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應用修正后的中國地方經濟社會公平度評價體系，結合相關的公開統計數據，對河北省11地市底線公平度、機會公平度、分配公平度分別進行了測算。在此基礎上，計算了11地市的經濟社會公平度。根據各地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總體得分和分項得分，提出了今后進一步提升各地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對策措施。

指標體系：中國地方經濟社會公平度評價體系。

測評范圍：河北省11地市。

數據來源：《河北經濟年鑒2016》、河北省各地市2015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河北省各地市2015年度財政預算執行情況報告、《中國民政統計年鑒2016》。

測評結果：

主要發現：

·保定：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1地市中排在首位。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機會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均得分較高（分別位列第5、第1），但底線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7）。該市底線公平度排名靠后主要與其城鄉低保人數占總人數的比重較高有關。為此，對于保定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邢臺：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1個地市中位列第6。該市具有排名較高的分配公平度（位列第3），但機會公平度和底線公平度排名靠后（均位列第9）。該市城鄉低保人數占總人數比重較高。為此，對于邢臺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提高適齡兒童少年入學率和鞏固率，進一步加大掃盲力度，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張家口：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1個地市中排在末位。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雖然該市分配公平度排名居中（位列第6），但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均位列第11）。該市的城鄉低保人數占總人數的比重偏高，生活水平公平度、收入水平公平度排名相對靠后。為此，對于張家口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采取積極的措施努力縮小城鄉居民消費以及收入水平差距，提高適齡兒童少年入學率和鞏固率，進一步加大掃盲力度，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幾個重點。

“公平”是以“善治”為核心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治理所要實現的重要目標之一，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決定因素。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20次提到“公平”一詞，充分說明公平在現代治理理論與實踐中的重要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新年賀詞中明確指出，“推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讓國家變得更加富強、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讓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2015年4月28日，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們要始終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也對“機會公平”“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等有所論述。此前發布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則進一步地提出“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實際出發，把握發展新特征，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當前，測度中國縣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現狀，總結縣域地區在公平發展方面的成功經驗，發現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對于了解和改善中國縣域地區經濟社會公平程度，以及推進整個國家經濟社會更加公平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這也是我們在過去一段時期一直堅持對縣市經濟社會公平度展開測評的主要初衷。同時，處于省（直轄市、自治區）和縣市之間的地市一級，在區域經濟調控、要素資源配置、產業結構調整、城鄉發展統籌等方面有著異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對其經濟社會公平程度的研究和評價同樣不可忽視、不可或缺。

河北省地處華北平原的北部，兼跨內蒙古高原。全省中環首都北京和北方重要商埠天津，北與遼寧、內蒙古為鄰，西靠山西，南與河南、山東接壤，東臨渤海，區位優勢明顯。“十二五”時期是河北發展迎來重大歷史機遇并取得重要發展成就的五年，河北省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抓住各項發展機遇，積極應對經濟持續下行壓力，開創了各項事業發展的新局面。

中共中央歷來重視河北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視察河北，并多次就河北工作發表重要講話、作出重要指示。2017年1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河北省張家口市，考察脫貧攻堅和北京冬奧會籌辦工作。201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河北設立國家級新區——雄安新區。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在新形勢下，河北正在緊抓機遇，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注重促進社會公平公正、增進人民福祉，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加快實現，讓人民更多更公平地享受改革發展成果。

人民論壇測評中心在所構建的以縣市為測度單位的經濟社會公平度測評理論模型基礎上，通過對具體指標進行進一步修正和完善，建立了中國地方經濟社會公平度評價體系。現根據2016年河北統計年鑒等提供的公開統計數據，對河北省11地市的經濟社會公平度進行了測評、排名、比較和進一步分析。我們寄希望于通過這種系統性的研究，對各地市“十二五”時期推進經濟社會公平發展的主要做法、有效經驗給予一定的展現。當然，因為這里是以2015年的相關數據為基礎來實施測評，以至于測評結果與當前各地市的基本情況難免存在偏差。因此，我們更多期待的是通過這種方式的測評和比較分析，為各地市在“十三五”時期促進經濟社會公平度進一步提升，提供參考和借鑒。

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依據與數據的選取

在構建經濟社會公平度測評理論模型的過程中，我們主要遵循了全面性、敏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動態性五個基本原則，以用最適宜的指標來客觀評價公平程度為導向，以我國地市一級目前所處的實際發展階段和經濟社會狀況為根本前提，最終選擇了阿瑪蒂亞•森的正義觀和馬克思的公平分配理論作為依據，搭建了功能公平、可行能力公平以及結果公平三個維度，確定了底線公平、機會公平和分配公平三個一級指標。而在指標數據選取方面，則是充分建立在數據的可獲取性之基礎上，具體指標選取的理論依據以及所選擇的指標數據說明如下。

底線公平

早期與公平有關的評價指標體系中，多以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低保參保率來衡量底線公平。對于這一點，我們有不同的看法，其具體原因如下：第一，福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與有關的實證研究均表明，過分追求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應保盡保率，會削弱這部分人口中很多人的勞動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滋生等、靠、要等消極思想；第二，類似“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道理，長期來看，與其給予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基本的生活保障，倒不如加快完善相關的就業政策、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讓這些人能夠通過自身的勞動和努力來擺脫貧困。由此，我們沒有選擇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應保盡保率，轉而將貧困率確定為衡量底線公平的一項核心指標。在此基礎上，結合數據的可得性，最終選取以一個地市的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參保人數占該地市年末（常住）總人數的比重來近似衡量這一指標。

此外，自1978年我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就長期存在。在這種二元的結構和格局下，我國城鄉之間公共基礎設施、人均收入水平、市場化進程等方面始終存在較大差距，并進一步導致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長期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國內外相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均表明，生活水平是衡量人們衣食住用等基本生活底線實際情況的一項重要指標。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人們的日常生活水平，愈加能夠通過生活消費方面的支出水平給予直觀反映。由此，以保證指標間的可加性和可比性為準則，結合目前中國絕大多數農村地區人均消費支出普遍低于城市地區人均消費支出這一現實情況，我們選取以一個地市鄉村、城鎮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比，來衡量該地市城鄉居民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公平程度。

機會公平

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這推動了人們需求層次的相應提升，使人們更加關注個人的發展機會問題。而綜合西方的人力資本理論以及我國地市一級經濟社會的實際發展情況，我們推定，在地市層面，九年義務教育、中高等教育在培養和提升人力資本方面有著基礎性的地位，特別是中高等教育，近幾年來在這方面的作用持續提高。通過查閱相關文獻，我們發現，關于這方面的推定，也被大量與人力資本有關的國內外研究所證實。

之前我們在測評中，選取以一個地市的中學教育完成率來衡量該地市人口在發展機會方面的公平程度。但是此次測評中，我們將以一個地市的文盲人口占1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來衡量該地市人口在發展機會方面的公平程度。之所以這樣做基于兩方面考慮，一方面由于河北省一些地市關于中學教育完成率的數據未在相關公開統計資料中有所展現，另一方面基于當下我國人口空間流動速度快的特點，通過借鑒已有相關實證研究，我們發現文盲率（即文盲人口占1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與經濟、教育發展水平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這包括：文盲率的變化會引起經濟及教育發展水平的變化；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能引起文盲率教育發展水平的變化；教育發展水平的變化亦能引起經濟及文盲率的變化。

分配公平

要全面而系統地衡量經濟社會公平程度，除了需要考慮底線公平和機會公平外，還需考慮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以及“效率和公平并重”兩個具有階段性特征的分配原則，我國的經濟社會取得了飛速發展，但同時，城鄉、地區、行業、職位間的收入差距也被拉大。從整個國家層面來看，用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進入本世紀就開始超過“0.4”這一國際警戒線，盡管其近幾年來出現一定的緩和趨勢，但仍處于較高水平。因此進入本世紀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和實現公平，成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和重點。“十三五”規劃綱要更是明確提出要“正確處理公平和效率關系，堅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規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調整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縮小全社會收入差距”。

有鑒于此，我們選擇了以初次分配公平度和再分配公平度兩個指標，來衡量收入分配上的總體公平度。在此基礎上，結合數據的可得性，進一步選取以一個地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百分比以及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百分比，來反映該地市經濟社會初次分配公平度以及再分配公平度。其中，在測算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我們借鑒了《中國經濟周刊》中國經濟研究院所曾采用的做法，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城鎮人口占比。

此外，鑒于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近年來長期存在，而這種二元結構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的城鄉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限制了城鄉收入分配公平度的快速提升。因此在分配公平方面，城鄉居民間的人均收入差距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同時，為保持數據指標的可比性和可加性，與城鄉人均消費支出指標的設定邏輯相一致，關于一個地市的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同樣以鄉村、城市人均收入比（%）來反映。可能有人會認為這里的人均收入與底線公平指標中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存在交叉和重疊，因為收入水平是影響消費支出的主要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已有的大量實證研究均表明，對于現階段的中國，特別是對于現階段的中國地市地區，除了收入水平外，諸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市場化程度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消費支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