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眼下在中國大地上，“雙創”這個詞很熱。所謂“雙創”，指的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對于正處在經濟轉型期的中國來說，“雙創”為何如此重要？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陳憲看來，“雙創”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動力、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向縱深推進，以及重塑主流價值觀的源頭活水，這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源頭活水。以下是他在“深圳灣名師大講堂”的演講。

但凡社會在經歷大的變革和轉型的時期，一定會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響甚至決定著變革和轉型的成功。就像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的中國革命，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改革，都是自下而上的。那么，正在進行的這場中國經濟轉型，哪件自下而上的事情對其至關重要呢？我以為，就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當然，這并不是說自上而下不重要，但很多時候，自下而上的事情往往提供或創造來自源頭的動力和活力。以“雙創”為例，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是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動力、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向縱深推進，以及重塑主流價值觀的源頭活水。這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源頭活水。

廣州天河舉行創業創新創投峰會

“雙創”促進中長期增長動力的形成

自2010年起，中國經濟增長開始持續下行。這一輪下行的原因，除了以往常見的周期性因素，更主要的是結構性因素：產能過剩，還有背后的一批僵尸企業；房地產庫存積壓，主要集中在部分二線和大部分三四線城市；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高杠桿，致使需求側主要動力——投資的增速大幅度下降；同時，外需持續不振，出口的增速也大不如前，進而經濟增長進入較長時期的下行。由此，中國經濟需要尋求新動力。

泰州白米鎮鴕鳥養殖中心，蘇州大學畢業的31歲石正君，正拎著塑料桶一個個喂養并檢查鴕鳥的養殖情況。

短期的動力可以來自刺激政策，但不能長久，亦會造成新的問題，特別是在經濟持續下行和面臨深刻轉型的當下。那么，中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于哪里？答案是來自供給側。中國目前還有大量阻礙供給側動力形成和發揮作用的體制性、政策性障礙，所以，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激發和產生供給側動力。這就是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然性，或者說大致的邏輯。

分析供給側動力的框架，是增長模型或總量生產函數，主要是勞動、資本和技術。勞動的現代分析視角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既提高勞動力的質量，也部分地替代物質資本，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經濟學家舒爾茨指出了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途徑：健康、教育和培訓等。在現階段，資本投入的問題是優化配置，包括土地、資源和產業資本的優化配置，提高其利用效率。其中，既有改革的問題，也有技術的問題。內生于經濟體系內部的技術進步，是經濟中長期增長的動力。由此，企業家才能把勞動、資本帶到一起并組織起來，這個思想源于馬歇爾；企業家精神則是不斷地進行創造性、革命性的要素重組即創新，這是熊彼特思想的精髓。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和技術都是企業家為了實現“新組合”，把各項生產要素轉向新用途，把生產引向新方向的一種杠桿和控制手段。資本和技術的主要社會功能在于為企業家進行創新提供必要的條件。綜上所述，在我看來，供給側動力也是“三駕馬車”，即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和企業家精神。

目前，我國在這三個方面都還存在問題，如缺乏原創性的核心技術；人力資本積累不足、質量不高；企業家精神缺失。這些都是制約經濟長期增長和發展的因素。那么，有什么解決辦法？唯有創新。熊彼特認為，創新是要素及生產條件組合的革命性變化，其深處是技術進步驅動。技術進步源于人力資本密集的創業創新，這也就是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最基本原因。創業者、企業家在這里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是作為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的組織者。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和文化創意的成果，都是創業者和企業家主導的產業化過程的投入要素。所以，通過長期推動“雙創”，形成創業創新文化，就為培育創業者和企業家創造了條件，進而為中長期經濟增長提供了動力。

“雙創”需要政府產業政策扶持嗎

今天說的創業，很大程度上是指start-up（啟動）意義上的創業，帶有創新意義。我們在美國的硅谷和波士頓、以色列的硅溪看到的創業，以及在北京的中關村、深圳的南山看到的大部分創業，都是內在創新，主要是從事新技術研發的創業。

江蘇揚州的一名大學生通過創業網上賣泥人為自己賺錢交學費

創業的本質是試錯，并行著創業者試錯和需求試錯。二者皆為“對”，才算創業初步成功。而且，結果為“對”的創業總有可能孕育出新技術，進而可能產生新產品、新服務，甚至新產業。所有這些試錯為“對”的創業創新活動，集腋成裘，將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形成作出無可替代的貢獻。

新技術能否產生有市場需求的產品和產業，亦即人們常說的產業化，這就是創業者、企業家的需求試錯。需求試錯在現在的供需格局中，表現得比以往更加重要。這是因為，現今的供需格局是供給過剩（很多是無效供給），發現新需求即供給創造需求，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沿著這個簡單的邏輯，不難發現，內在創新的創業是新興產業發展的源頭活水。正是創業者、企業家的不斷試錯，才在試錯為“對”的成功中出現了現代產業體系。人們可以預見一些新興產業發展的端倪，但新興產業及其體系絕對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創業者、企業家試錯出來的。創業創新究竟做什么技術、產品或服務，可以參考技術預見，但最終“拍板”是根據創業者和企業家的直覺和判斷。

討論創業與產業之間的關系，一定會涉及政府與創業和產業的關系，其中一個方面，就是產業政策的問題。我覺得，現在的討論缺乏必要的界定，將產業政策的外延擴得太大，這無助于問題的討論。要先去掉一些現在被認為是產業政策，但實際上不是產業政策的內容。例如，將政府推動基礎設施發展視為產業政策，是一部分學者的觀點。現在有基礎設施產業的說法，但政府推動其發展的措施，是否就是產業政策呢？基礎設施是公用事業，提供普遍服務，它們構成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大平臺，并不僅僅服務于經濟。在任何情況下，政府都有責任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至于程度和方式則因不同國家和地區而異。也就是說，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并不是一個產業政策的問題。

日本是公認的第一個有明確的產業政策的國家。作為一個戰敗國，戰后日本政府希望集中資源，把百廢待興的產業發展起來，使之帶動國民經濟快速發展。所以，日本的產業政策是直接干預產業發展本身的。這就道出了產業政策的本來意義和內涵：有直接干預產業發展的目標和手段。如日本的重化工業發展目標，以及對重化工業的優惠利率。這個意義上的產業政策到底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這是討論產業政策的要害。日本產業政策的利弊得失向來是見仁見智的。即便持利大于弊的觀點，這可能也與日本是在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上，輔之以適度的產業政策有關。還有兩點亦很重要，其一，在日本實施產業政策的時代，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形成，產業發展往往對應著比較確定的需求；其二，健全的法治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就像新加坡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的確起了較大的作用，但法律制度和依法治理的保駕護航則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所以，首先要明確，所謂產業政策，一定是指對某一類產業優先發展的支持政策，既有政策目標，也有政策手段。從這個意義上看產業政策，就需要謹慎一些了，尤其在市場能夠發揮配置資源作用的領域，就更是如此。這是因為，這里有兩個繞不過去的問題，而且，經常被人們提及。

一是信息對稱的問題。產業發展的方向、產業結構的演化是能夠被預見的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一時間產生的產業“短板”，能夠靠產業政策修復嗎？也不太可能。因為政策都有時滯，不等政策發揮作用，市場的作用可能已補齊“短板”，政策的作用可能會使“短板”變成“長板”。這樣的例子也不在少數。

二是扭曲市場的問題。推動某一類產業發展的產業政策，都是有“含金量”的，這就必然使企業趨之若鶩，以獲取個中資源。所有創新的努力都不及這個來得快。這就像資產價格過快上漲一樣，扭曲了激勵的方向。這對于創業創新的殺傷是巨大的。

考慮到上述兩個問題以及中國現階段的法治水平，我認為，即便還有必要的產業政策，但對于“雙創”而言，公共服務和實現這些服務的平臺可能更加重要。過往的經驗是，產業政策的扶持對象往往是特定產業中的國有企業、大企業，產業政策是極少惠及“雙創”的。有專家在說到制定產業政策的出發點時指出，它們是從市場維護或修復的角度出發的。這與其說是產業政策的出發點，不如說是創業政策的出發點。創業創新需要好的市場環境、生態系統，政府還是在這個方面多做一些努力，而將自己從產業發展中抽身出來，尤其是在占比最高的競爭性產業中更是如此。創業政策本質上屬于創業服務。政府應和社會各界一起，多為“雙創”的生態系統做一些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