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量標識——在“減存量、遏增量”上取得“決定性成果”

2012年11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首次集體學習會上敬告全黨：“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這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最高領導人首次從反腐敗的現狀（“大量事實”）上指明腐敗問題的嚴重性（“越演越烈”“會亡黨亡國”）和反腐敗形勢的嚴峻復雜性。2015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腐敗存量”和“腐敗增量”的概念，強調“全黨要清醒認識反腐敗斗爭依然嚴峻復雜的形勢，深刻認識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意義，擔負起管黨治黨的責任”，要“用最堅決的態度減少腐敗存量，用最果斷的措施遏制腐敗增量”。?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鮮明強調，“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重構政治生態的工作艱巨繁重”?。在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要利劍高懸，以頑強意志和堅定決心，持續形成強大震懾，堅決減存量、遏增量，確保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十八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把“堅決減少腐敗存量，重點遏制增量”?，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反腐敗斗爭的重要任務。由此可見，“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不僅是以習近平同志核心的黨中央對“越演越烈”的腐敗問題有了“量”的研判和考量，而且表明我們黨對“嚴峻復雜”的反腐敗形勢作出了新的治理目標和戰略舉措。

按照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的戰略研判，筆者認為，“腐敗存量”，主要是指改革開放始至十八大召開前的30多年時間里，已經發生的違紀違法甚至犯罪的腐敗行為，至今仍未被發現，或雖已被發現、被舉報但還未查處，或雖已查處但有遺漏而沉淀下來的腐敗案件。“腐敗增量”，主要是指十八大后不收斂不收手，問題反映集中、群眾反映強烈，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領導干部；以及十八大后、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展后仍頂風違紀的行為。事實表明，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查處的周本順、萬慶良、譚力、王敏等“老虎”均集“腐敗存量”和“腐敗增量”于一身。可見，要“堅決打贏反腐敗這場正義之戰”，實現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目標，務必著眼于“腐敗和反腐敗兩軍對壘，呈膠著狀態”的“嚴峻復雜”形勢，致力于“減存量、遏增量”上取得“決定性成果”，一方面要保持堅強政治定力，強化興黨憂黨意識，落實管黨治黨的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地“打虎”“拍蠅”，堅持“力度不減、節奏不變”“一寸不讓”地糾正“四風”，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有效解決“腐敗增量”問題；同時，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以黨章、憲法為根本遵循、以黨紀國法為基本準繩，健全法規制度體系，正視和評估“腐敗存量”，探索化解“腐敗存量”的方式方法，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逐步解決“腐敗存量”問題，以堅如磐石的意志和決心、直面問題的勇氣和智慧啃下反腐敗斗爭中的“硬骨頭”。

質量標識——形成“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科學權力結構

結構是制度的定型，結構決定功能。權力結構，作為人類階級社會的基本存在，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政黨制度安排的基本問題，是黨和國家的頂層領導制度和組織制度。權力結構“好”“壞”，不僅關系人心向背，而且關系國家治理成敗。?歷史表明，“權力過分集中”，即“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的權力結構，既是蘇共亡黨、東歐劇變的“總病根”，是我黨出現官僚主義、“犯各種錯誤”的“總病根”，也是中國“腐敗問題越演越烈”的“總病根”，因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硬骨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腐敗的本質是權力出軌、越軌，許多腐敗問題都與權力配置不科學、使用不規范、監督不到位有關”。因而，“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約和監督權力”，“要強化制約，科學配置權力，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科學的權力結構，既是防治腐敗、建設廉潔政治的治本之策，也是深化反腐敗體制機制改革、“堅決打贏反腐敗這場正義之戰”的質量目標。

可見，要“堅決打贏反腐敗這場正義之戰”，實現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必須著眼于“權力過分集中”這個“總病根”和“硬骨頭”，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相適應，科學有序地推進以國防和軍隊改革、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先行的權力結構改革，依法清理權力、整合權力、分解權力、運行權力，依法授受權力、規范權力、制約權力、監督權力，合理確定權力歸屬，劃清權力邊界，厘清權力清單，明確權力責任和風險，強化權力流程控制，壓縮自由裁量空間，減少權力尋租空間，理順權力與權力、權力與權利的權限邊界和法律關系，理順黨代會、全委會和常委會的權限邊界和法律關系，理順黨委、人大、政府、政協、司法、群團的權限邊界和法律關系，構建起“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科學權力結構和權力運行體系，從制度上、根本上消除腐敗滋生蔓延的土壤，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以權力結構改革的重點突破，推進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努力實現“不能腐”的長效質量建設目標，推進權力治理現代化，“堅決打贏反腐敗這場正義之戰”。

隊伍標識——形成反腐敗領導力和職業能力建設標準

反腐敗是一項學科性、職業性、實務性很強的專業工程，需要相應的專業品質、專業思維、專業方向、專業水準、專業人才作支撐。歷史和現實表明，“堅決打贏反腐敗這場正義之戰”，不僅需要中國特色的科學理論作指導、學科體系作支撐、話語體系作闡釋，還需要足夠的專業領導力作引領、職業能力作基礎、專業人才作保障。在管黨治黨過程中，一些黨組織之所以出現主體責任缺失、監督責任缺位、存在寬松軟現象，一些地方和部門之所以出現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現象，一些黨員、干部之所以出現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松弛現象，重要原因之一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本領恐慌、反腐倡廉的能力不足、反腐專業人才缺乏問題，是反腐敗領導力短板、職業能力建設短板、監督能力短板問題。

回顧歷史，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大二次預備會議上對領導班子的專業化建設問題作了重要闡述，至今仍給我們深刻的啟示。他指出：“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存在著“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這個缺點，因而“計劃在三個五年計劃之內造就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高級知識分子”，去改善中央和地方領導班子的結構和成分。于是，改革開放之初，在鄧小平的提議和推動下，“專業化”的職業能力建設成為我黨干部隊伍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針并沿用至今。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的專業化建設問題。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上，他特別強調：“優化領導班子知識結構和專業結構，注重培養選拔政治強、懂專業、善治理、敢擔當、作風正的領導干部，提高專業化水平”；在建黨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他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加快知識更新、加強實踐鍛煉，使專業素養和工作能力跟上時代節拍，避免少知而迷、無知而亂，成為做好工作的行家里手”。當前，改革、發展、穩定作為各級黨委、政府的主體責任已經成為共識，但是反腐敗作為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這一主體責任并沒有真正扛到肩上、落實到行動上。反腐敗斗爭開展30多年來，反腐倡廉的能力建設和紀檢監察機關的專業化建設有所忽視，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常常把黨委在全面從嚴治黨、反腐倡廉建設上的主體責任轉化、矮化或下壓為紀委的監督責任，常常把紀檢監察機關當作黨委的一個工作部門來建設，常常把紀檢監察干部當作通識型黨務干部來配置，與國內的公安、檢察、法院隊伍相比，與新加坡反貪污調查局、香港廉政公署相比，不僅各級黨政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中反腐敗領導人才明顯不足，而且像紀檢監察機關這樣的反腐敗和黨內監督專責機關，通用型領導、通識型干部居多，反腐敗領導人才、研究人才、實務人才嚴重短缺，反腐敗能力不足的問題突出，“兩個責任”（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弱化、異化、虛化的情況不同程度存在，反腐敗高壓態勢及其效能在一些地方和單位自上往下呈現遞減現象。

因此，要在建黨一百周年的時間里，“堅決打贏反腐敗這場正義之戰”，實現反腐敗斗爭的“壓倒性勝利”目標，必須切實正視和解決反腐敗“能力不足的危險”，務求在各級黨委、政府的反腐倡廉領導能力和紀檢監察隊伍的職業能力建設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可借鑒我國歷史上“彰善癉惡、肅正綱紀、小大相制、內外相維”的監督機構配置模式，及其“人眾、秩卑、位尊、職廣、權重”的監察隊伍職業能力建設經驗，借鑒當前正在全國推行的從律師和法學專家中公開選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檢察官辦法，利用正在開展的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契機，開展黨委、政府反腐敗能力測評、研究和提升工作，注重領導班子和反腐敗隊伍的職業背景和學術學科配置，在各級黨政領導班子和紀檢監察系統盡快開展反腐敗專業人才選配工作，力爭在十三五期間實現縣級以上黨委、政府和反腐敗專門機構領導班子中至少有一名專家、學者、律師等專業人才，提高各級黨委、政府領導、協調、組織、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敗的能力；同時要特別注重創新紀檢監察隊伍職業能力建設體制和機制，整合和優化反腐敗機構、職能和人員，多種方式選配反腐敗職業型、專業型、專家型人才，改善反腐敗機構領導班子及其隊伍專業思維、專業素養、專業方法，建立反腐敗機構和隊伍的職業化、專業化標準，破解紀檢監察機關專業化水平偏低、反腐倡廉效能不高、反腐敗“本領不足、本領恐慌、本領落后”專業短板、能力短板、監督短板等問題，打造敢反腐、想反腐、能反腐的“鐵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