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使得國家間的貿易和投資壁壘迅速升高，延緩了經濟復蘇的步伐。經濟危機通常既是貿易保護的原因，也是貿易保護的結果，這種互為因果的關系極大地損害了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

【關鍵詞】貿易保護主義  經濟危機  WTO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2016年貿易保護主義花樣翻新，其危害尤甚

2016年掀起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浪潮具有以下幾個新的特點：第一，各國家的貿易保護力度顯著加大。WTO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從2015年10月中旬到2016年5月中旬，20國集團（G20）經濟體出臺保護主義措施的速度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快的，相當于每周出臺5項舉措。第二，保護主義的形式翻新。全球貿易預警組織（GTA）報告列舉了金融危機以來各國使用頻率最高的10類保護措施及其使用情況。這些貿易措施是：貿易救濟措施、國家援助措施、關稅措施、當地含量要求、出口關稅或出口限制、貿易融資、投資措施、出口刺激、非關稅措施、政府采購等。除此以外，一些對準中國等新興國家的保護主義也開始逐漸浮出水面。據德國媒體披露，德國政府內部正在討論和醞釀出臺一份政策文件，一旦出現非歐盟國家企業獲得“具有特殊意義的核心技術”的德國企業25%以上股權的情況，政府就有權審查甚至叫停這筆收購。第三，各種新型貿易保護措施影響增大，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發展與時俱進，已經突破傳統的貿易保護框架，新型手段、覆蓋范圍不斷擴大。有關知識產權的摩擦就呈現上升趨勢，知識產權是一個重要的邊境后措施問題，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在專利等方面的技術壟斷優勢，實施各種不合理障礙，國際知識產權摩擦日益增多。

本輪貿易保護主義始于危機，亦加深了危機

本輪貿易保護主義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就已經初現端倪。此后，全球貿易政策走勢一直處在自由貿易和反自由貿易兩股力量的角力的狀態。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上臺，則昭示著世界經濟全面進入了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周期。

縱觀20世紀的經濟史，經濟危機和貿易保護主義就像孿生兄弟一樣亦步亦趨。發端于2007年末的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經濟危機再次印證了這一規律。盡管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20國集團（G20）領導人曾承諾不會重蹈上世紀30年代的覆轍，建立起現在被廣泛認為令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惡化的那種貿易壁壘。大體上，這一承諾得到了遵守。但近兩年來，WTO和其他倡導自由貿易的機構開始更加大力地警告保護主義的悄然蔓延。一些經濟學家相信，現在保護主義的程度雖然遠遠沒有上世紀30年代那么嚴重，但也是導致世界經濟一直處于低迷之中的因素。

美國是限制自由貿易的頭號國家。據英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最新發布的《全球貿易預警》報告，從2008年到2016年，美國對其他國家采取了600多項貿易保護措施，僅2015年就采取了90項，位居各國之首。這些貿易保護措施包括提高進口關稅、制定反傾銷條款以及國家扶持本土企業等。美國對于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使用猶如萬花筒般炫目，政府補貼、貿易救濟、進口關稅、出口管制、政府采購本土化、投資保護、出口許可、非關稅措施等輪番上陣，并為每一種保守措施編織出一個個“無懈可擊”的經濟和現實理由，從而形成一道嚴密的保護主義網絡。

總之，后經濟危機時代的貿易保護主義呈現以下幾個主要特點。第一，新貿易保護主義成為全球性現象。除了保護主義的傳統力量發達國家以外，發展中國家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新生力量。第二，貿易保護的商品范圍擴大而且針對性強。新貿易保護主義由主要保護陷入結構性危機的產業部門，如農業、紡織、服裝、鋼鐵、汽車、造船、家電等行業，已延伸到高新技術領域，如電子計算機、光纖通訊、宇航工程等。第三，貿易保護手段多樣性和復雜性。在反傾銷被廣泛應用的同時，隱蔽性的技術壁壘、打著保護知識產權幌子的知識產權壁壘、以保護生態環境為目的的綠色壁壘、設立嚴格勞工標準和社會責任標準的藍色壁壘等成為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最佳選擇。第四，貿易保護名義合法合理，但暗含歧視性。反傾銷、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都是依據一系列的國際公約或條約制定的，或是依據WTO的相關規則，通過立法制定的。其表面都有一層合法“外衣”，并抓住大眾的普遍心理，以保護人類、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護環境和資源等經濟可持續發展因素為理由，實現新貿易保護主義名義上的合理性。

貿易保護主義對本國經濟和全球經濟均有害無益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把采取貿易保護措施作為政府“救市”計劃的組成部分，出臺了許多有礙貿易流動的關稅和非關稅措施。目前世界經濟重新走上緩慢增長通道，但各國并未大規模地放松或停止實施貿易限制措施。其實，這些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僅僅是通過刺激國內就業來緩解政府的短期壓力，從長期來看，貿易保護主義對本國經濟和全球經濟均有害無益。其危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保護主義會抵消刺激內部需求的計劃的效用。貿易保護主義通常表現為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提高，增加限制性關稅總體上將提高國內的物價水平，從而削弱了消費者的購買力，抑制內部需求。

其次，貿易保護主義旨在將消費者的需求由外部引向國內，但是由于當前的世界生產網絡的日漸形成，它不會在根本上改變一國的商品和服務的供給模式。單純由一國提供的商品日趨減少，最終產品的供給形成，需要更多國家的生產者的參與和協作。貿易壁壘在削弱需求的同時，也會削弱一國的供給能力。

第三，貿易保護主義過分強調一國產業利益，極易損害消費者的利益。當危機來臨之時，最先聽到的總是來自特定產業的利益集團的聲音。例如，在美國的歷次危機中，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始終充當了貿易保護主義排頭兵的角色。經濟學原理已經證明，無論何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消費者總是最大的受害者，而危機中消費者的利益總會成為最容易被犧牲掉的一環。

第四，貿易保護主義從來都會招致報復，從而加劇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深陷危機泥潭的東南亞諸國紛紛提高關稅并宣布貨幣貶值，而發達國家則以加征傾銷稅和懲罰性關稅作為回應，“以鄰為壑”的保護主義使得國家間貿易和投資壁壘迅速升高，延緩了經濟復蘇的步伐。從這個意義上講，危機通常既是貿易保護的原因，也是貿易保護的結果，這種互為因果的關系極大地損害了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

自由貿易進程連遭重創，正向力量日漸式微

在這種貿易保護主義回潮的大背景下，2010年在澳大利亞墨爾本正式啟動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談判，2013年在英國北愛爾蘭啟動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以及2013年啟動的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即TISA)談判，更加顯得彌足珍貴和意義非凡。第一，從時間上來看，這些談判啟動于WTO停擺、全球自由貿易受阻最為嚴重的后金融危機時期，讓人們依稀看到了自由貿易前進的曙光。第二，盡管這三個談判的協議框架帶有極強的區域化和歧視性色彩，但是這可以認為是多邊談判受阻而采取的迂回策略，其最終將有益于多邊進程的推進。第三，從覆蓋范圍來講，TPP、TTIP、TISA談判成員涵蓋全球經貿總量超過80%以上，具有較為廣泛的代表性。第四，從三大談判具體設置的議題來看，這些談判一旦完成，就會形成新一代高規格的全球貿易規則。

更高規格的全球貿易規則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從邊境開放向國內開放延伸。堅持擴大市場準入和投資自由化的方向，但是強調高標準、高水平規則調整的范圍；從傳統邊境措施向邊境后措施延伸，包括國內規制、技術、衛生、勞工、環境標準、知識產權保護、競爭政策乃至監管方式、執法行為等。這是目前WTO的多變框架所無法容納的。第二，從產品市場向要素市場延伸。規則重構的范圍空前放大，新的議題被不斷引入。例如，TPP談判中的競爭中立、電子商務、法律事務、合作和能力建設都是首次被引入國際談判。第三，從整齊劃一向多元化并行。規則重構的路徑呈現多元化并行發展趨勢，在全球治理平臺之外，各類區域合作競相打造符合自身訴求的規則新版本，借此謀求引導全球經貿規則的變遷趨勢。

但是在2016年，先是英國脫歐公投，為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蒙上了一層陰影。接下來英國將會和歐盟重新議定新的貿易規則，一個日漸擴大的歐洲自由貿易體失去了重要的一角，其完整性蕩然無存。而英國脫歐后的“示范效應”將可能引發多米諾式的悲劇。從美國總統特朗普所持的主張看，對外經濟政策以貿易保護主義為核心，主張對來自中國和墨西哥的貨物征收懲罰性關稅，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甚至不惜發動貿易戰，來保護美國國內不具競爭力的特殊利益集團。

（作者分別為中山大學轉型與開放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山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中國連續13年成受美國“337調查”最多國家》，新華社，2015年12月22日。

責編/張寒    美編/宋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