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展示古希臘宗教禮儀制度的最早文本是荷馬史詩和赫西俄德的史詩，其源頭卻可以追溯到克里特文明和邁錫尼文明，甚至可以繼續追溯到更加遙遠的印歐人和東方文明。史詩對當時既有的傳說和宗教觀念進行概括和再創作，展現了遠古人們為表達“虔敬”而履行的各種儀式、觀念、規范和禁忌，構建了古希臘宗教禮儀制度的基礎范式。由于史詩的廣泛流傳，這些宗教禮儀制度被后世奉為圭臬，亦成為希臘民族彼此認同的基礎。從荷馬時代，經古風時代、古典時代，直到希臘化時代和羅馬時代，希臘人獻祭、祈禱和占卜的方式以及對神的觀念基本一致，在一千多年的時間里，宗教禮儀制度表現出強大的穩定性和延續性，而且，這種穩定性不是根植于信念，不是知識分子通過辯駁就能推倒的一種態度，而是深深扎根于希臘人的日常生活中，扎根于希臘的社會結構中。

荷馬時代的宗教禮儀制度是貴族的禮儀制度，體現了以個人競爭為基礎的社會規范。隨著城邦的興起，宗教禮儀制度逐漸走向平民，不斷強調集體認同和男性公民的集體權力，實現了從以個人競爭為基礎的社會規范向城邦集體意識形態的轉變。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圣地、神廟等宗教禮儀性建筑在整個希臘世界拔地而起，節日大量涌現，為民眾參與集體獻祭活動提供了機會，關于節日的規定、規范乃至所需遵守的風俗習慣也逐漸增多，城邦也開始對此類內容進行立法。這些節日的總體特征就是城邦公民集體參加，有些節日甚至讓外邦人、婦女參加。在城邦興起和發展的初期階段，宗教禮儀制度建立起城邦公民之間的彼此認同，提升了人們的集體意識，同時緩解了人們在時代轉換中的焦慮，順應了城邦意識形態發展的需要。

泛雅典娜節等節日為城邦發展提供了歷史認同和神圣解釋。資料圖片

公元前8世紀，英雄崇拜的興起也順應了城邦意識形態發展的需要。英雄崇拜通常是圍繞某個大墓發展起來的，崇拜的對象是史詩里的英雄、建城者或某個具有神奇經歷和業績的死者，他們被認為即使在死后仍然有能力保護在周圍居住的人。因此，對每個英雄的崇拜都局限于比較小的范圍，但是特別多的英雄及其陵墓散落在城邦領土的不同點上，每個點的周圍都能聚集起一個崇拜群體，由此構建起村莊、部落和城邦之間的特殊關系。英雄崇拜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為城邦提供了親緣和地理上的認同，因此具有極強的政治象征意義。英雄崇拜與城邦同時出現并息息相關，城邦衰落之時，英雄崇拜即隨之衰落。

古風時代，圍繞各城邦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發展，荷馬時代奠定的希臘宗教禮儀制度出現了新的變化，每個城邦都構建了自己的宗教體系。萊庫古改革為斯巴達城邦開辟了政制發展的道路，也建立了與政制相匹配的宗教禮儀制度。斯巴達的主要節日是敘阿琴提亞節，這是斯巴達合并阿密克利并建立起城邦的重要標志。斯巴達人關于赫拉克勒斯的傳說、對國王的尊崇、“夠格者”制度以及各種節日等，都圍繞斯巴達的軍國主義統治而展開，是城邦政治的反映和表達。

雅典城邦的中心節日也與政治有關，泛雅典娜節、城市酒神節、統一節和豐收節等節日為城邦發展提供了歷史認同和神圣解釋。雅典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與宗教有著密切關系，梭倫改革涉及對宗教禮儀制度的改革，對葬禮的規模、女性的舉止等都做了細致規定。僭主庇西忒拉圖統治時期，創辦泛雅典娜節、城市酒神節等大型節日，為厄琉西斯秘儀大興土木，提升了雅典城邦的凝聚力。克里斯提尼建立了10個部落之間的酒神頌歌比賽，消融了派系斗爭，提升的也是城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益于民主制度的推動，厄琉西斯秘儀、狄奧尼索斯崇拜等原來不甚引人注目的小崇拜發展成為城邦慶祝的大節日，反過來也推動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說，雅典城邦的宗教禮儀制度清晰地表達了民主政治的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