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后期開始，梁曉聲的創作轉向為平民代言。這個主導傾向一直持續至今。他既眷注回城知青、下崗工人、進城農民以及其他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體會他們的人生艱辛，批評社會不公，也以善意的眼光發掘普通平民身上的人性美、人情美，同時也并不回避審視平民階層的精神弱點。這種包含著自省精神的平民本位立場，不僅體現在他的虛構性文學作品中，也體現在他的自傳性寫作中，以及他的評論性隨筆中。他在散文《緊繃的小街》中說，因為不忍心讓小販們失去賴以謀生的方寸之地而拒絕去呼吁治理小區外的占道經營現象，盡管這種占道經營所造成的擁堵、不衛生給包括“我”在內的小區居民也帶來了很大的不便。這一點不忍之心，讓我非常感動，看過后便久久難忘。他的《父親》《母親》《又是中秋》《兄長》《小姨》等自傳性作品中所傳達出的親情、友情，更是他用以溫暖人生的火炬。《父親》獲得了1984年的全國短篇小說獎。
梁曉聲既有廣博的悲憫情懷，也有激烈的社會批判意識。他在《浮城》等荒誕現實主義作品中，在《郁悶的中國人》等社會剖析著作中，分析中國人的生存狀況，剖析中國人的精神狀態，批判種種庸常之惡。他投向這個世界的目光既犀利又溫情。當他剖析世態人心的時候，始終拒絕把自己神圣化，他視自己為平凡人中的一員，對自己的一念之失也毫不留情地進行自我拷問。梁曉聲的平民立場中有著堅定的道德擔當。以他道德擔當為使命的時候，就把文學性放在思想性之后了。
迄今為止，梁曉聲的創作已經超過2000萬字，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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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曉聲1977年復旦大學畢業后先在北京電影制片廠工作，1988年調入北京兒童電影制片廠，直到2002年才轉行，調到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成為一名大學教授。作為同事，梁曉聲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強烈的責任心和濃厚的人情味。
梁曉聲一到大學，就完全投入到教書這一行當中，絲毫沒覺得名作家有什么特殊的。他先后獨立給中文系本科生開設了“小說創作與欣賞”“散文寫作”“文學影視評論”3門選修課，又和同事合開了一門“情感教育”課。學生賈焱回憶說：“原本以為大作家講課隨口就來，應該是不需要備課的吧。然而，梁老師在課堂上，手中卻拿著一份講義。我這才知道他每節課都要認真準備，親手寫講稿。”“梁老師每節課都會提前十五分鐘到教室。有時閉目養神，而更多時候是為了和早來的同學聊天。談文學，談人生，天南海北，無所不包。梁老師總是給予青年學生最熱心的幫助，最誠摯的忠告。”
在寫作指導方面，梁曉聲竭力幫助學生克服習作中“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玄飄虛甜”之風，鼓勵他們到真實粗糲的現實生活中去尋找富有精神深度的素材。男生俞德術是個從大山深處走出來的農家學子，他的小說《父親》寫了鄉村貧困而苦悶的生活，梁曉聲高興地夸這是一篇“情懷濃郁”的“力作”，因為它包含著直面人生的“大勇氣”。女生楊燕群的散文《阿婆謠》寫自己的祖母，那是一個一輩子辛勞不止而又從不嘆怨命運的侗族老人。梁曉聲感嘆說：“她身上閃耀著一種最底層的民眾身上所具有的渾樸的本能的人生詩性。我們若同情她的辛勞不止，會顯得我們自己太不知人生的況味。”
梁曉聲以這些優秀習作為例，告訴學生，應該要謹慎地對待寫什么的問題，只有選材上與眾不同才可能具備藝術個性。課上課下，他經常問學生：“最近有什么作品需要老師幫忙修改的嗎？”“以前的習作也可以呀，拿來老師幫你看看。”他給學生的作業寫評語，最長的竟達到5000多字。除俞德術、楊燕群外，經他培養而走出北語的青年作家還有付秀瑩、左文萍。他們最初的習作，多發表在梁曉聲用稿費資助學生辦起的文學刊物《文音》和北語原有的學生文學刊物《來園》上。
初來北語，梁曉聲原先并不準備帶研究生，但不久，他還是滿足學生的心愿擔任起碩士研究生導師。在工作安排上，他一貫多從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由于北語沒有文學創作專業的研究生，15年間，梁曉聲先后帶出的23名研究生都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有時他會從學生找工作的立場議論道：“我們的同學畢業后多數都是當編輯、當記者的，我們為什么不多訓練訓練他們記敘描寫、采訪編輯這些一般的中文能力呢？”可是一旦看起論文來，他又會立刻進入學者角色，非常專業地投入到文學作品內涵、思想史意義的發掘上。
每當遇到學生不能從人類文明的高度來審視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的得與失時，梁曉聲便忍不住要提到雨果。《九三年》中，旺代叛軍領袖朗德納克剛逃出重圍又不顧生死重返火場救下3個就要被大火吞噬的孩子，革命軍領袖郭萬深受感動而主動替他赴死。這種超越生死的人道情感，梁曉聲認為這是人文精神的巔峰，每每成為他用以比較的標桿。
等到論文答辯的時候，一般學生的論文都修改過幾道了，但由于各人能力不同，論文質量也就高低有別。梁曉聲敏銳的眼光和寬厚的性格之間便會形成一種張力，使得答辯會場既激情流淌，而最終又歸于其樂融融。他總是非常認真地激辯作品的價值立場問題，然后再寬慰年輕人以后慢慢再做深入思考。每年的本科和碩士答辯都在五月下旬，那時天氣已經熱了，他的頸椎卻不能吹空調，他總是在短袖外面再套一件高領棉坎肩。他這套反季節的“奇裝異服”可算是北語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答辯場年年獨有的景觀了。
十幾年間，北語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五六位教師一直共用一間大辦公室。梁曉聲是教研室的老大哥，因為他的熱誠，大家原先彬彬有禮的同事關系便轉換成兄弟姐妹、左鄰右舍的關系了。梁曉聲的辦公桌，是東側窗邊的第一個位子，但他一般更愿意坐在中間的公用沙發上，那里空間比較廣闊。沒人的時候，他會處理自己的信件、批改學生的作業；有人的時候，他便侃侃而談。課堂上有什么好苗子，他必定會喜悅地傾訴給在場的同事；他自己近期的所思所感，也會坦率地與你交流。而他自己的創作，多半回家才寫。約學生談論文，他更愿意帶他們到飯館去，就手為愛徒的肚子增加點油水。關懷學生學業的同時，他還為他們的就業、婚事操心。他從沒有覺得自己是有恩之師。想到學生們離開父母在這個城市里獨自闖蕩，有許多事自己都幫不上忙，他“夜難寐時，捫心自問”，就覺得“實愧人師”。
2006年，梁曉聲被評為“全國師德標兵”。2015年，教研室的辦公條件改善了，年紀稍大一點的都有了獨立辦公室，我們欣喜之余也不免感到遺憾，因為大家見面的機會明顯減少了。
盡管身在大學校園，但梁曉聲教育的視野卻不限于大學圍墻。2015年他出版了《小學生如何寫好作文》《中學生如何寫好作文》兩本作文指導書。梁曉聲不僅反對僅僅把作文看作掙分數的手段，也不贊成僅僅把作文當作訓練文字的途徑，而是把作文看作“關乎一個人一生的生活和事業”的大業。在梁曉聲看來，作文能使人避免成為感性腦區僵化的“半腦人”。他說：“作文一事對于小學生而言，首先是激活、開發他們感性腦區潛能，訓練、提升感性腦區與理性腦區潛能相互配合的活動。這種活動是人類偉大創造力的開始，也是小學生作文教與學的宗旨。”由此可見，梁曉聲是從維護人類生命完整性的角度來確立作文的意義，其作文觀內含著關懷生命存在的人文情懷。
作者：李玲，女，福建周寧人，文學博士，現為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兼任冰心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老舍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茅盾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女性文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出版專著《中國現代文學的性別意識》《書生鄧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