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進政府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必須引入新型智庫的有效參與，實現權力理性化與知識價值化的良性互動。為此，要打造開放、共享的“金魚缸”政府，提升智庫的專業性與獨立性，在參與渠道、參與文化、人才交流等層面構建政府決策與新型智庫的微觀互動機制。

【關鍵詞】政府決策 新型智庫 良性互動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是決策者與新型智庫良性互動的現實需要

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是加強執政地位，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托與基本保證。決策科學化、民主化體現在決策的公共性、決策的合理性、決策的合法性三個層面。在決策背景日趨復雜化的今天，智庫的成熟程度越來越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公共決策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政府決策，咨詢先行是基本要求。根據西蒙的有限理性決策理論，任何決策者的信息與知識是有限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政府決策者面臨著錯綜復雜的決策問題，日益動蕩的決策環境，爆炸式增長的數據，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完全理性無法實現。在政府決策中，只有智庫專家的參與才能導入必備的知識信息與理性計算，匯集民意民智，從而最大可能地避免決策失誤，實現決策權力的理性化、合法化。

新型智庫也需要通過助力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實現知識的價值化。知識是信息的載體，具有時效性，唯有在政府決策過程中，及時轉化應用，才能實現社會價值。智庫通過參與政府的政策議題、獲取政府的經費資助與政府購買進行知識生產。智庫專家也需要通過積極參與政府決策實現自身的職業利益與專業聲望。因此，圍繞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決策者與新型智庫構成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相互平衡的新型伙伴關系。

新型智庫的成長需要寬松的制度環境，同時也要提升自身的專業性、獨立性

開放、共享的政府能夠為新型智庫的發展提供信息資源。優化新型智庫成長的制度環境，必須加快政務公開與信息公開，打造“金魚缸”政府：不僅自己知道政府是如何運作的，讓外部也能觀察到它的運作。要加強政府對權威性信息的及時發布，方便新型智庫通過政府網站、微信、微博等新興信息發布平臺獲取相關信息。

開放、共享的政府為新型智庫參與決策提供制度空間。在復雜的公共事務、不確定的決策環境中，單純借助大數據不能實現智慧決策。只有與智庫專家基于信息進行討論，接受專家職業性研究的幫助，決策者才能克服信息超載與價值混亂。開放、共享的政府在理念上注重變單方主導為“我們”共同決策，以開放性姿態，積極尋求智庫知識資源的流入。政府決策者由職業官僚轉變為共識尋求者，在思想、信息與知識相互碰撞與激蕩中，煥發政府政策制定的創造力，為新型智庫發揮決策的“外腦”功能營造寬松、包容的制度環境。

專業性是新型智庫競爭力、創新性與美譽度的堅實保障。人才資本是新型智庫的核心資源，對國家級高端智庫應通過資金與政策傾斜，吸納一流人才，帶動整個智庫人才隊伍的梯次發展。優化智庫的人才結構，要根據《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加快形成黨政部門、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高校、軍隊、科研院所和企業、社會智庫協調發展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同時，完善智庫人才評價機制與激勵政策，探索有利于智庫人才發揮作用的多種分配方式與薪酬制度。

獨立性是新型智庫提供優質公共政策產品的信譽基礎。作為智庫，關鍵是要保持獨立性，在研究過程中遵循“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信條。保持智庫的獨立性有助于擴大政策民主，啟發政府決策者。新型智庫秉持價值中立、科學公正的原則，防止為一己之私被利益集團“綁架”而淪為其代言人和傳聲筒，有助于提出客觀、公允的政策建議，維持自身較高的公信力。同時，新型智庫也要“堅持黨的領導，把握正確導向”，避免誤解“獨立性”而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形成“對立”狀態。

構建多維互動機制，實現政府決策與新型智庫良性互動、共享共贏

拓寬參與決策的制度化渠道。新型智庫發揮作用，必須通過一定渠道讓研究成果被決策者聽到、看到。目前，中國智庫參與政府決策主要有直通、內參、外圍、施壓四種渠道。直通方式的優點是智庫專家與決策者面對面交流，這種方式應更加定期化、形式多樣化，例如，邀請專家參加政府常務會議，舉辦座談會、舉辦高層論壇，休假交流等。內參方式的優點是智庫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送達，聯絡穩定可靠，但主要限于官方智庫和半官方智庫范圍內。非官方智庫以內參方式介入決策，需要完善政府購買決策咨詢服務制度，讓非官方智庫專家更多地參與政府購買的課題與項目。此外，外圍方式與施壓方式也是智庫參與渠道的重要補充。一方面，智庫專家要積極利用微信、微博、權威QQ群等網絡新媒體表達社會話語，形成政策輿論場。另一方面，政府決策者在決策中也要建立完善輿論采集機制，問需于民、問計于智。

培育理性參與的政治文化。智庫參與決策的質量，不僅取決于硬性的制度建設，軟環境的營造同樣非常重要。決策本質上是處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互動的產物，因此，決策咨詢制度建設與決策文化合拍十分關鍵。從智庫與社會一方看，要破除官本位思維定勢，堅持人民本位。古代先賢提出“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的治學境界，智庫專家作為新時代的知識分子，要打破對權力的人格依附，堅持科學精神，大膽探索、獨立研究、平等參與。從政府一方看，它掌握著決策議題、決策權力、經費資源，更要主動“去優越感”“去中心化”，在決策背景復雜化的情境下，以合作、協同為理念，培育主動尋求智庫專家參與的決策自覺與文化自醒。在知識獨立化，權力合意化的理性參與政治文化中，使新型智庫成長為能動的決策參與者。

構建有序的雙向人才流動機制。西方智庫發展受益于“旋轉門”機制，政府官員與智庫專家可以雙向交流與轉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下，要借鑒成熟國際經驗，構建中國特色黨政機關與智庫的人才有序流動機制。目前，我國官員離任后進入智庫的較多，智庫專家進入政府部門任職的較少，人才呈單向流動。建立雙向人才流動機制，還需要積極推薦智庫專家到黨政部門掛職任職。通過中國特色的“旋轉門”機制，暢通政府與智庫之間的人才流動通道，讓智庫科研人員深入政府部門，掌握一手信息，積累實務經驗，使研究成果更貼近政府決策實際，更有針對性、應用性。同時，智庫專家在扮演政策研究者、政策制定者、政策執行者的多重角色過程中，有助于塑造新型智庫與政府間廣泛而有效的社會網絡，擴大新型智庫對決策的影響力與滲透力。

開展政府與新型智庫的互動式學習。在紛繁復雜的公共政策問題中，決策涉及的知識寬，變量多、風險大。政府決策所需的知識已經超出單一主體的范圍，加深了政府決策者與智庫專家的滲透與高度依賴。實現政府決策者與新型智庫的最佳合作，需要開展政府與新型智庫間的互動式學習，即政府決策者與智庫專家跳出自己的組織環境，圍繞特定政策議題或某種共同任務開展對話、溝通、交流與學習。通過互動式學習，一方面，促進智庫專家對政府內部 “隱性知識”與即時數據信息的消化與吸收，使智庫研究成果更吻合政府決策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加強政府決策者對政策科學相關知識的學習，梳理、整合智庫專家對公共政策問題的專業見解和技術方案，使政府決策更加理性化、技術化。同時，互動式學習也會更新政府決策者現有的知識基礎，啟迪新觀念，通過新知識和新觀念不斷支持新政策的產生。

（作者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后）

【參考文獻】

①薛瀾：《智庫熱的冷思考：破解中國特色智庫發展之道》，《中國行政管理》，2014年第5期。

②陳振明：《政策科學與智庫建設》，《中國行政管理》，2014年第5期。

③胡鞍鋼：《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及其思想傳播——以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為例》，《中國科學院院刊》，2016年第8期。

責編/宋睿宸 美編/于珊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