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應用修正后的中國地方經濟社會公平度評價體系，結合相關的公開統計數據，對福建省9地市底線公平度、機會公平度、分配公平度分別進行了測算。在此基礎上，計算了9地市的經濟社會公平度。根據各地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總體得分和分項得分，提出了今后進一步提升各地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對策措施。

指標體系：中國地方經濟社會公平度評價體系。

測評范圍：福建省9地市。

數據來源：《福建統計年鑒2016》、福建省各地市2015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福建省各地市2015年度財政預算執行情況報告、《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16》。

測評結果：

“公平”是以“善治”為核心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治理所要實現的重要目標之一，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決定因素。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20次提到“公平”一詞，充分說明公平在現代治理理論與實踐中的重要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新年賀詞中明確指出，“推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讓國家變得更加富強、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讓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2015年4月28日，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們要始終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也對“機會公平”“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等有所論述。此前發布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則進一步地提出“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實際出發，把握發展新特征，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當前，測度中國縣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現狀，總結縣域地區在公平發展方面的成功經驗，發現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對于了解和改善中國縣域地區經濟社會公平程度，以及推進整個國家經濟社會更加公平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這也是我們在過去一段時期一直堅持對縣市經濟社會公平度展開測評的主要初衷。同時，處于省（直轄市、自治區）和縣市之間的地市一級，在區域經濟調控、要素資源配置、產業結構調整、城鄉發展統籌等方面有著異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對其經濟社會公平程度的研究和評價同樣不可忽視、不可或缺。

福建省位于東海與南海的交通要沖，既是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的起點，也是海上商貿集散地，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區位優勢明顯。“十二五”時期是福建發展迎來重大歷史機遇并取得重要發展成就的五年，作為東部大省，福建省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抓住各項發展機遇，積極應對經濟持續下行壓力，開創了各項事業發展的新局面。但需要注意的是，相較于浙江、廣東等其他東部省份城市的發展，福建省還處于成長期。中共中央歷來重視福建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福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親臨福建考察指導，殷切希望建設機制活、產業優、百姓富、生態美的新福建。新形勢下，福建應抓住機遇、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注重突出促進社會公平公正、增進人民福祉，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加快實現，讓人民更多更公平地享受改革發展成果。

人民論壇測評中心在所構建的以縣市為測度單位的經濟社會公平度測評理論模型基礎上，通過對具體指標進行進一步修正和完善，建立了中國地方經濟社會公平度評價體系。現根據2016年福建統計年鑒等提供的公開統計數據，對福建省9地市的經濟社會公平度進行了測評、排名、比較和進一步分析。希望通過這種形式的測評，為各地市在“十三五”時期促進經濟社會公平度進一步提升，提供參考和借鑒。

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依據與數據的選取

在構建經濟社會公平度測評理論模型的過程中，我們主要遵循了全面性、敏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動態性五個基本原則，以用最適宜的指標來客觀評價公平程度為導向，以我國地市一級目前所處的實際發展階段和經濟社會狀況為根本前提，最終選擇了阿瑪蒂亞•森的正義觀和馬克思的公平分配理論作為依據，搭建了功能公平、可行能力公平以及結果公平三個維度，確定了底線公平、機會公平和分配公平三個一級指標。而在指標數據選取方面，則是充分建立在數據的可獲取性之基礎上。具體指標選取的理論依據以及所選擇的指標數據說明如下。

底線公平

早期與公平有關的評價指標體系中，多以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低保參保率來衡量底線公平。對于這一點，我們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福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與有關的實證研究均表明，過分追求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應保盡保率，會削弱這部分人口中很多人的勞動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滋生等、靠、要等消極思想；第二，“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長期來看，與其給予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基本的生活保障，倒不如加快完善相關的就業政策、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讓這些人能夠通過自身的勞動和努力來擺脫貧困。由此，我們將貧困率確定為衡量底線公平的一項核心指標。在此基礎上，結合數據的可得性，最終選取以一個市的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參保人數占該市年末（常住）總人數的比重來近似衡量這一指標。

此外，自1978年我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就長期存在，我國城鄉之間公共基礎設施、人均收入水平、市場化進程等方面始終存在較大差距，并進一步導致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長期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國內外相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均表明，生活水平是衡量人們衣食住用等基本生活底線實際情況的一項重要指標。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人們的日常生活水平，愈加能夠通過生活消費方面的支出水平給予直觀反映。由此，以保證指標間的可加性和可比性為準則，結合目前中國絕大多數農村地區人均消費支出普遍低于城市地區人均消費支出這一現實情況，我們選取以一個地市鄉村、城鎮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比，來衡量該市城鄉居民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公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