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洛花鼓戲《帶燈》中所包含的清官夢、女英雄等經典文化元素體現了濃厚的中國文化氣息以及中國人的心理特點。其暗合中國戲劇文化傳統的文化間性和人們熟知、喜愛的文化意象，成功地喚醒了中國人內心深處對傳統文化榮耀的記憶，成為這部戲成功的一大原因。

【關鍵詞】商洛花鼓戲   《帶燈》   經典文化元素  全球-地方性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標

徐小強根據著名作家賈平凹的同名長篇小說改編的商洛花鼓戲《帶燈》自公演以來獲得各類大獎。從文化角度考慮，徐版《帶燈》在語言、思想上既有中國文化的經典元素，也有西方文化的理念以及兩種文化的碰撞。主人公帶燈本身就是兩種文化糾結煎熬的“受體”。

文藝作品懲惡勸善背后的邏輯其實就是儒、道、釋三教合流的中國文化

一部好的藝術作品離不開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如舞龍、餃子等。元素雖然只是“淺薄的零碎的表面的東西”，“核心根本的東西”是“思維和性格”，但是在很多情況下，某種元素在該文化圈內外一旦成了文化符號，其代表性和象征能力絕非其他手段可以比擬，因為交際都是以象征和指代為前提的。

以戲劇而論，西方傳統處于正宗的是悲劇，不管是亞里士多德的“憐憫與畏懼說”，還是后世總結的“凈化說”與“快感說”，都是以西方固有的思維方式即二分法為基礎的。在個體主義傳統深厚的西方文化中，悲劇獨處一極。而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中，人們稱之為悲劇的作品其實更接近西方的悲喜劇；中國悲劇最典型一個特征就是必須有一個圓滿的結尾。在中國，觀眾本身是一群看不見的編劇，千百年來國人心理結構已經形成這種文化定勢。同時，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也需要緩沖。中國文化達觀中和的秉性以及中國人樂觀向上的性格向來容不得悲觀、絕望情緒的存在。西方式的純粹的悲劇過于悲觀殘忍讓人看不到希望，中國人直覺地不予接受。中國的傳統是文以載道，同時也要求哀而不傷。文藝作品懲惡勸善背后的邏輯其實就是儒、道、釋三教合流的中國文化。要實現文藝擔負起教化這個形而上的重大使命，就需要某些形而上的文化元素作為載體，而且經典作品所使用的方法往往成為后世的濫觴。

地域化中包含著全球化的東西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文化元素更是如此。可以說凡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東西都是普遍的，凡是普遍的東西在不同民族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現著，即全球—地方性存在。文化溝通的結果是保持自己文化的同時學會欣賞對方的文化，認為只有屬于某個民族獨特的東西才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意義。中國人、猶太人和穆斯林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受人尊敬，就是因為他們堅守著自己獨特的文化而不為了討好當地人放棄他們自己的文化。全球化接受多樣化，地域文化本身已經成為全球化文化的一部分。全球化的文化必然有其地域化之根的特征。

反之，地域化中包含著全球化的東西。中國人曾經遭受的某些窘境其實并非中國人獨有，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或多或少有過此種經歷或正在經歷著。西方追求的基本政治價值，中國民間一直就有，用賈平凹的比喻就是，普世的東西是太陽，民族的東西是云彩之下的多樣。地域性比較獨特的文化中本身包含了該文化社群的人對人類共同面臨問題的思考，雖然在路徑和表現上有所不同。

全球—地方性二維度的實現是地域文化從邊緣走向中心、限制和反限制兩種力量對抗斗爭的結果，這一過程本身是跨文化適應兩種力量追求動態的平衡。在接受某一特定文化時，開放的全球性與謹慎的地方傳統性存在著爭斗。尤其是在集體主義社會中，文化社團內部享受著等級森嚴的縱向關系帶來好處的當權者與受個體主義影響的無權者間的橫向關系產生摩擦與糾結。垂直和水平這兩種關系在古今中外都存在著，只不過是度的差異而非質的不同。中央集權時代從全社會看是等級關系，而諸侯之間卻是平等相待。按照西方二元主義的文化邏輯只能是要么堅持父父子子縱向安排，要么堅持兄弟關系。在中國文化中，這兩種關系同時奇妙地存在著，而且這種文化早已走向了世界。

商洛花鼓戲《帶燈》中的經典元素

《帶燈》中的主人公帶燈雖然生活在現代社會，可是她的潛意識里依然是清官夢、明君夢，因此期盼貴人搭救是她可能的選擇之一。她還有中國人講究的外圓內方的性格。當然，整部戲曲大團圓的結局也是對根深蒂固的人性善思想的例證。

中國式的女英雄。中國文化中的奇女子大致可以分成文、武兩類，有些文武雙全。武有花木蘭、穆桂英等，文有王昭君、孟姜女、杜十娘等。這些女子文弱卻有骨氣，勇武滿懷柔情。商洛花鼓戲《帶燈》中的主人公帶燈是一個有思想、有擔當、有血性的女英雄，面對排擠、迫害到精神崩潰都不愿向現實低頭。傳統戲曲中的佳人集美貌與智慧于一身，帶燈也是這樣的一個“超女”。才子佳人堅守愛情承諾，即使男人變心女方都不肯放手，帶燈也是如此。帶燈清醒地知道自己不過就是黑暗中的螢火蟲，卑弱無助，但她會毫不畏懼地把自己的光亮發揮到極致。她周圍一群自命不凡的男人個個麻木不仁、明哲保身，但她一個來自文化圈外的弱女子，有時雖然彷徨動搖過，但始終能夠單槍匹馬地戰斗。在當今這個犬儒懦弱的時代，為了信仰而付出代價，甚至是冒著失去生命的危險的確令人欽佩。

清官夢、明君夢。中國自秦代開創的專制體制，千百年來處在這一體制金字塔低部的基層民眾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在很多時候，統治者玩弄百姓于股掌，大小官吏官官相護，公平正義的稀缺和普通百姓的冤屈無處伸張導致了人們對昏君和奸臣的痛恨以及對明君、清官的渴望。在百姓的心目中，包拯和海瑞具有天然的正當性。而現實是寄希望明君、清官是不切合實際的，因為在這種體制下，明君和清官是小概率事件。中國人骨子里的“青天大老爺”情結，“告御狀”、“攔轎喊冤”流傳了幾千年。

《帶燈》中的王后生不但懂得法律途徑走不通，通過上訪維護了自身的利益。讓人震撼的是，作為專門負責攔截上訪的綜治辦主任帶燈，起初真誠相信法律、依靠法律解決問題，最后也不自覺地成為了一名上訪者。正是“告御狀”驚動了市委甄書記，他的“微服私訪”才使得櫻鎮的問題得到解決。

大團圓結局。中國古典戲曲的大團圓結局，要么是夫妻團聚，男主人公金榜題名，奉旨成婚，要么是平反昭雪，正義得以伸張。戲劇《帶燈》的結局既是被冤屈的百姓洗脫罪名，賈書記給帶燈的處分得到糾正，而且帶燈本人病情好轉、櫻鎮官風和民風得到扭轉。還有帶燈打破了魔咒，成為該鎮歷史上第一個得到升遷的干部，可以說是三重大團圓。

商洛花鼓戲《帶燈》傳承了傳統戲曲慣用的經典手法，具有中國文化特色。戲劇傳承文明教化，包含著基本的倫理道德，具有社會教化的功能。中國戲曲不僅從正面宣揚了忠君愛國、孝順父母、婦女貞節、善惡有報等倫理教化的思想，而且還從反面揭露了現實生活中人情的冷漠以及百姓的處境。在中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集體主義的威權管理走向適應個體主義理念下的服務，平等、民主和普通百姓權益的保護是一條不可逆轉的道路。《帶燈》的意義在于它生動地展示了行走在這條“卡夫丁峽谷”中的人們的覺醒以及所面臨的傳統和現代兩種力量交織碰撞的文化困境。

（作者單位：商洛學院商洛文化暨賈平凹研究中心）

【參考文獻】

①賈平凹：《讓世界讀懂中國》，《人民日報》，2014年8月31日。

②單有方：《大眾品位與中國古典戲劇大團圓結局》，《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③陳國明，余彤：《跨文化適應理論構建》，《學術研究》，2012年第1期。

責編/王坤娜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