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古代，公車作為官員的代步工具，也是一種地位的象征。明太祖朱元璋曾對公車腐敗公開宣戰，對各級官員的公車配備、使用制定了嚴格制度，嚴令官員多乘馬、車，且切實執行。但是，明代中期以后，各級官員日益逾越禮制，普遍使用轎，且儀仗、裝飾競相奢華，公車腐敗現象越發嚴重，積重難返。

【關鍵詞】明代  公車腐敗  制度建設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從古至今，公車雖只不過是官員的代步工具，但更是一種地位的象征，只要頭戴烏紗以后，就沒法排除對于座駕的情結。盡管歷代王朝規定為官員配備公車，但為了防止官員超標準、公車私用等公車腐敗，各朝都會對什么級別的官員享受什么等級的座駕制定出詳細的制度。明太祖朱元璋曾對公車腐敗公開宣戰，對各級官員的公車配備、使用制定了嚴格的制度，嚴令官員多乘馬、車，且切實執行。但是，明代中期以后，各級官員日益逾越禮制，普遍使用轎，且儀仗、裝飾競相奢華，公車腐敗現象越發嚴重，積重難返。

明太祖朱元璋制定公車配備、使用制度，維護王朝統治

明太祖朱元璋建國后，為了“辨貴賤，明等威”，滿足官員的公務需要，維護明王朝的統治，繼續維持各級官員的公車。同時，鑒于歷代的公車腐敗經驗教訓，他也擔心官員逾越禮制，養尊處優，導致吏治敗壞，沖擊明王朝統治秩序，因此他法體漢唐，參之宋典，陸續頒布法令，制定出一套公車配備、使用制度。

明代的公車，主要包括馬、車、轎等類。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詔定各級官員乘坐車、轎的級別及其檔次，規定凡官員所乘車不得雕飾龍鳳紋，飾物、材質皆因品第不同而區隔，文官一品至三品用間金飾銀螭繡帶，四品、五品用素獅頭繡帶，六品至九品用素云頭青帶，俱用青縵，“轎同車制”。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又下令，凡舟車坐轎禁用紅漆，五品以上車可以使用青幔。明太祖生怕官員養尊處優，嚴格限制轎子的使用，規定“婦女許坐轎，官民老疾者亦得乘之”。對于武官，明太祖規定，“雖極品，必乘馬”。

明太祖還訂立鞍轡之制，對于馬鞍、鞍下所墊之?及纓轡等件亦作了細致的規定。洪武二十六年（1393），規定公、侯、一品、二品馬鞍用銀、鐵，?用描銀；三品至五品，鞍亦用銀、鐵，?用油畫；六品至九品，鞍用擺錫、鐵，?用油畫。建文四年（1402），明朝又規定，官民人等馬頷下纓并秋轡俱用黑色，不許紅纓及描金、嵌金、天青、朱紅裝飾。

明朝中期以后，對官員使用車、轎等禁令多次重申和補充

明朝中期以后，歷朝又不斷頒布法令，對官員使用車、轎等禁令作出重申和補充。

景泰四年（1453），詔令在京三品以上文官許乘轎，其余不許違例，在外各衙門俱不許乘轎。弘治七年（1494），孝宗下令，“除奉有旨及文武例應乘轎者，止許四人扛抬。其兩京五府管事，并內外鎮守、守備等項，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分老少，皆不許乘轎。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指實奏聞”。這些詔令，允許三品以上文臣有乘轎資格，且規格止于四人所抬，“庶官亦乘馬”，武臣仍在禁止乘轎之列。

正德元年（1506），武宗下詔，重申兩京文職四品以下及武臣皆不許乘轎。正德四年（1509），禮部侍郎劉機言，“《大明集禮》公卿大臣得乘安車，因請定轎扇、傘蓋品級等差”，明武宗“以京城內安車傘蓋久不行，卻其請，而命轎扇俱如例行”。嘉靖五年（1526），世宗敕令，“兩京五府及在外鎮守公侯伯都督等官、皇親駙馬、在京四品以下文職，在外自三司以下官有乘轎，軍職有上馬用杌、輿乘小轎出入者，參問降調如例”。嘉靖十五年（1536），再次重申，四品以下不得用帷轎。隆慶二年（1568），穆宗諭令“兩京武職非奉特恩，不許乘轎。文官四品以下用帷轎者，禁如例”。萬歷三年（1575），神宗亦下令，“武臣勛戚等官，俱不得僭用四人帷轎”。天啟五年（1625），明廷又詔令，官員三品以下禁止乘輿。

以上這些詔令的頒布，是對明初公車法令制度的不斷重申和補充，實際上也是當時各級官員競相逾越禮制、肆行公車腐敗的反證。事實上，明朝中期以后，各級官員逐漸逾越禮制，違規使用公車，乘轎者日漸增多，且競相奢華。明朝政府遂不斷重申禁令，力圖堵住公車腐敗的口子。

明朝中期以后，為官者以轎代步風氣形成，公車腐敗日盛

明初，太祖嚴格限制轎子的使用。其時，法制嚴苛，對違反公車制度者嚴加懲罰。但是，隨著時代變遷，轎代馬、車，舊有車制久廢而無所適用，明朝中期以后，歷朝雖屢有申令，輿制漸備，卻并未阻擋為官者以轎代步風氣的形成，且競相日益奢華，公車腐敗之風越發盛行。

乘轎者的范圍由三品以上文職大臣擴展到整個文武官僚群體。依制，普通文官與武官俱在禁轎之列。明朝中期以后，庶官乘轎出行者日漸增多。這一現象，起先在南方尤為普遍。轎子雖然舒適，但是官員所乘多為官轎，所需轎夫少則兩人，多則四人，且多為力役，勞民甚苦，大大增加了民眾的負擔。明初嚴格限定乘轎群體，轎夫數量亦有嚴格規定。明朝中期，開始時執行尚嚴。如天順六年（1462），監察御史李杰因乘“八抬大轎”巡按直隸而遭彈劾，被下詔獄。英宗以其乖張跋扈，而降為典史，由正七品降為小吏。其后，違例乘轎者現象越發普遍，處罰卻相應減輕。如正德十三年（1518），陜西布政使李承勛及按察使楊惟康違規乘肩輿，僅遭罰俸四個月處分。萬歷三年（1575），右僉都御史陳省因乘轎被揭發，僅罰俸三月。

武官僭越乘轎的情況遠逾于文官。如成化年間，南京給事中王讓奏稱，南京守備武官“多不乘馬，私役京操軍士，肩輿出入，呵從實繁，將驕卒惰”。弘治九年（1496），兵科都給事中楊渶奏言：“舊例，將臣在病，得請方許乘轎，止可于暫時行之。今京營將官，多有久離鞍馬，以坐轎為常者，非惟不能制御急變，恐無以表率六軍。”正德年間，總兵劉暉因違制乘轎而遭彈劾。嘉靖十一年（1532），南京都督同知楊宏擅乘肩輿而遭劾。……明政府對于武臣乘轎的容忍程度顯然低于對于文臣的要求。

官員公車不僅僭越使用，而且越發追求奢華排場。正統年間，南京守備及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守者不能彌盜，及以虐民又違理肆情，擅作威福，挾制諸司，或出入多用騎從，清肅道路，甚至乘轎”。官員在享受違規的舒適車轎的同時，常常伴有大量的隨從人員，靡費豈止于一轎。如嘉靖時，左都御史潘恩指控南京“巡城御史乘轎，多役官夫，設酒科及樂戶，耳聞目見，殊失官常”。左都御使鄢懋卿，依附于權相嚴嵩，得以總理四鹽運司鹽政，盡握天下利柄。他“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廁床，白金飾溺器。歲時饋遺嚴氏及諸權貴，不可勝紀。其按部，常與妻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鄢懋卿的官轎不但遠逾四人抬轎的規制，而且以十二女子抬之，招搖過市。

官員前往外地巡視或赴任他地、卸任等皆會使用官方的驛站系統，按規定，驛站多提供馬匹，南方則提供舟船。明朝中期以后，常有官員越制索要。如宣德四年（1429）五月，明宣宗即指斥，陜西、河南“諸處驛路，朝廷差遣之人，所過往往多索供給，甚者十倍常數，迫取丁夫馬驢車牛之類，百姓猝不能給，輒加考掠，得財乃免”；福建等處“差遣者不乘，應給舡馬，皆欲乘轎，亦多違例強索，百姓苦之”。除驛站外，官員每至一處，下級地方官都要裹糧迎候，供其住、行、食、用所需，官轎夫役則是重要一項。明代中后期，官員濫用官轎、役夫的情況不絕如縷，使相關“有司、驛遞、衙門，疲困已甚”。公車腐敗日盛一日，積重難返。

明代實行人治，加之制度、監督、官員思想等問題，導致公車腐敗盛行

明代的官員乘用公車制度，在明初由太祖確立，此后又為歷代所不斷完善和重申，日漸完備。但是，為何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官員們卻能夠不斷逾禮越制，肆行公車腐敗？

首先，皇帝帶頭破壞公車制度。作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皇帝之言即為法旨。歷朝皇帝不斷重申官員車轎禁制，但是常常賦予寵臣“破格殊典”，成為制度的破壞者。宣德年間，少保黃淮陪游西苑，得到宣宗恩準，“乘肩輿入禁中”。弘治八年（1495），南京監察御史王存忠彈劾南京勛貴成國公朱儀、魏國公徐俌、武靖伯趙承慶、南京錦衣衛帶指揮使王銳等乘轎出入，儀、俌、承慶乘八人轎，奢侈尤甚，卻得到孝宗寬宥。嘉靖間，“嚴嵩奉詔苑直，年及八旬，出入得乘肩輿。武臣郭勛、朱希忠特命乘肩輿扈南巡蹕，后遂賜常乘焉。皆非制也”。泰昌、天啟間，皇帝登基及皇子誕辰，下旨凡五軍都督府及宗人府之武職有功者，俱加官一級并賜肩輿。武人不得乘轎的祖制，就這樣被朱元璋自己的子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