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觸”比“影響”更適合定義不同文明間的關系 

作為一個畢生研究中國的學者，羅森教授的中文很好，可以用中文進行演講，在講座的提問環節中，她甚至會特意向那些用英文提問的聽眾強調“用中文，我聽得懂。” 

事實上，自20世紀70年代起，羅森就多次訪問中國，也數次到北京大學、故宮博物院參加學術交流，和許中國的許多考古學家都成了好朋友。但與那些在中國生活多年、能操一口流利漢語的“中國通”相比，她覺得自己還是更像一位在中國之外研究中國的“他者”，就像她在講座中的玩笑所言：“對大中國來說，我是一個來自西北的蠻族。”

在北大的系列講座中，羅森教授多次強調自己在研究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時，更傾向于使用“接觸”一詞（contact），而非傳統常用的“影響”（influence）。她談及自己曾用十年時間考慮半月形地帶、草原、中原的關系問題。草原人無法放棄騎馬，正如中原人無法放棄谷物種植，所以這兩個社會始終保持著完全的差異，并不能真的互相“影響”。

她舉了中國的鐵器為例。鐵器完全是從外部傳入中國腹地的，但中國腹地使用了全新的技術冶鐵，用來制造農具、制造在死后可以保護自己的鎧甲，賦予了鐵器全新的使用方式，改變了其內涵，而對于黃金，中原的的接受程度就低得多。“我們不能使用‘影響’這個詞來描繪草原和中原的關系，這兩個文明實際上是在進行‘接觸’，并在接觸的過程中保留對自己有利的，而摒棄那些違背自己傳統的、無法被轉化的，兩個文明中具有自己特色的物質文化面貌則一直被珍視著保持著。”

“他者”的角度使羅森教授有一雙慧眼敏銳地尋求各種相似背后的根源。因為在大英博物館工作的緣故，她可以看到大量的文物，更容易捕捉到來自不同區域的文物所具有的相似性。通過對新石器時代的玉琮、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周代貴族間流行的草原風格器物、秦及歐亞草原和地中海帝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遺跡遺物、北朝隋唐的佛教與金銀器等代表器物的研究，她深入地探討了歐亞大陸不同時代的主流文化之間的聯系，織就了密密麻麻的各種關系網絡，并試圖尋求每一個網絡形成的推動力，以及不同的推動力所導致的不同方向的擴散傳播。

更為重要的是，羅森教授透過這些討論，進一步探討了中國在面對紛繁變化的國際局勢時，如何做出反應并構建自己的社會，在不斷吸收新思想、材料的同時，也保持自身深刻而獨特的文化傳統。

羅森笑著說，隨著自己的講座接近尾段，中國也變得比之前更為強大，吸引了眾多周邊國家的外國人前來，當然也受到周邊國家更大的壓力。表現在考古方面就是更多的物品從外面傳入中國，但對于物品的關注遮蔽了人們對于為什么這些外來物品會在此時此地出現的思考。

“中國一直是一個樂于接受外來事物的大國，但同時，它只接受與吸收對自己有益的東西，其他的則頑固地保持自己的特征。”

四場系列講座之外，羅森夫人還在故宮做了一次演講，并與其他老朋友舉行了一些內部的座談與交流。8月份她會再到中國，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合作對中國南方的青銅器及冶金術、歐亞草原的文化傳播等等課題進行考察。從數十年前中國學者到歐美去學習考古與藝術，到如今像羅森教授這樣著名的西方中國研究專家來中國進行學術交流，中國與世界在考古與藝術方面的新互動模式日漸形成。

正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杭侃所說，羅森的研究總會讓中國學者覺得有一點“出乎意料”，但她的論述所秉持的獨特視角，確實在很多時候沖擊著我們的既有認知和研究框架。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要感謝這種“他者”視角，正是由于有羅森教授這樣的海外中國研究者，才使我們對中國的理解有了不同的維度。

記得是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慶祝自己的90歲生日時，羅森作了一場《早期中國及其創新技術》的報告，她對比了西亞和中國不同的飲食加工傳統，認為西亞的烘烤傳統和中國的蒸煮傳統非常深入地影響了各自的文化發展。中國的陶器主要是炊器，它的出現反映了中國早期的炊煮傳統，商周時期高溫陶瓷器的產生，顯示中國掌握了高溫控制技術，而正是這一技術帶來了中國早期銅器與鐵器的高度發展，形成了與西亞冶金術不同的途徑。

當時我只是一個對考古有興趣的記者，立刻就被她吸引。她的學生們說，她看起來是和藹的，會仔細聆聽你的意見，但她其實是固執的，不輕易改變自己的觀點。她的視野是開闊的，對新的考古發現是敏感的，她樂意與人分享她的觀點，別人也樂意與她分享相關的資料。因此她的研究一直能保持足夠的活躍與前沿。（人民日報中央廚房·人物工作室 方笑天 楊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