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廣銘（1907—1998年），字恭三，山東臨邑人，歷史學家、史學教育家。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主要創辦人。創史學“四把鑰匙（年代、地理、職官、目錄）”之說，影響深遠。現代宋史研究奠基人、中國宋史研究會首任會長；考索之功與獨斷之學兼備，擅長寫作歷史人物譜傳，有“四傳（傳主陳龍川、辛棄疾、岳飛、王安石）二譜（譜主韓世忠、辛棄疾）”傳世。著述被整理為十卷本《鄧廣銘全集》。

鄧廣銘

業師鄧廣銘（字恭三）先生在我國當代史學發展中的地位，論者已多。英年早逝的劉浦江學弟《鄧廣銘與二十世紀的宋代史學》一文，總結最全面。今年是恭三師誕辰110周年，與其所創辦的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成立35周年?；叵氘斈暄鄨@問學，先師耳提面命，循循善誘，猶如昨日。

（一）

現代學術研究各不同學科的發展，除了受社會時代背景的影響外，一個相當重要的推動因素，就是在其創立與發展初期，一些核心學者的引領性作用。自然領域各學科如此，社會及人文領域的各學科也莫不如此。

我國有數千年的文明史，也有著悠久的史學傳統。盡管我國傳統史學對近代史學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不過近代史學并非傳統史學的自然延續，而是自20世紀初以來，在西方學術的影響之下新創建的。在這一過程中，當代宋史學科或曰新宋學的建立，是頗為受人關注的。一方面，前人對宋以前的歷史已有不少研究，而宋以后的歷史則不然，基本只有史書的編纂和史料的考訂，沒有史學可言，所以在20世紀之前就談不上什么宋史研究。尤其是正史之中由元人所編纂的那部《宋史》，卷帙最為繁多，缺誤也最甚，歷來飽受批評。另一方面，如陳寅恪先生之所言，中國傳統文明造極于趙宋之世，元明以來，雖然漸次衰微，然馀緒不絕。

因此，1943年，恭三師在艱苦卓絕的大后方抗戰環境中，完成其代表作《宋史職官志考證》，陳寅恪先生欣然為之作序，認為“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熏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視“新宋學”的建立為民族文化復興的一個標志，賦予了它極為重要的意義。以至后來季羨林先生說：“熟悉陳先生之為人者，都知道，陳先生從不輕易月旦人物，對學人也從未給予廉價的贊美之詞。他對恭三的學術評價，實在值得我們注意和深思的。”

兩年后，1945年下半年，當時中國剛剛取得了抗戰的勝利，百廢待興之機，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撰寫了《當代中國史學》一書，歸納、評點新史學的發展現狀，以為民族文化的復興作鋪墊。他在其書下編第一章第四節《斷代史研究的成績》一節中指出：“宋史研究的成績……鄧先生實有篳路藍縷之功。”這實際上就是肯定了恭三師作為當代宋史學科主要創始人的地位。

顧頡剛先生的這一判斷，是在列舉了恭三師的《宋史職官志考證》《岳飛韓世忠年譜》《陳龍川傳》，以及《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故事考釋》等論文之后得出的。這也就是說，在顧先生看來，恭三師的這些研究論著，使國人對宋代歷史的認識，引向了近代式學術研究的路子。所以后來王曾瑜先生就認為恭三師所撰寫的岳飛傳，“是在真正意義上開始了對岳飛的科學研究”。

當然，觀察近代史學之中“新宋學”這一學術領域的創立，不能局限于其早期的初步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講，陳、顧兩位先生的評價，更多還表達著一種期許。恭三師后來刊布的大量論著，進一步向我們展示了他對宋史研究作為一個學科體系整體布局的考慮，以及對學界的引領作用。在這一方面，恭三師在他的《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自序》中，有過相當清晰的梳理。

在說明了他自己為什么選擇以宋史為畢生的研究領域，是“為我所居處的人文環境、時代思潮和我國家我民族的現實境遇和我從之受業的幾位碩學大師所規定了的”這一原因后，恭三師歸納自己具體的研究議題，“我的研究取向則是傾斜于政治、軍事、學術文化諸方面。就此諸方面的靜態現象說，是一些典章制度之類的東西；就其動態現象說，則離不開從事于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等等事業的人”。這樣一個研究范圍，除去在多種因素影響之下、于20世紀后期才贏得學界更多關注的社會史等領域外，幾乎就是涉及了當年關于兩宋歷史文化研究的所有方面了。

不過在我看來，恭三師對宋史學科體系的規劃，還更多地體現在他一再強調的，應該視遼、宋、金、夏各王朝史為一個整體展開研究，即所謂“大宋史”的理念之中。對于在“大宋史”的范疇內展開學術研究，恭三師是身體力行的。他的《自選集》，就選錄有《〈遼史·兵衛志〉中〈御帳親軍〉〈大首領部族軍〉大事目考源辨誤》與《〈大金國志〉與〈金人南遷錄〉的真偽問題兩論》這兩篇在遼金史領域的代表作。所以漆俠先生認為在宋遼夏金斷代史方面稱得上通才的，只有恭三師一人。

只可惜，引領者常不免孤獨，今天宋遼金夏史各領域的學術發展仍分多于合，與恭三師“大宋史”的理念存在著相當的距離。因此在研究領域方面不斷拓展視野，觸類旁通，是我們今后應該努力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