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世紀以來，中國的國家傳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興媒介技術日新月異，新傳播現象層出不窮，新傳播群體、新傳播階層不斷涌現，信息生產與信息消費的方式不斷變革，從黨政媒體到資本媒體、國民媒體不斷呈現出新的業態。新的傳播現象促成了傳播觀念、傳播價值的變革。國家傳播的倫理秩序呈現出多重新向度，倫理的主體、領域、形態以及媒介感官都發生了相應的轉變。其中蘊涵著國家與個體、政黨與民眾、傳者與受眾、責任與權利、職業與業余、單一與多元、專業與普遍、靜態與動態、結構與建構、規范與實踐、聽覺與視覺、平面與立體、單時空與全時空、現實與虛擬等范疇的對立與統一。這些范疇演化的趨勢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全球的；既具有現實性，也具有理想性。揭示并把握這些范疇體系對闡釋我國國家傳播的新動向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國家傳播 倫理秩序 建構倫理 新向度
【中圖分類號】G206.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6.010
【作者簡介】陳汝東，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全球修辭學會會長，全球傳媒倫理與法制聯合會會長，全球話語學會會長。研究方向為修辭學、新聞傳播學、語言學。主要著作有《社會心理修辭學導論》《語言倫理學》《傳播倫理學》等。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數字網絡技術的創新和普及，傳媒領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媒介業態不斷更新，新技術、新傳播手段和方法、新傳播現象層出不窮。信息生產的方式和方法、信息消費的形態、信息需求、信息樣態日新月異。以報紙、廣播、電視、電影等為主要媒介的大眾傳播也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專業化、職業化、行業化的信息生產和信息消費壟斷，在短短20年的時間內發生了驚人的逆轉。傳播關系被重構，傳播利益實現了再分配。傳媒新格局促成了傳媒觀念、傳媒價值的多重新向度。
倫理主體的變遷：國家倫理→個體倫理，政黨倫理→民眾倫理，傳者倫理→受眾倫理，責任倫理→權利倫理
從倫理主體看，逐漸從國家倫理走向個體倫理，從政黨倫理走向民眾倫理，從傳者倫理走向受眾倫理，從責任倫理走向權利倫理，這些新主體正在成為傳媒價值發展的重要向度。
國家倫理是一個國家的價值走向，是國家統治意識的價值體現，是國家在義利關系上的選擇取向。在我國，先國家后集體，最后是個人，或者說，個人利益服從于集體利益，地方利益服從于國家利益，體現在政治倫理上，就是個人服從于組織，全黨服從于中央，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倫理選擇，體現在新聞傳播領域也是如此。整個國家傳播秩序是由國家或執政黨主導制定的，這在計劃經濟時代體現得尤其明顯。在新形勢下，上述倫理偏向正在發生變化，也就是說，從倫理主體看，社會倫理正在逐漸從國家倫理向個體倫理傾斜。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后，我國逐步實行了市場經濟，經濟形態呈現出多元態勢，社會道德也在不斷裂變、轉型中。傳統價值觀念逐漸回歸，國外的價值觀念不斷滲入，因此，國家倫理也悄然發生了變化。社會個體的利益比重在上升，集體和國家利益的比重在下降。民眾利益相對在上升，政黨利益相對在下降。社會更加重視保護個體利益、群體利益，肆意踐踏個體利益和群體利益的現象逐漸減少。也就是說，從主體看，道德中心正在從政黨走向民眾；也可以說，從政黨倫理走向民眾倫理。
上述變化也反映到了傳播領域中。隨著數字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普及，社會個體、普通民眾進入大眾傳播領域的門檻大大降低，整個社會的傳播秩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社會個體的言論權利得到了更多的保障，特別是技術性保障。既往由傳者主導的國家傳播秩序逐漸向受眾偏離。在網絡世界中，社會個體的聲音越來越大，既有的主流媒體的聲音相對趨弱，其受眾不僅出現了相對流失，也出現了絕對流失。社會輿論重心的形成與存在狀態逐漸下移。
社會信息生產與信息消費秩序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計劃經濟條件和傳統媒介環境下，執政黨和國家壟斷著信息生產和信息消費市場，主導傳播秩序及其運行。但是，自從網絡技術普及后，這種狀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新聞傳播領域中，除了既有的主流媒體渠道，特別是既有的廣播電視系統，又涌現了許多新聞供給渠道，特別是海量的社會個體新聞信息終端。大眾信息需求的滿足渠道大大豐富。公眾變為信息發現、信息生產、信息傳播和信息消費的生力軍。
此外，受眾的反饋，特別是對公共事件、公共事務、公共政策的反饋，也成為重要的公共輿論力量，并在公共事件處理、公共事務決策、公共政策制定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媒介倫理逐漸從傳者倫理走向了受眾倫理。信息市場的天平逐漸向受眾傾斜，這也促動了社會倫理主體由權勢主體向弱勢主體的轉移。
從傳者倫理走向受眾倫理，意味著對傳播主體特別是對受眾權利的重視。在既往的研究中，人們多強調傳播主體特別是“受眾的道義責任，而忽視了受眾的道德權利，這是不全面的。……受眾的道德權利是人與生俱來且應該享有的，……是基本人權在傳播領域中的派生或延伸。它不應因任何社會制度的設置或變化而被孤立、限制、禁止或剝奪。”①這對傳者來說也是同樣適用的。在傳播倫理的建構中，不僅要強調傳播主體的道義責任，同時更應強調其應享有的傳播權利，也就是要從責任倫理走向權利倫理。
倫理領域的演化：職業倫理→業余倫理，專業倫理→普世倫理，單一文化倫理→多元文化倫理
數字媒介的發展和普及，大大降低了大眾傳播，特別是新聞傳播的職業化、專業化程度。大眾成為了重要的新聞信息來源。從傳播領域看，逐漸從職業倫理走向業余倫理，從專業倫理走向普世倫理，從單一文化倫理走向多元文化倫理，這已經成為媒介倫理發展的重要趨勢。
自從數字網絡普及以來，人類傳播的各個領域、各種形態都被融合進去。原來的信息發現、信息生產、信息傳播的壟斷局面被打破。普通網民成為了信息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成為了重要的信息生產者，比如近年來風靡網絡的視頻直播形態，一時間幾乎成為了大眾娛樂信息生產與消費的主要方式。因此，既有的職業化、專業化的傳播倫理地位在下降。只規約職業傳播者或者說體制內的傳播從業者已不能左右整個傳播領域的秩序。傳播倫理被泛化了，被“非職業”化了。新聞倫理逐漸被“業余化”，成為一種“業余倫理”。大眾傳播倫理正在被“分眾化”。
從專業倫理走向普世倫理，也是我國媒介倫理秩序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所謂普世倫理，或者說普遍倫理、全球倫理，指的“是不同社會、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宗教群體、不同人種甚至人類整體的共同道德，是指人類共同的道德價值體系或具有普遍性的行為規范系統”②。普世倫理具有多重含義。首先，它既是一個時間范疇，也是一個空間范疇。在時間上，普世倫理是在人類歷史長河特別是在媒介發展演化的歷史長河中逐漸形成的倫理，具有普遍性。其次，在空間上，普世倫理應該是涵蓋全球的，是具有普適性的。此外，普世倫理也是一個領域范疇，也就是說，它不僅關涉新聞傳播、大眾傳播領域，而且涵蓋了所有的人類傳播領域。因此，普世倫理往往被認為具有“廣泛性”“社會性”“普遍性”“底線性”和“公度性”。③
近現代以來，我國不斷融入國際社會。特別是21世紀以來，我國融入國際社會的力度、廣度、深度前所未有。我國的傳統倫理、現代倫理逐漸呈現出“國際化”“全球化”趨勢，這切合了人類倫理發展的普世化趨勢。在傳播領域中，我國除了在互聯網領域“聯通”世界外，在實體傳播領域中，也主動“聯通”全球，先后提出了許多全球發展，特別是互聯網發展的全球倫理主張。此外，我國在新聞傳播、人際傳播等層面的全球倫理互動也逐漸加深。“公開性”“公正性”“公平性”“全球性”“普世性”逐漸成為國家傳播倫理秩序建構的重要參照指標。從專業倫理走向普世倫理，即“人類在傳播領域中共同的道德規范系統”④，也成為我國媒介倫理秩序發展的重要趨勢。
在20世紀末期，人們就認識到，“盡管并非所有的跨文化傳播，或者說，來自世界各地的個人或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代表之間的交流，都涉及國際領域的問題，但是，鑒于參與者的背景差異帶來的互動，所有的國際傳播都關涉重要的跨文化問題”，包括文化、種族和性別。⑤進入21世紀后，隨著國際互聯網的發展，全球跨文化傳播、多元文化傳播成為現實。與此相應，文化沖突、宗教沖突也越發頻繁。
比如，位于法國巴黎的諷刺雜志《沙爾利周刊》總部就曾經多次遭到武裝分子襲擊，并造成多人傷亡。為什么呢？因為該雜志多次把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作為漫畫人物，創作諷刺作品，包括曾創作半裸的穆罕默德漫畫形象，并用紅極一時的電影《不可觸碰》作為漫畫題目，因此招致了極端分子的報復襲擊。⑥再如，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特朗普常常爆出各種“豪言壯語”，觸及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等敏感話題。2017年初特朗普正式就任總統后，隨即頒布了“禁穆令”，遂引發了全球性的抗議浪潮。⑦
可見，跨文化傳播倫理、多元文化傳播倫理正在成為一種傳播倫理秩序建構的新常態。在全球化傳播時代，那些關涉性別歧視、種族歧視以及宗教禁忌的話語，會被網絡迅速傳播并放大，迅速傳遍世界，并可能成為世界話題，成為一種全球跨文化傳播事件。而世界各國、全球各地網民的反應，包括憤怒、抗議等，也會被網絡迅速連接，進一步放大。既有的在“單一文化圈”“單一國家圈”內的信息傳播倫理，被放大為全球的傳播倫理，放大為多元文化的倫理沖突。因此，從單一文化倫理建構走向多元文化倫理建構，也是媒介倫理發展的重要趨勢。
倫理形態的轉變：靜態倫理→動態倫理，結構倫理→建構倫理，規范倫理→實踐倫理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道德形態不斷變化。這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逐漸從靜態倫理走向動態倫理，從結構倫理走向建構倫理，從規范倫理走向實踐倫理。在計劃經濟時代，來自上層建筑的社會倫理是一套靜態的規范，是一種制度性規定，是一種意識形態結構，它們多是靜態的、結構的、規范的。但是，隨著市場經濟制度的實施，社會道德也在逐漸變革，由靜態的結構、規范轉變為動態的建構性的實踐。
我國社會道德的上述動向也反映到了傳播領域。各種傳播類型呈現出新態勢。傳播倫理的形態也逐漸從靜態倫理轉變為動態倫理，從結構倫理轉變為建構倫理，從規范倫理轉變為實踐倫理。這種態勢也折射了我國國家傳播的新趨勢。
從道德表現形態看，我國的傳播倫理逐漸從靜態走向動態是一種歷史趨勢。這包括兩層含義。首先是人類傳播形態是由靜態向動態演化的。在默聲時代、刻畫時代、語言時代，以至于印刷時代、電子時代，傳播倫理基本是處在相對固定的同一時空場閾中的。無論是人際對話、閱讀書刊，還是看電視、觀電影，傳者和受眾的時間和空間基本是固定的。但是，自從有了無線電波、通訊衛星之后，自從人們開始駕駛汽車、乘坐飛機乃至航天飛船之后，傳者和受眾之間就跨越了時間和空間，交際雙方就進入了巨大的位移狀態。進入21世紀之后，隨著數字媒介技術的發展和普及，特別是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進步，全民化的移動傳播時代到來了。傳者和受眾往往處于時空動態中，傳播倫理也因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動態變化。
其次是人類傳播的倫理形態逐漸由靜態向動態演化。在傳統媒介時代，鑒于大眾傳播信息生產的職業化、專業化以及信息消費的固定化，傳播倫理的主體基本是確定的，比如新聞從業者。因此，人類傳播倫理多是規范倫理，即由特定的群體或組織來制定規范系統，比如新聞記者道德準則等。這些規范是一種組織形態的公共約定。這些倫理規約擁有相對穩定的主體，其道德評價主體也是相對穩定的，社會身份是清晰的、明確的，比如新聞工作者協會等。但是，到了數字網絡時代，大眾傳播逐漸由職業化、專業化向非職業化、非專業化的泛眾發展，向全民傳播發展，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新聞傳播的主體。因此，既有的傳播倫理的約束力逐漸減弱，傳播倫理面臨由既有的靜態倫理向動態倫理演化的挑戰。
比如，據《法制晚報》《新京報》等媒體報道，2013年12月3日上午，某圖片發布平臺發布了一組“外國小伙兒扶摔倒女子被訛”的圖片，后被許多媒體轉載。鑒于之前此類事件以及相關法院判決的報道，輿論一時沸騰。但是，后來隨著記者調查的深入和警方的介入，事情發生了反轉。警察調取路邊監控錄像還原了事實：外國小伙兒駕駛無牌摩托車撞人后，用中文辱罵被撞者，雙方因此發生爭執。⑧事件反轉后，最初圖片的拍攝者在媒體上向當事人公開道歉。⑨
在傳統媒介時代，“圖片即真實”是一個相對固定的道德范式。在該案中，事情的發展顛覆了“眼見為實”的傳統看法，它促使人們對圖片傳播倫理進行再認知。在本例中，圖片的拍攝者缺乏詳細的調查，只憑主觀判斷就匆忙上傳圖片，結果導致輿論嘩然，這是報道背離真相的因素之一。而網絡傳播的即時性、迅捷性以及廣泛性也是使新聞反轉的重要因素。網絡促成了全民參與式互動傳播，不但提高了發掘事實的速度，而且也提高了傳播的效率。可以說，該例反映了網絡時代傳播倫理的即時互動性特點。
動態倫理觀意味著道德規范系統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于不斷變化和建構之中的。倫理不再作為社會結構規則系統，而是對規則的不斷建構。人類社會的運作，不僅僅是對結構規則的遵守和規約，而且是對規則的建構，它意味著道德主體是積極的、能動的。也就是說，倫理學應該從結構主義走向建構主義，傳媒倫理也應從結構倫理向建構倫理發展。實際上，在我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系統始終處于不斷的更新之中；社會道德也始終處于不斷的變化建構之中，這也決定了傳媒倫理的建構性。無論是傳者，還是受眾，他們都是傳播倫理的建構者，而不僅僅是倫理規范體系的被規約者。
在傳統意義上，道德被看作為一種行為規范系統。人們往往認為，“倫理學只是一連串的規章制度，規定人們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⑩倫理的實踐意義在于遵從、遵守，在于道德主體的被規范。這通常被稱為“規范倫理學”，也就“是對指導人們生活的道德原則、準則、善惡評價的現實標準等實際內容的探討”。?道德往往被認為是一套固定的結構規則系統。倫理學只是綜括規則并對規則加以闡釋。如果體現在傳播領域中，則意味著傳播倫理是一套新聞媒體的規范系統。傳播倫理學的目標和任務就是綜括這些規范，并給予其合理性闡釋。
但是，隨著社會變革步伐的加快，人們的倫理觀也在演變。傳統意義上的形式道德、形式倫理現在已被看作是一種社會實踐，而不是一套說教；倫理學的任務不僅是對規范和規則的綜括與闡釋，而是在綜括規范、規律性的基礎上，告訴并引導人們如何去推廣和普及倫理學說，“以謀求生活的改善、道義的弘揚、文化的發展，以便更有助于民族的繁榮和人類的和平”?，這就是“實踐倫理學”。因此，也有人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倫理學是一門運用大眾傳播學、社會學、文化學、教育學、倫理學等多學科知識和方法建立起來的綜合性學科”。?因此，從規范倫理走向實踐倫理，或者說由經驗倫理到體驗倫理，也成為一種媒介倫理演化的趨勢。
從傳播學角度看，傳播應被看作是一種社會實踐，新聞也應被看作是一種實際參與。傳播即實踐，新聞即實踐。無論是傳播行為，還是新聞報道行為，都應被納入到新聞事件、社會事件中進行考察。傳播倫理也因之呈現為一種實踐參與、一種社會體驗。傳播倫理、新聞倫理的主體應成為道德規范的建構者和直接參與者，而不僅僅是被規范者。這有別于傳統的傳播規范倫理。在數字網絡語境中，傳播倫理的動態性、建構性和體驗性顯得尤其重要，它將決定并改變人們的傳播實踐，同時也會影響傳媒的社會管理以及傳播秩序的建構。
倫理感官的轉化：聽覺倫理→視聽倫理，平面倫理→立體綜合倫理，單時空倫理→全時空倫理，現實倫理→虛擬倫理
媒介技術的發展和普及也催動了傳播倫理的感官形態演化。從媒介感官形態看，逐漸從語言聽覺倫理時代向視聽倫理時代發展，從平面媒介倫理走向立體綜合媒介倫理，從單一時空倫理走向全時空倫理，從現實倫理走向虛擬現實倫理，這反映了媒介倫理感官形態演化的趨勢。
從人類媒介發展的軌跡看，從默聲時代到刻畫時代、語言時代，人類的媒介感官經歷了從視覺到聽覺的轉化。文字產生之后，人類媒介從印刷時代向無線電廣播、電影、電視、衛星等電子媒介時代發展，人類的傳播倫理也經歷了從以視覺為主到以視聽覺為主的時代。到了21世紀，數字媒介技術的普及使人類傳播逐漸進入混合媒介時代。這是一個立體的、綜合的媒介時代，人類的傳播倫理也因此從單一的感官倫理時代發展到了多重感官倫理時代。
近一兩年來，視頻直播特別是獨立直播媒介勃然興起，并開始引領傳媒新潮流。直播平臺、直播個體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不但吸引了大眾的目光，也引起了媒介管理部門的關注。視頻直播無疑極大地豐富了公共信息生產市場，迅速帶動了信息消費產業的發展和膨脹，滿足了不同層次信息消費者的需求。但是，直播平臺的擁有者、參與者，特別是直播者的素質、素養參差不齊，良莠混雜。受眾群體更是魚龍混合，未成年人占了很大比重。因為“打賞”，中學生把父母積蓄花光的新聞層出不窮。紛亂的直播業態使既有的規范、規制，無論是法制的，還是道德的，都顯得力不從心、亟待跟進。
“時間和空間是人類的終極思維之核兒，也是媒介技術發展的動力，是媒介理論生產的沃土。”?媒介倫理的發展也折射進媒介空間領域。媒介技術的發展，促使人類傳播的時空場閾在不斷發生變化。數字媒介技術的發展大大壓縮了時空距離，使人類傳播的單時空場閾轉向了全時空場閾，實現了全球信息交換上的時空同步。人類傳播的倫理維度也由單時空向全時空轉變。信息需求、信息生產、信息傳輸、信息消費由傳統媒介的“頓餐”變成了“快餐”，甚至全天候“流水席”。媒介不僅是人的延伸，而且成為了人類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媒介即生存，媒介即生活。全天候在線、全時空在網成為現實。如何進行信息生產、如何進行信息消費成為了一個根本性的倫理問題。
媒介的全時空化，帶來了無限的希望和機遇，同時也產生了焦慮甚至錯亂和幻象。數字化、網格化生存不僅是現實，也成為了巨大的困擾。信息壟斷由傳統權力向數字權力過渡，大數據為分眾定向傳播提供了便利，但是也為進一步的壟斷和控制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成為了信息壟斷的憑籍和實施權力獨裁的屏障。傳統的“信息圍墻”變成了“數字信息圍墻”。信息再次被壟斷，自由、公開、公平、公正重新成為理想和渴望。個體困頓、文化沙漠、資本虛擬、政治強權同在，國家傳播的數字疆域治理與壁壘設置、權利管制同步。人類在傳統媒介空間困局中所獲得的解放，正面臨重新陷入數字空間救贖的挑戰。這是媒介倫理從單時空向全時空轉換中面臨的嚴峻沖突。
“媒介倫理問題縱然千變萬化，但其核心應該是真誠、真實，尋求真相，透過真相發現真理。”?但是，隨著虛擬現實（VR, Virtual Reality）技術的發展，既有的現實倫理也正在面臨虛擬現實倫理的挑戰。虛擬現實技術使現實與虛擬交織在了一起，“真實”變得越來越“虛無”。人類正在從“既有世界”向“虛幻世界”發展，人類視知覺上的“真實”正在由“實在”演化為“虛擬體驗”，人類追求從“實”向“虛”、由“真”向“假”的步伐正在加快。這使既有的新聞傳播、藝術傳播、娛樂傳播、商業傳播乃至于文化傳播、政治傳播等，也面臨新的嚴峻挑戰。如何才能算“新聞真實”，如何做到“新聞真實”，這些范疇不僅“新”，而且其內涵與外延都將面臨重新界定的挑戰。
綜上所述，數字時代的來臨和發展，大大促進了國家傳播的發展。從黨政媒體，到資本媒體、國民媒體，不斷呈現出新的業態。從倫理的主體、領域、形態以及媒介感官等多重角度透視，人類的傳播倫理呈現出多元發展向度。其中蘊涵著國家與個體、政黨與民眾、傳者與受眾、責任與權利、職業與業余、單一與多元、專業與普遍、靜態與動態、結構與建構、規范與實踐、聽覺與視覺、平面與立體、單時空與全時空、現實與虛擬等范疇的對立與統一。這些范疇演化的趨勢，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全球的，既具有現實性，也具有理想性。揭示并把握這些范疇體系對透視、闡釋我國國家傳播的新動向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陳汝東：《論傳播受眾倫理規范》，《道德與文明》，2013年第3期，第128頁。
【2】【4】陳汝東：《論普遍傳播倫理》，《北大新聞與傳播評論》（第七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7頁。
【3】萬俊人：《尋求普世倫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0～11頁。
【5】Ethics in Intercultur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Fred L. Casmir,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97, p.7.
【6】應強、韓冰、鄭斌：《新聞分析：法國〈沙爾利周刊〉為何遭遇恐怖襲擊》，新華網，2015年1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1/07/c_1113915827.htm。
【7】梁希之、藍建中、倪瑞捷、張淑惠：《全球上百萬人示威游行抗議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新華網，2017年1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1/23/c_129457957.htm。
【8】《扶人被訛？剮蹭糾紛！》，《河南法制報》，2013年12月4日，第16版，http://newpaper.dahe.cn/jrab/html/2013-12/04/content_995509.htm?div=-1。
【9】《北京老外撞人照拍攝者給大媽發短信道歉（圖）》，《法制晚報》，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2/04/c_125807398.htm。
【10】［美］羅恩·史密斯：《新聞道德評價》（第四版），李青黎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8頁。
【11】聶文軍：《G.E.摩爾的實踐倫理學》，《道德與文明》，2005年第2期，第41頁。
【12】李今山、高淑娟：《“實踐倫理學”創始人丸山敏雄》，《國外社會科學》，1991年第12期，第50頁。
【13】葉蓬：《實踐倫理學：歷史、性質與對象》，《開放時代》，1998年第3期，第39頁。
【14】陳汝東：《論國家媒介空間的建構：挑戰與對策》，《江淮論壇》，2017年2月27日，第140頁。
【15】［美］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論全球媒體倫理：探求真相》，陳世華譯，劉璐校，陳汝東審訂，《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第131頁。
On the New Developmental Trends of Ethical System in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hen Rudong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a has changed greatly. New media technologies emerge day by day. New communication phenomenon emerges in an endless stream. New communication groups and classes are emerging constantly. The way of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its consumption is changing constantly. New media forms are coming out one after another, from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media in the past, to the capital-based media and the mass media at present. The new communication phenomenon leads to the change of the concept and value of communication. The ethical order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presents new dimensions, and the subject, field, form and media vehicles of ethics have changed accordingly. It contains the unity and opposites between the categories of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he communicator and the audienc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occupation and amateur, singularity and diversity, profession and universality, static and dynamic,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regulation and practice, auditory sense and vision, plane and solid, single space-time and full space-time, and reality and illusion. The trend of the evolution of these categories not only applies to China, but also to the world; it is realistic and also ideal.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veal and grasp the system of these categories for explaining the new trend of China’s n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ethical system; constructing ethics; new tre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