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和合”思想作為中國本土文化最富生命力的內核與因子,綜合了各個歷史時期儒、釋、道的思想精華,吸納了歷朝歷代治國理政的有益經驗,彰顯了中華民族內在的精神特質,深深浸潤在中華文化思想的不同維度各個方面,廣泛影響著中國民族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與行為法度。
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蘊藉著豐富內涵,其中傳承久遠、歷久彌新的和合思想,不僅是中華文化的精髓所在,更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價值取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
“和合”思想的主要內涵
任何一種思想的產生發展都有其廣闊的歷史背景和多重的社會因由。“和合”思想是儒家、道家、墨家、陰陽家、佛家等文化流派相互碰撞、互相滲透、彼此融合而形成的人文產物,是中華傳統文化所特有的精神質素,是獨具東方智慧的哲學范疇和思維方式。
“和”“合”二字在甲骨文與金文中都曾出現,其中“和”的本義是吹奏類的樂器,引申為聲音和諧;而“合”的原意是器皿閉合,引申為兩物相合、彼此融洽。“和”“合” 兩字的最早聯用,始見于先秦《國語o鄭語》“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這是對“和合”思想的最原初最樸素的表達。在同一對話中,史伯還提出了“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論斷,這意味著矛盾的對立統一是事物發展的基礎,而“和”則是矛盾多樣性的統一狀態,史伯在《國語·鄭語》中的有關表述確立了和合理念在中華文明精神譜系中的原生性、基礎性地位。
其后,孔子在《論語》中不僅將上述觀點提煉概括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道德法度,更以“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的精辟闡述,把“和合”思想提升為古代君王治國理政的最高準則。孔子的后人子思則在《禮記·中庸》中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從而將“和合”思想蘊含的和順、和暢、和美等意義指向由人類推及整個宇宙自然。
漢代董仲舒在總結前人思想觀點的基礎上,系統地提出并闡釋了“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哲學理念,使“和合”思想由人倫自然范疇走向意識形態層面,由此,“和合”思想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特有的人文標識和價值追求,備受歷朝歷代政治家推崇和思想家青睞,歷宋代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等理學家詮釋,經明代王陽明、李贄等著名士大夫闡揚,至明末清初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思想家發揮,“和合”思想日臻成熟與完備。
秦漢以降,隨著以漢民族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在實體和精神上的不斷生成壯大,“和合”思想在中華民族的精神建構中漸次展開,成為中華文化審視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成為中華民族化解自然與社會、不同族群、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歧異的根本路徑。與西方文明中的“矛盾辯證法”不同,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的獨特價值在于,以“和”為中心,從“和”的視域出發,闡釋和表達同質維度與異質要素之間的和諧性、平衡性、互補性、有序性在事物演進中的作用,并深入探究發揮作用的內在邏輯、獨特機理和特殊規律。
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基因”,“和合”思想以其巨大滲透力和持久生命力,深深根植于我國傳統的哲學、政治、經濟、文學、藝術、醫學乃至日常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之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塑造著每一代國人,涵育和培植著中華民族的心理特質、思維習慣、人生態度、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梳理和解讀古代先哲和近現代著名學者的著述和觀點,“和合”思想追求的是至真至善的圓融境界,其基本含義不外乎兩個方面:第一,和合是指不同事物之間的關系狀態,正如《易經》所言“乾道變化,各正其道”,具體開來就是承認不同事物之間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強調差異中的一致、矛盾中的統一。第二,和合在承認事物差異性、多樣性的基礎上,把落腳點放在不同事物彼此共存、相互交融、相輔相成、共同發展上,誠如《易經》所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綜合二者可得出如下結論:“和合”思想一方面尊重世間萬物殊異的客觀現實,甚至承認不同事物之間的差異、分歧和矛盾所具有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面“和合”思想通過整合疏解這些差異、分歧和矛盾,可以促就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系保持和諧狀態。
“和合”思想作為中華文明的精神魂魄,經過漫長歷史時段的演化,早已浸潤和沉積在民族文化的各個層面:就人與自然關系而言,“和合”思想已轉化為“天人合一”觀念,成為中華民族延續至今的自然觀與宇宙觀;就人與社會關系而言,“和合”思想已嬗變為“和為貴”觀念,成為中華民族進行族群融合和社會建構的重要原則;就人與人關系而言,“和合”思想已具象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觀念,成為國人約束和規范自身行為的倫理準則;就人與心靈關系而言,“和合”思想已濃縮為“正心誠意”觀念,成為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皈依;就文明與文明關系而言,“和合”思想已上升為“協和萬邦”、“天下大同”觀念,成為國人對待外部世界的基本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