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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正規的學術著作，是研究過程中隨手寫下的學術小品，但也表明了小兵正是他在書中一再提到的阿倫特所說的“認真對待文化的人”，“知道如何在古往今來的人、事和思想中，選擇他的友伴的人”。因此，他在寫《與民國相遇》時，是有兩個自覺的追求的。

一是從民國學術前輩那里，汲取現實生活中失落的學術精神和方法資源。比如《接續民國史學傳統》里用韋伯的話形容華東師大歷史系王家范老師的“研究狀態”：“沒有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狀態’，沒有這種‘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的壯志，你將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并將先生的治史經驗歸結為“材料”與“思想”兩條，“前者是苦功，后者是靈性，判斷和聯想的能力”，因此，“太乖巧而不刻苦的，難成為歷史學家”，“刻板而缺乏思想，不敢獨立思考的，就很難成為出色的歷史學家”。小兵情不自禁地說：“善哉斯言！”他是把這些看似常識，卻很難做到的學術基本功學到手了。

但小兵更要做的，是尋找適合自己的研究之路。比如他提出要“穿透意識形態的重重迷霧，而窺知歷史與人性的真相，進而呵護生命之尊嚴與自由”（《學人本色許倬云》）；要追尋“潛伏在歷史人物內心世界的蛛絲馬跡”（《毛彥文的感情世界》），探索“解讀歷史人物精神世界和政治實踐的新途”（《宋教仁與道德嚴格主義》）；要關注“宏大敘事”所忽略的“小人物的情感與記憶”（《書生吳宓的辛亥志》），書寫大時代的“另類歷史”（《摩登上海的另類歷史》）；要通過“別出心裁的小敘述”，揭示“波瀾壯闊的政治過程背后‘失蹤了的歷史’”（《從日常生活拯救知識分子的歷史》），開拓新的研究領域：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們的大學史該如何書寫？》），公共輿論空間（《民國報人的風骨》），文人交往的公共空間（《“單身漢”金岳霖的美好生活》《林徽因與“太太的客廳”》《文化上海的歷史記憶》）；以“史識”為歷史研究的“靈魂”，而“史識”又“建筑在廣闊的知識結構、恢弘的歷史視野、扎實的文本細讀、深邃的歷史思辨與蒼涼的現實感等等之上”（《知士論世的史學》），等等。

應該說，所有這些追求都貫穿于全書的寫作中，這就使得這本原是研究“副產品”的小書的背后，有了一個更為豐厚而遠未完全展開的研究新天地。我讀了以后，既感到新奇：書中談到的許多方面，都是我過去在研究中未曾注意的；又感到親切：在學術追求上我們確實有許多相通之處。

我曾經說過，我們的歷史研究的最大問題是“只有歷史事件而無人；或者有歷史偉人、大人物，而無普通人、小人物；有群體的政治，而無個體的心靈世界”（《“遺忘”背后的歷史觀和倫理觀》，收《幸存者言》）。我因此確定自己的文學史研究、歷史研究，“關注、研究的中心，始終是人，人的心靈與精神。是大時代里的人的存在，具體的個體生命的存在，感性的存在”，“我要處理的，始終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在的復雜性與豐富性，追問背后的存在的意義與人性的困惑”，“而我的寫作，也始終追求歷史細節的感性呈現，具有生命體溫的文字表達”（《大時代里的個體生命——錢理群作品精編總序》）。

現在我在小兵的新書里，也看到了類似的歷史觀念與寫作，真有如獲知音之感。這大概也是反映了當下中國學術研究的真實狀況：盡管每一個堅守學術的個人，都是孤獨與寂寞的；但也總能找到同道者，也就能夠在相濡以沫中，一路掙扎著奮力前行。在總體上我們多少有些悲觀、困惑；但進入具體的研究，我們又總能陶醉其間，享受創造的樂趣。讓我們就在這掙扎與享受中堅守下去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