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國際關系理論視角下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理念的審視，有助于我們更清楚地理解，它是一個包括核心理念或愿景、理論話語或戰略、主要制度化展現或策略舉措等不同層面的十分復雜的系統性整體。就此而言，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理念顯然還處在一個初創性的階段。“一帶一路”戰略是我國政府自改革開放以來首次明確提出的具有重大國際或區域影響的（經濟）外交策略。這就意味著，我們不僅需要自覺意識到其與20世紀90年代初所采取的“韜光養晦”戰略的明顯不同，而且必須主動考慮到該戰略的實施推進幾乎必然會帶來的經濟本身之外的國際關系與社會政治影響。更重要、但也更具挑戰性的是，要想使“一帶一路”戰略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核心理念及其話語或戰略的標志性實踐，我們就必須充分考慮它們彼此之間的內在契合性或一致性。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 國際關系理論 國際戰略 外交策略 “一帶一路”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2.002
【作者簡介】郇慶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歐洲政治、環境政治和國外馬克思主義。主要著作有《生態文明建設十講》《綠色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綠色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等。
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在不同場合多次闡述了中國政府將致力于打造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關系新理念①，并構成了我國十八大以來國際（全球）政治參與和外交戰略的重要指導思想。當然，如何進一步將這一新理念的具體意涵做出基于嚴謹的學理分析的歸納概括，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國際關系戰略與外交策略（舉措）體系，還需要去做大量的研究性工作，而這正是社會科學尤其是國際關系理論學界的使命。
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第一個層面
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進行國際關系理論分析的第一個層面，是它作為對世界秩序或國際關系格局構型的核心性理念、理解或憧憬。筆者認為，與之相關的當代國際關系理論流派主要有兩個②：一是理想主義理論，二是建構主義理論。
現代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理想主義，又稱為法理主義或規范主義。它產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是對格勞修斯和康德等的理想主義政治哲學的直接繼承與發展，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他早在1889年就發表了《國家論》，提出應當使國家和世界民主化，即國際關系應當基于并致力于實現和平、合作與民主的（道德）理想。基于此，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提出了包括公開外交、集體安全、國際法律和民族自覺等的“十四點和平計劃”，也被稱為“威爾遜主義”。這一理念下的具體成果是1919年成立的國際聯盟和1929年由法國、美國等簽署的“非戰公約”。威爾遜等人的理想主義及其政治主張由于隨后發生的歷史事實而飽受譏諷，但這并不能完全抹殺其積極性的一面：對于人類價值及其善良本性的肯定，并主張依此來重構一種更為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呈現為與（新）現實主義的并非僅僅是理論意義上的對立——一種關于世界秩序或國際格局構型的替代性想象或愿景，而這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尤為需要。就此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完全可以理解為是這種理想主義國際關系思維傳統的傳承與延續，或者說來自當代中國的關于未來世界的一種理想主義勾畫。而與當年威爾遜版本的理想主義明顯不同的是，這一新理念真正體現了全球視野（而不再局限于大西洋兩岸）并明確地基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訴求，因而擁有雙重意義上的“道德制高點”③。
現代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建構主義，盡管其理論淵源紛繁復雜，但最直接的促動性現實則是1991年前蘇聯的解體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一體化及歐盟的發展。事實是，二者都對當代世界秩序或國際關系格局產生了巨大影響，而它們的發生又顯然不能簡單歸結為民族國家利益或權力競爭意義上的物質性因素。換言之，與大致屬于理性主義性質的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不同，建構主義在本體論上是反理性主義的，認為國際政治的社會性結構不僅僅影響著行為體的行為，更重要的是（將會）建構行為體的身份認同和利益需要；在世界觀上是理念主義的或非物質主義的——它雖然并不否認物質利益或權力的客觀存在及其重要性，但卻反對將其解釋為行為體行為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原因，而是堅持認為，權力主要是由觀念和文化情境所構建起來的。④具體到蘇聯解體和歐盟發展這兩個實例，在建構主義看來，對于前者而言，戈爾巴喬夫等人對國家安全觀念認知的變化以及隨后采取的政治決策發揮了關鍵性作用，而對于后者來說，一個不斷構建中的“歐洲（經濟、政治與文化）空間”概念一直深刻影響著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進展及其未來⑤。因而，建構主義理論的主旨或要義就在于，某種核心性理念的持續性建構終將轉換成為一種強勁的物質性力量，而這一點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來說尤其重要。也就是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既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全球政治理想，也不是一個軟弱無力的概念性存在，而是可以通過不斷地闡發、制度化以及與實踐互動而體現為一種現實（變革）性力量。
因而，從理論上說，無論是作為一種關于世界秩序或國際格局構型的理想，還是呈現為一種社會建構性力量的潛在可能性來說，“人類命運共同體”都有理由成為一種全新的國際戰略與外交策略的核心理念基礎。換言之，這樣一種未來世界構想不僅是值得我們自己期望或追求的，而且也是我們周圍或之外的其他國際政治主體的共同向往。但必須指出的是，尤其對于這一理念的提出與倡導者來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的意涵闡釋極其豐富，絕不能停留或局限于觀念創制本身——更不能成為一種聽起來很美好或政治正確的話語性說辭，而是必須立足或依托于當代中國的國際政治參與實踐。正因為如此，可以說，我國政府2015年前后在達成、簽署和批準生效《巴黎協定》上的實際行動，是對這一理念的生態維度最令人信服的詮釋。
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第二個層面
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進行國際關系理論分析的第二個層面，是它作為核心理念進一步展開與細化的國際關系戰略話語或制度框架選擇。筆者認為，在這個層面上尤其值得關注或可作為參照的理論，包括美國的“軟實力”或“巧實力”話語或戰略（霸權理論）、歐盟的“規范性強權”話語或戰略（準霸權理論）、我國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或戰略（反霸權理論）。
“軟實力”理論主要是由哈佛大學學者約瑟夫·奈于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⑥其基本觀點是，在冷戰結束后的當代國際政治中，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性正在不斷增加，美國應該學會運用自己的“巧實力”，即明智地組合使用“硬實力”和“軟實力”。在奈看來，所謂實力就是影響他人行為，從而實現自己目的的能力，相應地，“硬實力”是一種強制力，主要包括軍事、經濟、科技等方面的實力，而“軟實力”是一種吸引力，主要包括文化、價值觀和政策等方面的實力。可以看出，奈的本意并非是簡單肯定或宣揚美國“軟實力”的強大，而是建議美國政府能夠與時俱進，更主動地發揮“軟實力”的補充性作用，從而繼續維持其全球性霸權地位。其實，當時的美國政府在何種意義上真正采納了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是大可懷疑的，但后來的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的確對此贊賞有加，并使之成為奧巴馬政府（2008～2012）外交政策的一個標志性話語或口號。
而需要指出的是，“軟實力”或“巧實力”話語或戰略，一方面在本質上是服務于美國的全球霸權目標的，也就是說，它仍是一種霸權理論，尤其是并不與美國建立在依然強大的經濟、軍事與科技實力基礎上的霸權現實和需要相沖突，另一方面又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折射或回應了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及其能力的下降趨勢，作為選項，需要借助于變化相對滯緩的制度構架和文化價值的吸引力來延續其霸權優勢。
“規范性強權”話語或戰略，是歐洲學者在21世紀初提出并逐漸得到歐盟官方認可的一種理論。⑦其基本看法是，作為近半個世紀歐洲一體化實力展現和制度化成果的歐盟，已經有充分理由宣稱是現行國際關系秩序或架構的“改革者”，因為，如今的歐盟至少擁有如下5個方面的“資源”或“實力”：對自身作為規范性權力或角色的認同、物質實力、動員其資源并發揮相應影響的技能、樂于且有能力支持歐盟外交政策議程的合作者、有利的國際制度框架⑧。基于此，在歐洲理事會2003年最早提出的《歐洲安全戰略》文件中，歐盟對“安全”做了一種意涵寬泛的界定，并將自身定位于包括“以非軍事力量為主的強權”“民事強權”或“文明強權”等多重含義在內的“民事力量”或“規范性強權”。總之，歐盟希望通過主動設定國際（全球）議程及其規則，然后采取“說服、誘使、商談、施壓”以及非軍事的強迫等手段，來展現其全球性影響或“軟實力”。應該說，歐盟的“規范性強權”話語或戰略，一方面也是一種霸權或準霸權戰略，旨在借助自己的全球話語規范創制能力和榜樣示范來改變冷戰結束后的單極性世界格局，即美國霸權，同時也彰顯自己的全球性影響或“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并非是單純地依賴于所謂的“軟實力”，世界第一的經濟體量和貿易總額、作為世界第二主要貨幣的歐元、強大的科研實力與人口素質，都是重要的基礎性或“硬實力”支撐。當然，這種“準霸權”話語或戰略迄今為止并不是特別成功，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及其之后歐盟在國際氣候變化政治中的漸趨邊緣化就是例證，其中，歐盟的“軟實力”目標與“硬實力”支撐之間的缺乏協調和對美國的過度依賴，是最主要的制約性因素⑨。
相比之下，我國政府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或戰略，是毛澤東主席依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關系的新格局對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及其敵友關系的總體性判斷。⑩這一論斷萌芽于20世紀40年代的“中間地帶論”思想，雛形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的“中間地帶論外交戰略”，完整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初。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首次公開闡述了這一理論：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是第一世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第二世界，而處在這兩大陣營之間的一大批獲得政治獨立不久的發展中國家屬于第三世界。應該指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在本質上是一種反霸權的理論，而不是尋求霸權的理論。針對20世紀70年代初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及其集團的世界霸權競爭所呈現出的暫時性均勢局面，一方面，中國將自身定位于兩大霸權集團之外的第三世界成員，而這就意味著，我們明確選擇了“不稱霸”或“反霸權”的戰略目標，并因此成為我們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重要話語口號或政治利器——一份迄今為止仍意義重大的“政治遺產”，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通過反對國際政治中最主要的霸權行徑或威脅——無論是來自美國還是蘇聯——來爭取到對自身更有利的發展國際空間。事實也是如此，我國正是在應對蘇聯軍事擴張威脅甚至是邊境入侵的過程中，逐漸實現了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關系恢復乃至正常化，而后者則構成了我國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國策得以實施的國際環境前提。
必須指出，“軟實力”或“巧實力”“規范性強權”“三個世界劃分”的話語或戰略，有著美歐中三方各自的明確意涵界定和適用時間范圍，并不能做簡單的對照性比較或優劣評判。但它們的共同啟迪價值在于，一種國際關系話語或戰略要想被付諸實施或取得成功，就必須自覺服務于并內在契合一個更為根本性的關于世界秩序或國際關系格局構型的核心理念、理解或憧憬。正是這一點，在筆者看來，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種國際關系話語或戰略的進一步闡發至關重要。?概括地說，筆者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關系話語或戰略意蘊包含如下兩個層面：其一，從根本上說，它是新中國乃至近代社會以來，一直不懈追求的一種和平、公正、和諧的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同時也是全世界最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愿望與福祉；其二，在現實中，仍長期處在不斷改革開放進程中的當代中國將會本著“和平共存、包容互鑒”的原則與方法實現自身發展、做出中國貢獻，尤其體現為倡導政治上的“合作伙伴主義”、安全上的“集體協商主義”、經濟上的“開放包容主義”、文化上的“和而不同主義”、環境上的“自然保護主義”（也就是“五大支柱”）。
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第三個層面
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進行國際關系理論分析的第三個層面，是它作為對世界秩序或國際關系格局構型的核心性理念以及作為國際關系話語或戰略的主要制度化展現或策略舉措。在筆者看來，這個層面上尤其值得關注或可作為參照的外交策略或重大舉措，包括美國的“歐洲復興計劃”（二次大戰結束后的贏取霸權戰略）、美國的“顏色革命”戰略（冷戰結束后的擴張霸權戰略）、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服務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理念的重大舉措）。
“歐洲復興計劃”，又稱為“馬歇爾計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的計劃，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最早是由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于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提出的。其大意是，美國已經為幫助歐洲復興做好了準備，希望歐洲人團結起來，共同規劃一個他們自己的重建歐洲計劃，而美國將會為這一計劃的實施提供所需資金。有趣的是，美國政府最初并不想過度聲張此事，相反，估計這一計劃不會得到美國民眾的歡迎，演講現場特意沒有邀請任何美國記者，甚至杜魯門總統還專門在同日舉行了一場記者招待會，來轉移國內媒體的注意力。該計劃于1948年4月正式啟動，并持續了4個財政年度。期間，西歐各國通過參加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共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1.5億美元。
“歐洲復興計劃”的實施，至少帶來了如下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促進了西歐經濟的復蘇以及隨后的騰飛。1948～1952年是歐洲歷史上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工業生產增長了35%，而農業生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戰前的水平，戰后最初幾年的貧窮和饑餓現象迅速消失，西歐經濟開啟了長達20年的高速增長；二是推動了跨大西洋政治聯盟和東西歐（方）分裂對峙格局的形成。歐洲經濟狀況的快速穩定，嚴重弱化了西歐各國內部的左翼政治力量，而圍繞著計劃實施變得不斷緊密的跨大西洋經貿關系，以及中東歐國家拒絕加入該計劃，可以理解為歐洲分裂甚或東西方對峙的最直接表現；三是促進了歐洲一體化的快速啟動。西歐各國長久的確保歐洲和平與繁榮的共同愿望，以及與蘇聯領導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政治對抗的需要，使得馬歇爾計劃的實施過程同時成為歐洲一體化克服諸多困難的過程。當然，“歐洲復興計劃”并不像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稱贊的那樣是“人類歷史上最慷慨的舉動”，也不能把歐洲戰后的快速復蘇與持續繁榮都歸功于該計劃?，但客觀而言，這的確是美國政府組織實施的并不多見的較為成功的重大外交行動，可以說一舉確立了美國相對于西歐各國的全面領袖或“霸主”地位。而這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該計劃與人道主義精神、反法西斯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理想、抵御共產主義威脅等國際關系話語或戰略，至少在形式上展現了一種較高程度的一致性。
相比之下，美國政府在冷戰結束后介入甚或策劃的一系列“顏色革命”行動，就已在很大程度上呈現為赤裸裸的擴張全球霸權行徑，并飽受詬病。嚴格說來，通過和平手段而非武力介入來改變自己反對或不喜歡的另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一直是美國所頻繁采用的國際政治干預或霸權手段，而且并非像其宣稱的那樣是為了促進世界民主或自由的目的。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20世紀50年代初由時任國會議員約翰·杜勒斯最先提出的“和平演變”戰略，認為西方國家可以通過貸款、貿易、科技等各種手段來誘惑屬于社會主義陣營的中東歐國家，促使他們逐漸向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制度靠攏，并最終實現向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在杜勒斯的鼓吹下，艾森豪威爾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取勝”戰略，以促進蘇聯以及其他國家共產黨“內部的變化”。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發生后，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并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目標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并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1957年6月，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又宣稱，資本主義世界要有這樣一個“基本信念”：“如果他們（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話，他們的后代將獲得自由。”?也正因為如此，美國政府喜歡把20世紀80年代末發生的中東歐國家政治劇變稱為“和平演變”戰略的“勝利”。而這一戰略的新版本或升級版，就是世紀之交開始發生在中亞、東歐獨聯體、中東地區等國家的所謂“顏色革命”或“花朵革命”。這些政治或政權變革活動的本意是指，新興社會政治力量在國家主權、民主與普世價值的旗幟下，通過和平與非暴力的方式來反抗他們所認為的反民主或獨裁政府，并希望由自己來執掌政權，比如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坦、埃及等國家所發生的政權更迭。一般而言，雖然這其中往往會伴隨著大規模和持續的社會政治動蕩，但并沒有嚴重的軍事手段運用和大批人員傷亡。但問題是，在這些形形色色的“顏色革命”中，我們都可以清晰地發現美國政府的“影子”——無論是采取非政府組織直接介入還是資金扶持國內反對派的方式，而據說基于吉恩·夏普所謂的“非暴力戰爭”理論的各種推動“顏色革命”的策略戰術已經有198種之多?。
因而，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美國無疑仍具有策動或促成某種“顏色革命”的經濟“硬實力”或文化“軟實力”，但它在“顏色革命”中的所作所為已經越來越難以保持與其國際關系核心理念、主要話語或戰略的哪怕是形式上的一致性——伊拉克戰爭十年多后的民主政治亂局和敘利亞目前的人道主義災難就是明證。
“一帶一路”是我國政府近年來提出的重大國家發展與國際合作戰略舉措，其全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依據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其主要內容包括：發揮新疆獨特的區位優勢和向西開放的重要窗口作用，深化與中亞、南亞、西亞等國家交流合作，形成絲綢之路經濟帶上重要的交通樞紐、商貿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利用長三角、珠三角、海峽西岸、環渤海等經濟開放程度高、經濟實力強、輻射帶動作用大的優勢，加快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支持福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可以看出，“一帶一路”戰略是以促進我國經濟領域的進一步開放與國際合作為主旨的、是以我國周邊沿路（帶）國家和地區為參與主體的、是更多基于我國的倡導性引領作用的新型多邊合作重大舉措。?
很顯然，我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并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美國“顏色革命”戰略或“歐洲復興計劃”?，因而不能做過于簡單的直接對比或聯想——比如經濟影響力或政治模式的對外輸出。但也必須看到，它的確是我國政府自改革開放以來首次明確提出的具有重大國際或區域影響的（經濟）外交策略或舉動——比如在地理范圍上并不僅僅局限于附近的亞太鄰國，而是會深入到歐洲或歐盟的腹地（例如希臘和德國）。這就意味著，我們不僅需要自覺意識到它與20世紀90年代初所采取的“韜光養晦”戰略（更多是國內政治取向或內斂性的）的明顯不同，而且必須主動考慮到它的實施推進幾乎必然會帶來的經濟本身之外的國際關系與社會政治影響。相應地，我們將會越來越難以像以往那樣呈現為或聲稱是一個完全中立的“利益攸關方”——無論是實在的物質經濟利益還是所關涉的社會政治與文化價值。比如，當一個經濟開發項目需要穿越合作國家中某一個自然生態或歷史文化獨特區域時，我們的決策考量絕不應僅僅是經濟性的，甚至，合作國家政府如何分配這種經濟合作項目所產生的經濟收益，也不再是一個與我們完全無關的問題。
更重要、但也更具挑戰性的是，要想使“一帶一路”戰略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核心理念及其話語或戰略的標志性實踐，那么，我們就必須充分考慮它們彼此之間的內在契合性或一致性。無疑，“一帶一路”戰略展示了我國在世界經濟政治日益走向不確定時代——特別是由于少數歐美發達國家全球性統治力的衰減——將會做出更大貢獻與擔當的決心和意愿，但也必須看到，我國當前的發展中國家性質和經濟轉型特征決定了“一帶一路”戰略在很大程度上仍將是合作而不是援助、倡導而不是領導、以我為主而不是普惠分享。可以說，正是這種本質上的平等合作、共建共享決定了“一帶一路”戰略與長期以來歐美國家主導的霸權戰略或對外援助戰略的實質性區別。但也正是這一點，構成了我國政府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巨大挑戰——同時在話語或戰略層面上和策略舉措落實層面上：比如，如何辯證理解以我為主和責任擔當之間的關系、如何正確回應沿路（帶）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期待（有時也許是過高的期待）、如何適當處理與也許是屬于更發達國家和地區間的多維關系（尤其是經濟之外的社會生態維度），等等?。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或回答，都將有賴于不斷拓展與深化的“一帶一路”戰略實踐，也有賴于不斷豐富與完善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關系理論。
綜上所述，國際關系理論視角下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理念的審視，有助于我們更清楚地理解，它是一個包括核心理念或愿景、理論話語或戰略、主要制度化展現或策略舉措等不同層面的十分復雜的系統性整體。就此而言，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它顯然還處在一個初創性的階段。尤其需要強調的是，我們需要更自覺地從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或戰略高度，來不斷地提升或重構包括“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上海合作組織”“博鰲亞洲論壇”“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孔子學院”等在內的多元外交舉措，從而在共創世界美好未來的過程中實現中國的持續發展與進步。
注釋
【1】對此最為系統全面的闡述應是習近平主席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屆聯大會議上發表的講話《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其中明確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五大支柱”：政治上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安全上要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經濟上要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文化上要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環境上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
【2】倪世雄等：《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白云真、李開盛：《國際關系理論流派概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3】于洪君：《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推動中國與世界良性互動》，《當代世界》，2013年第12期，第12～13頁。
【4】李穎：《西方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評介》，《國際政治研究》，2002年第4期，第33～40頁。
【5】正如托尼·朱特（Tony Judt）所指出的：“歐洲共同體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更為廣泛的泛歐愿景的核心部分。如果沒有這個神話，締造了‘歐洲’（即歐盟，引者注）的一切，都將只是各種特定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案。”［美］托尼·朱特：《論歐洲》，王晨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3頁；另外，參見李明明：《建構主義的歐洲一體化理論探析》，《歐洲研究》，2003年第3期，第48～58頁。
【6】張弛：《約瑟夫·奈軟實力理論的反思及啟示》，《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第67～70頁。
【7】Ian Manners, "A normative power Europe: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02, 40/2, pp.235-258.
【8】［德］漢斯·莫爾、白云真：《未來全球安全與經濟秩序中的歐盟》，《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2期，第67～76頁。
【9】張亞中：《歐盟的全球政治角色：目標與限制》，《歐洲研究》，2012年第3期，第28～38頁。
【10】宮力：《“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對當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8期，第24～30頁；李捷：《世界多極化趨勢與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02～110頁。
【11】趙可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背景與理論定位》，《學習時報》，2017年4月3日；毛莉、張君榮：《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世界胸懷》，《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2月29日。
【12】畢健康：《馬歇爾計劃對西歐經濟的影響》，《美國研究》，1992年第4期，第87～103頁。
【13】王新謙：《從馬歇爾計劃看美國的實用主義本質》，《河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第3期，第131～135頁；李申：《杜魯門主義的續篇——簡評馬歇爾計劃的歷史背景及作用》，《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2年第1期，第82～87頁。
【14】王朝文：《對美國“和平演變”戰略的歷史考察》，《高校社會科學》，1991年第1期，第60～65頁。
【15】馬鐘成：《美國“顏色革命”戰略及其應對思路探討》，《探索》，2015年第1期，第165～173頁。
【16】劇錦文：《“一帶一路”戰略的意義、機遇與挑戰》，《經濟日報》，2015年4月2日。
【17】王義桅：《“一帶一路”絕非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求是》，2015年第12期，第55～56頁。
【18】陸南泉：《中國倡導“一帶一路”戰略的意義與風險》，《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12期，第93～97頁。
Understanding the Three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Huan Qingzhi
Abstract: Reviewing the new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more clearly that it is a complex system consisting of core ideas or vision, theoretical discourse or strategy, and major institutional representation or strategic action. In this regard, we must be soberly aware that the new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is obviously in a beginning stage.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is the first (economic) diplomatic strategy or action with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or regional influence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means that we need not only be aware that it is clearly different from the strategy of "keeping a low profile" adopted in the early 1990s, but also must proactively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fluence its implementation will almost certainly have o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ciety and politics. What is more important and also more challenging is that in order to ge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become a symbolic practice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and its discourse or strategy, we must take full account of their internal fitness or consistency.
Keywords: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rategy, Diplomatic strategy,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