了與列寧相似的思想。在《矛盾論》第一節《兩種宇宙觀》中，他說：“在人類的認識史中，從來就有關于宇宙發展法則的兩種見解。一種是形而上學的見解，一種是辯證法的見解。”第一種形而上學的見解“認為發展是減少和增加”，即量變，而不包含質變；第二種是辯證法的見解“認為發展是對立的統一”。關于“對立的統一”，即矛盾的同一性。矛盾的同一性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矛盾雙方相互依存，是事物相對穩定的量變狀態；二是矛盾雙方的相互轉化，即事物顯著變化的質變狀態。也就是說，盡管矛盾的同一性包含了相互依存的量變和相互轉化的質變兩種狀態，但“更重要的，還在于矛盾著的事物的相互轉化。”與此相關聯，“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于揭露反動派與形而上學的錯誤思想，宣傳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促成事物的轉化，達到革命的目的”，這是當時理論的側重點和對共產黨任務的規定。1958年11月，毛澤東同志在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的談話中說：“我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為此，毛澤東同志進行了艱辛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訓，為后人進一步的探索提供了清晰的啟示。
當代中國哲學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關注相關哲學理論的探討。首先，他特別重視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他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刻揭示了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在當今時代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導我們共產黨人前進的強大思想武器。”他說：“我們黨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執政，面對著十分復雜的國內外環境，肩負著繁重的執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論思維的有力支撐，是難以戰勝各種風險和困難的，也是難以不斷前進的。”同時他也十分重視發揮傳統中國文化的作用、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結合。他指出：“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今天，我們提倡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從中汲取豐富營養，否則就不會有生命力和影響力。”
習近平總書記尤其注重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相結合的理論創新。他在任浙江省委書記時提出，“我們黨提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屬于科學社會主義的范疇，而不是封建式的‘田園牧歌’，也不是空想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更不是現代資本主義式的‘福利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著眼于整體，著眼于長遠，著眼于制度來謀劃。顯然，在這里習近平同志是站在哲學的高度，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文化及現代文明相統一的角度來把握和諧，以及和諧社會的。
習近平總書記積極倡導“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同時強調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此基礎上，“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他身體力行，在治國理政的豐富實踐中，融合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汲取人類文明成果，創建當代中國哲學的重要成果，并提出了一系列和諧哲學的理念。這不僅為治國理政提供了正確的指引，而且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破解人類社會發展難題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得到世界人民的廣泛支持和認同。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
【參考文獻】
①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③《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④《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⑤[美]彼得·圣吉等著，李晨曄、張成林譯：《必要的革命：可持續發展型社會的創建與實踐》，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
責編/肖晗題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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