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息泄露受影響最大的領域仍然是與大國有關的國際政治。從信息泄露情況來看，信息的機密程度越高，數量越大，其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越大。而這樣的信息主要是來自大國，信息泄露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與該國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是成正比的。

【關鍵詞】信息泄露  國際政治  信息安全  信息管理    【中圖分類號】TP393    【文獻標識碼】A

對國際政治而言，信息泄露早已不是新鮮事，自國際關系體系建立以來，秘密信息始終伴隨著國際政治的發展和演變。國際政治猶如海上的冰山，既有浮在水面上的，更有隱藏在水下的，一旦隱藏的部分突然浮出水面，必然會對整體造成一定的影響。近年來，西方國家屢屢發生國家機密信息泄露事件，不僅在本國引起軒然大波，更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

信息泄露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信息泄露體現了當前國際政治的平民化。早期的國家外交僅限于王室貴族、政府精英之間，民間不僅沒有機會參與，甚至連知情都做不到。以往國家信息泄露多是由于高級間諜竊取，或是高官的叛逃。普通公民或一般政府雇員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到國家層面的機密。由于信息技術的普及，當前信息泄露越來越多地呈現出平民化的特點，不再局限于精英、政府高層。維基解密的阿桑奇，泄露“棱鏡計劃”的斯諾登等，要么完全是政府之外的人士，要么只是政府的雇員，這使得能夠獲取機密信息的人群越來越擴大。

信息泄露數量巨大，可謂海量?，F代信息技術能夠存儲和處理海量的信息，比傳統時代紙質文件要多得多。因此，近年來信息的泄露也不是一份兩份的絕密文件，而是數量龐大的信息數據。例如“棱鏡門”事件中，斯諾登曝光的是美國政府的一整套監聽項目，在國際上引起一片嘩然。阿桑奇的維基解密曝光的僅是駐阿美軍的秘密文件就達到將近10萬份。正是因為信息泄露數量巨大，因此才會對國際政治中政治、經濟、安全等產生較大影響。由于海量信息的存在，其存儲、管理、傳輸等都需要大量的技術、人員來維持，或需要外包服務商，每增加一個環節，增加一名人員，就會有越來越多的非官方人員接觸到有關信息，信息泄露的可能性就會增大。

信息泄露者動機的不確定性，個人色彩明顯。近年來的典型信息泄露事件多是來自于民間人士，其泄露動機不一，但是與所泄露信息本身的政治關聯并不大。以“棱鏡門”事件為例，斯諾登與其泄露的信息之間并無太多利益關系，這些信息對于外國政府的意義遠比對斯諾登個人的意義大得多，而泄密者本人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其動機的個人色彩非常明顯。也因為如此，斯諾登這樣的泄密者被一些人追捧為“英雄”，充分說明了其行為的個人色彩。維基解密的阿桑奇自己認為政府或公共部門的信息應該公之于眾，應該是完全透明的，這樣才能保證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同樣是出于個人價值觀的動機。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選后，有人爆料俄羅斯“黑客”干預美國總統選舉，制造不利于特朗普對手希拉里的信息，使希拉里敗選。遺憾的是，至今也沒有拿出有說服力的任何證據。俄羅斯總統普京說，俄美關系成了美國國內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信息泄露的公眾關注程度高，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隨著信息技術的普及，信息泄露在公眾中的影響與日俱增，獲得了空前的關注度。以往信息泄露的影響多存在于政府高層之間，即使信息泄露了，也是政府之間談判、協調，盡力不擴大其影響，彼此之間有回旋的余地。對有些事件來說，信息被民眾所知比被外國政府所知更被動。近年的信息泄露事件，其泄露對象不只是外國政府或其他政治組織，而是整個社會，斯諾登最早就是將信息透露給媒體，媒體一旦披露，其傳播速度和范圍就無法控制。阿桑奇更是自己創立維基解密網站，直接將其所獲取的政府秘密文件公之于眾。所以這樣的情況發生之后，政府幾乎沒有退路，無論是被泄密的一方，還是獲知信息的一方都不得不面對信息泄露帶來的連鎖反應和公眾質疑。

信息泄露受影響最大的仍然是與大國有關的國際政治。從信息泄露情況來看，信息的機密程度越高，數量越大，其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越大。而這樣的信息主要是來自大國，信息泄露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與該國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是成正比的。信息價值對應著一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只有具備一定實力的大國，才會因戰略需求產生龐大且富有影響力的信息，也只有大國才擁有足夠的技術和資源來存儲、維護、獲取規模巨大并具有全球政治影響的信息。

信息泄露對國際政治的四大影響

信息泄露增加了國際合作的不確定性。在“棱鏡門”事件中，如果泄露的只是美國政府對本國公眾的監聽，只是本國國內事務，則其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是很小的，然而事件暴露出的是美國政府對多國政要的監聽，造成了國家間的不安全感，起碼在網絡安全領域，雙方的合作關系受到直接的影響。即使有關國家政府已經知道美國的監聽行為，但是民眾不知情，即使政府之間能夠達成一致，也不得不考慮重新調整合作事宜。

相關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話語權相對下降。在類似“棱鏡門事件”中，所涉及的都是大國不愿意為人所知的信息，缺少道義的基礎，這些信息的泄露直接沖擊了有關國家在國際上的聲譽，使其遭受了諸多指責。例如美國曾不遺余力地指責中國威脅美國的網絡安全，然而斯諾登卻曝出美國監聽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國政府和公民的通訊，雙重標準顯露無疑。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想通過自己的標準來打壓、指責他國就顯得缺乏底氣，其在國際問題上強推自己的意志就增加了困難，合作難度加大。

促使信息安全的國際合作方式調整。由于信息泄露越來越多地來自于不確定的個體，因此將他國完全視為信息安全的敵對對象既不可能，也沒必要。相反，國家信息安全離不開國際合作，在反恐、打擊跨國犯罪，防止核擴散等方面，尤其需要信息方面的合作。在當前形勢下，信息泄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即使技術先進如美國這樣的國家，都不能避免信息泄露的發生。但是與他國合作就必然有信息交流，同樣存在信息安全風險。斯諾登事件加深了歐盟國家對美國相關情報法律的認識，并推動了他們對通訊基礎設施進行嚴格的控制，鑒于美國法律監督上的漏洞，歐盟必須采取措施保護自身公民的隱私。因此未來國際政治中信息安全合作，會呈現出一種既相互合作又相互防范的趨勢，各國會在信息安全合作中，努力爭取自身的主導地位，并在二者之間尋找平衡。

促進西方國家國內社會的重構。由于政府和民眾在掌握信息方面的巨大鴻溝，因此政府的行為往往是單方面的。信息泄露所暴露出的政府行為，加大了信息安全與公民個人自由的爭議。但信息的泄露對普通民眾來說也是一次打開視野和參與相關問題討論的機會，同時也迫使政府對此進行回應。信息的泄露，使民眾獲知了政府等公共部門在履行職能時的真實行為，在信息泄露不能完全杜絕的情況下，如何確保安全，政府越來越不能獨自行動。從這一點來看，信息泄露直接損害的是政府的利益，但是對于民眾來說，卻是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良好契機。斯諾登事件其實是政府認知與個人認知之間的分裂，如果斯諾登認同美國政府的做法，那么這種泄密事件就不會發生，如果美國政府的行為得不到相當的認同，那么在任何環節都有發生泄漏的可能性，類似斯諾登的行為還會出現。所以對于斯諾登這樣個人行為導致的泄密事件，政府單靠技術上的加強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對于政府而言，需要與社會進行溝通和協調，重新調整信息安全政策，使政府行為更具有合法性，在國家信息安全問題上盡最大可能取得一致，這樣不僅可以減輕政府保密的負擔，而且能夠使調整后的政策更具有持久性和安全性。

信息泄露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不是簡單的惡化，而是進一步復雜化

從當前形勢來看，信息泄露不會就此終止，未來將仍然會以各種形式發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不是簡單的惡化，而是進一步復雜化。對于各國尤其是大國政府而言，是繼續通過管理上的加強和技術上的提高，增加信息的安全度，還是通過一定程度上重構國內社會關系以及對外關系，來從根本上減少不必要的秘密信息，這二者關系應該如何平衡，是必須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未來國家信息安全和信息泄露的發展趨勢，將圍繞這個基本點向前演變。

趨勢一：各國將繼續加強自身對于情報的掌握和信息安全的控制，力爭在技術上不再依賴他國。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尤其是近年來發達的社交媒體出現，在為人們生活、交往提供便利的同時，也成為違法犯罪的工具，尤其是對西方國家威脅極大的恐怖主義，早已對利用互聯網開展各類恐怖活動輕車熟路。未來一段時期，全球信息安全局勢將持續嚴峻復雜，竊密與反竊密活動更加活躍。由于當前信息泄露的特點是全方位的泄露，民眾、他國政府、恐怖分子都可以獲知信息，這是對國家最現實的威脅。因此出于維護國家安全考慮，各國會越來越加強對于信息的監控、獲取。例如2013年德國聯邦情報局就決定在未來五年投入一億歐元加強對互聯網的監控。總之，由于信息安全對于國家主權安全的重大意義，各國都將致力于掌控信息方面的主權，開展國際合作也只會在這一前提下進行。

趨勢二：安全與自由的觀念將持續博弈。毫無疑問，任何國家的信息泄露都會對其安全造成威脅，信息本身是為了安全，安全是基本的需求和保障，如果安全沒有受到威脅，那么自由就是人們追逐的目標。然而對于安全的界定，對自身安全狀況的認識，政府與民眾之間都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出于不同利益，信息泄露與保護之間的斗爭也會持續進行。對于政府之外的民眾來說，當然希望政府的秘密越少越好，也希望能在保護自身安全的基礎上，獲得更大程度的自由，甚至于在美國這樣的國家，民眾將政府也看作潛在的安全威脅之一。因此西方國家在如何權衡安全和公民隱私之間需要進行相當長時間的國內整合。

趨勢三：圍繞信息安全的不同理念的斗爭將持續進行。對于任何想要保證信息安全的國家來說，有關信息不泄露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對于應該保證哪些信息安全，采用哪些保證信息安全的手段等問題，不同國家之間的認識差異很大，標準不同，有的也采用雙重標準。對于信息安全的不同理念，以及各國為自身安全采取的單方面措施，將是今后各國開展信息安全合作的主要障礙。

趨勢四：信息領域的有效國際制度將逐漸規范，國內和國際社會出現信息扁平化趨勢。信息安全和經濟、軍事等傳統領域一樣，將成為國際政治中競爭與合作的主流領域，因此關于信息泄露、信息安全雖然存在著競爭甚至敵對沖突，但是各國最終會出于自身利益采取一定的合作態度。如同經濟、安全秩序一樣，關于信息方面的規范秩序也將在國際合作中逐漸建立。關系良好的國家之間會率先建立起來相應的信息安全合作制度，大國之間也會建立協調機制，在建立信息合作的國際制度過程中，誰能率先建立為國際社會所接受的理念和制度，成為該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誰就能在未來信息安全方面占據相應主動權。同時，由于信息泄露，信息的公開化和去獨占化，國內和國際社會出現了信息來源多樣化、信息結構扁平化趨勢。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吳賽對此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受教育部“區域與國別研究專項資金”項目資助】

【參考文獻】

①李恒陽：《后斯諾登時代的美歐網絡安全合作》，《美國研究》，2015年第3期。

②柳琰、郝宜家：《2015年國外信息安全態勢綜述》，《保密科學技術》，2015年第12期。

責編/孫垚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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