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應用修正后的中國地方治理能力評價體系，結合相關的公開統計數據，對天津市所屬16轄區（以下簡稱“區”）的保障能力、調控能力、財政能力、參與能力分別進行了測算，在此基礎上，得出16區的治理能力排名。根據各區治理能力總體得分、分項得分，提出其今后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對策措施。
理論模型：中國地方治理能力評價體系。
核心指標：保障能力、調控能力、財政能力、參與能力。
測評范圍： 天津16個市轄區。
測評方法： 主觀賦權法、功效函數轉換法。
數據來源：《天津統計年鑒2016》《中國民政統計年鑒2016》等。
主要發現：
·和平區：治理能力綜合得分在16區中排名第1，人均GDP水平在16區中排名第2。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這主要得益于該區具有較高的調控能力、財政能力（均位列第1），但該區的保障能力、參與能力排名均相對靠后（分別位列第11、第12）。為此，對于和平區，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提升就業率，繼續發展有利于群眾參與治理活動的基層自治組織，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點。
·河東區：治理能力綜合得分在16區中排名第14，人均GDP水平排名第16。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區保障能力、調控能力、財政能力、參與能力排名均靠后（分別位列第14、第14、第10、第13）。對于河東區，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提高就業率，通過加快發展產業、完善稅收政策等來提高人均財政收入水平，制定更為科學的財政支出規劃繼而促進財政收支的平衡，以及繼續發展有利于群眾參與治理活動的基層自治組織，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點。
測評結果：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高效、成熟、定型的高水平國家治理體系有利于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而國家治理能力的不斷提高，也有助于充實和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對治理能力進行深入研究、科學評估，能夠為完善治理體系提供有益參照，同時也是推動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智力支撐。
當前，測度中國縣市治理現狀，發現縣市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建設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對于了解和提升中國縣域地區治理能力，以及推進整個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這也是我們在過去一段時期內堅持對縣市治理能力展開測評的主要初衷。同時，處于省（直轄市、自治區）和縣市之間的地市以及直轄市的市轄區一級，在區域經濟調控、要素資源配置、產業結構調整、城鄉發展統籌等方面有著異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對其治理能力的研究和評價同樣意義重大。
天津是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金融創新運營示范區、改革開放先行區。《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確定了天津“一基地三區”的定位，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基于對天津的比較優勢、城區功能、發展方向的整體把握，是黨中央交給天津的重大政治任務，為天津下一步發展確定了新方向，掀開了新的發展篇章。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5月到天津視察工作，對天津工作提出了“三個著力”重要要求，深刻闡明了天津發展的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問題，是指引天津站在新起點、搶抓新機遇、實現更高水平發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動綱領，是加快建設美麗天津、全面建成高質量小康社會的思想武器。“十二五”時期，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天津認真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對天津工作提出的“三個著力”重要要求，以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指針，加快推進美麗天津建設，在搶抓機遇中干事創業，在迎接挑戰中砥礪前行，扎實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天津實施，圓滿完成“十二五”規劃確定的主要目標任務，為全面建成高質量小康社會打下堅實基礎。
然而應該注意的是，天津在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挑戰，相關報告指出：一是思想解放任重道遠，對新常態、新發展理念理解不深，市場意識、創新精神、開放觀念不強。二是轉型發展任重道遠，產業結構偏重偏舊問題比較突出，新舊動能轉換銜接不暢，體制機制活力不夠，資源環境約束進一步趨緊，民營經濟發展依然是短板，發展環境亟待優化。三是民生改善和社會治理任重道遠，在教育、醫療、養老、收入分配等方面，與群眾期待還有較大差距，一些群眾生活還比較困難，安全生產形勢依然嚴峻，維護穩定任務艱巨。
面對國內外環境的新變化，天津16區必須立足長遠，著眼未來，優化創新城區治理方式模式，提升城區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水平。當前是天津落實京津冀一體化國家戰略、加快推進“一基地三區”建設的關鍵階段。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和挑戰，完善綜合治理體系、提升各區治理能力，進而提高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內生動力對于天津顯得更為重要。因此，對天津所屬16區治理能力水平進行定量評估，提出治理能力提升、區域進一步轉型發展的對策建議，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人民論壇測評中心以調整后的中國地方治理能力評價體系為理論模型，并結合天津16區的實際進行了進一步修正。在此基礎上，應用《天津統計年鑒2016》《中國民政統計年鑒2016》等提供的公開統計數據，對天津所屬16區的治理能力進行了測評、排名、比較和進一步分析。我們希望通過這種系統性的研究，對各區的主要做法、有效經驗進行探索，并為促進各區治理能力的進一步提升，提供參考和借鑒。
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依據與數據的選取
為客觀分析、比較治理能力，應選取兼具代表性和可得性的數據指標，并通過定量分析，準確、科學地測量治理能力所涉及的各個指標。為實現這一目的，我們需要吸收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和相關理論，更需要充分考慮當前我國直轄市的市轄區區域內經濟社會所處的實際發展階段。
在構建治理能力測評理論模型過程中，我們主要遵循了全面性、系統性、敏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動態性六個基本原則。以用最適宜的指標來客觀衡量治理能力為導向，以我國直轄市的市轄區一級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為前提，以“善治”理念為指導，在借鑒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現代財政學和公共選擇經濟學基本理論基礎上，搭建了保障能力、調控能力、財政能力、參與能力四個一級指標構成的評價指標體系。同時，在指標數據選取方面，又是充分建立在數據的可得性之基礎上，具體選擇的指標數據說明如下：
保障能力
社會保障被視為人類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就發達城區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而言，社會保障是建立在有勞動能力的人逐步實現就業基礎之上的。社保基金主要來源于用人單位和職工的繳費。如果實現充分就業，不僅可以減少基本生活保障資金和失業保險金的支出，而且作為參保人員，還會按照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進一步增加社保基金收入，并相對減少社保基金支出，同時使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完善。一般來講，社會就業率越高，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就越大，社會保障的成本就越低。因此，許多發達國家都把享受社會保障的條件嚴格地與促進就業的措施相掛鉤。正因此，與此前開展的測評研究不同，這里結合天津各區經濟水平的實際，在數據可得性基礎上，選擇了以各區城鎮登記失業率（為便于論述，簡稱“失業人口比例”）來從側面反映各區的保障能力。
調控能力
作為宏觀經濟學四大要素之一的宏觀調控，被視為政府部門參與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央開始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僅打消了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投機者試圖“炒作”中國的野心，同時也有效地避免了大規模經濟衰退在國內的出現。2008年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來勢洶洶，在國際市場需求大幅萎縮、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下，中央通過制定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全面拉動內需，使得中國的經濟實現了V形反轉。這些都充分地體現了中國政府部門具備良好的宏觀調控能力的重要性。尤其需要指出，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是以“善治”為核心的治理理論的重要理念之一，也是當前政府職能轉型的核心和重點。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作為間接干預經濟社會工具的宏觀調控，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較之前也更為突顯。當然，一般來說，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政府實施調控的兩大主要手段，而諸如物價水平、經濟增速乃至增長水平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調控的結果。進一步而言，從這兩個主要的政策工具來看，利率調整多是基于全國層面的發展動態制定，所以相對靈活的貨幣政策，更多時候為中央層面所采取。在省、區、縣等地方層面，政府部門主要還是通過實施財政政策來“干預”經濟社會的運行。有鑒于此，在本次測評中，我們選擇以各區的（常住人口）人均財政收入水平，來衡量各區的調控能力。
財政能力
不斷提高政府部門的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是實現以“善治”為核心的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關鍵因素之一。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政府部門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水平的高低，主要取決其自身所具有的財政能力。一般來說，衡量政府部門財政能力高低，有兩個最為核心的因素必須予以考慮：一是財政收入的增長能力；二是財政收支平衡能力。自分稅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財權關系逐漸厘清，在這種背景下，地方政府部門的日常財政收支，更主要地依靠本級政府部門自行解決。為此，我們選擇了以各區的財政收入增長能力、財政收支平衡能力來予以綜合反映，并進一步選擇以各區的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年度增長率和公共財政預算收支年度平衡率來分別代表上述兩個指標。而關于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年度增長率和公共財政預算收支年度平衡率的計算公式，則分別如下：
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年度增長率=（本年公共財政預算收入—上年公共財政預算收入）/上年公共財政預算收入×100%
公共財政預算收支年度平衡率=|本年公共財政預算收入—本年公共財政預算支出|/本年公共財政預算收入×100%
參與能力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之一、公共選擇學派代表人物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教授在對傳統集體行動理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集中探討了一群相互依賴的個體如何自發地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治理，并且成功地克服了“集體行動的困境”（當然，這一群體規模不應過大，也是打破集體行動困境的關鍵）。自此以后，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給、公共事務的管理必須依靠政府部門才會更有效率這一傳統論斷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個案和事實所打破，群眾參與、群眾自治的重要性也逐漸在社會各個領域得到了應有的重視。同時，以“善治”為核心的治理理論之所以能夠最初形成，也與群眾參與治理的重要性逐漸在學術界得到應有的重視有著莫大的關系。結合曼庫爾•奧爾森教授對“集體行動”和“集團”所下的定義，并以集中突出和強調關于治理的“能力”為導向，以數據可得性為參考，我們選擇以各區的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的數量總和與戶籍人口之比（人均村/居委員會）來反映各區的參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