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曾這樣總結自己的學習經驗：“學習，一定不要趕浪頭，趕時髦，要考慮自己的條件，從實際出發，循序漸進，扎扎實實，學一門就要努力學到手，要力求精通，否則就永遠是個半瓶醋。”劉伯承學的這一門是軍事學。

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共中央決定派劉伯承到蘇聯高級步兵學校學習軍事學。由此，劉伯承開始了鉆研軍事學的歷程。

被派往蘇聯學習的時候，劉伯承已36歲，這個年紀學外文已相對困難。但他從字母和發音開始，只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就攻克了外語關，并取得了俄文和其他各科的優秀成績。留學期間，劉伯承刻苦研讀外國軍事著作，積累了比較扎實的軍事理論素養。1930年，劉伯承學成回國，將這幾年所學付諸實踐。他擔任我黨專司軍事翻譯的軍委編譯科長，根據戰爭的緊迫需要，有針對性地翻譯、校譯了《蘇軍政治工作條例》、《蘇軍步兵戰斗條令》、《合同戰術》等多部蘇聯軍事論著。

據粗略統計，在戰爭年代，劉伯承參與翻譯的軍事著作總計數百萬字。在烽火連天、軍務繁多的環境下，還能從容自若、字斟句酌地翻譯如此大量的著作，在中外戰爭史上都屬罕見。劉伯承勤奮刻苦的治學精神，連敵軍中的有識之士也感慨不已。魯西戰役后，國民黨的一位軍事將領在日記中寫道：“有人告訴我，劉伯承廉潔虛心，不斷求知，以與政府（國民黨）將領比較，誠不啻鶴立雞群，如此，兩黨戰陣上之勝敗，不問可知。”

1950年南京軍事學院成立后，劉伯承幾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鉆研軍事科學和培養中高級軍事干部的事業上。為了讀到更多的軍事書，劉伯承盡一切努力搜集中外軍事書籍。他曾托時任我國駐印度大使的袁仲賢從國外給他買軍事書籍，也曾向何長工要當年紅軍大學的教材。為此，何長工和他訂了一個“君子協定”：紅大教材可以拿走，但是，軍事學院出什么教材也要送一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