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會思潮，皆非無源之水，必有其思想依據和現實考量。或受生計所迫，或為利益左右，或被信仰驅動。民粹主義也是如此。民粹主義最早發源于19世紀中后葉的歐美國家，代表著底層民眾對土地權的渴望，對社會權利的訴求，它堅持平民立場，反對權威，反對精英，仇官仇富，言論和行為的非理性特征明顯。它既是一種政治思潮，也是一種社會運動。20世紀中后期以來，伴隨著現代意識的推進、全球化進程的深化、社會變遷的加速，民粹主義的發展強勢抬升。雖然人們大多認為民粹主義“沒有成熟的、系統化的理論，只是一種立場、態度、情感和行為方式”，①但看它自20世紀以來在全球范圍掀起的陣陣波瀾，人們已經無法否認它已成功躋身當今世界影響較大的新興政治思潮的行列。

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矛盾的張力是各國民粹主義思潮變遷的內在誘因

民粹主義雖是現代性展開的必然產物，但其自身卻蘊含著深刻的反現代性傾向。隨著普選制度的普及與深化，當代西方各國的政府、政治越來越受制于選舉，受制于民意，受制于輿論。曾經的政治精英登高一呼、從者如云的畫面已今非昔比。對于民眾，精英由引領轉向追隨。為了擁有選民，決勝選舉，精英們由往日的登高遠眺、指點江山，逐漸轉向揣摩民意、亦步亦趨。結果是：政府、議會與政治家們難以有大的作為，在面對現實問題時無法獨立做出重大決策。哪怕只是小幅削減福利、提高稅收、拉低赤字、延遲退休，都要瞻前顧后，百般謹慎，更何況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采取較大舉措。誰又能想到，民主制度的深化發展反而為民粹主義的泛濫提供了土壤和契機。

自2012年以來，世界各國的政壇右傾化現象普遍。一些草根型政治領袖借助民眾對于現行政治的不滿，打著人民至上的口號，贏得了較高的支持率。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劇，民粹化現象在深層次上影響著世界政治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民眾通過激進和暴力的方式表達內心不滿和利益訴求，而非訴諸于已有的制度渠道。總體來看，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矛盾的張力是各國民粹主義思潮變遷的內在直接誘因，政府決策失誤與政治公信力不足是外在刺激性因素。“社會分化歷來是民粹主義的土壤。”②在經濟全球化和多波金融危機的雙重沖擊下，當今世界各國的貧富分化愈演愈烈，社會中下層不滿情緒增長，這也就使得民粹主義在全球范圍此起彼伏，絡繹不絕。

中國民粹主義興起是多個現實動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中國民粹主義的情感與觀念由來已久，但一直未上升成為影響力較大的政治思潮和社會運動。在列強環伺、救亡圖存的近代，抵御外敵、誓死抗爭的時代使命是由民族主義完成的，精英與民眾的政治訴求基本方向一致。但改革開放后，事情發生了變化，由于以下一些現實動因的出現，當代民粹主義逐漸興起。

貧富差距擴大，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粹主義的發展。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大幅提高，這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時也應看到，社會貧富差距也在擴大。特別是貪污腐敗、司法不公、暴力拆遷等問題的出現，再加之法治不健全、政府監管不到位等問題存在，導致利益相對受損的民眾把怨氣撒在了政府身上，仇官情緒由此產生。而率先于改革開放中崛起、獲得第一桶金的富人群體，也倍受民眾質疑。部分富人一夜暴富、揮金如土、處事張揚，也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民粹主義的情緒，仇富心理自然引發。可以說，民粹主義作為社會弱者的情緒表達，包含著某些合理的愿望與訴求，但是一旦當平等、公正與權利等價值追求無法在現實既定的體制和機制中獲取，它立即就會轉變成對現行秩序和體制的懷疑、敵視和仇恨。

公民意識啟蒙也是民粹主義興起的重要因素。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公民意識啟蒙、民主觀念培育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隨著市場經濟深化，教育水平提升，國際視野擴展，社會流動加快，民眾的權利意識、自主意識、參與意識、法律意識、平等意識顯著提高。然而社會現實與政治理想之間的距離與斷裂，使得一些變革的愿望以民粹主義的形式體現出來。同時，官員本應是人民的公仆，履行為人民服務的基本職責，但實際情況卻是，有的官員盛氣凌人，高高在上 ；有的官員貪贓枉法，弄權爭利，這種官民矛盾也是刺激民粹主義興起的重要因素。而實際上，民粹主義最核心的表現就是推崇底層道德與文化的價值，認同大眾保存了文化傳統革新與社會進步的真正力量。因此民粹主義的產生與存在往往與社會中下層群體存在的不滿情緒相關聯。

互聯網催生了以網絡為平臺和媒介的新型民粹主義。互聯網是中國民粹主義發展的重要變量，它的普及使數以億計的普通民眾被一下子推進了信息社會與自媒體時代。借助博客、微博和微信，人們開始對涉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權力、權利等公共議題發表意見，表達訴求，施加影響；政府決策、領導風范、社會風氣、公民行為等迅速成為飯后談資、熱議話題。互聯網獨有的信息共享化、權力扁平化、媒體私人化，讓初涉網絡的網民們迅速成長。當然，隨著網絡政治參與的日益深入、擴展，缺陷與不足隨之顯露。傳統民粹主義受溝通渠道、傳播方式的限制，其影響相對有限。但互聯網時代的來臨，極大地改變了民粹主義的運行規律，從而催生了一種以網絡為平臺和媒介的新型民粹主義。在傳統政治文化生態中，當中下層民眾受到不平等待遇時，他們的政治愿望與利益訴求往往要借助知識精英階層的代言方能表達。而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當代信息技術的興起與普及，直接開啟一個平民參與政治的時代。特別是自媒體時代的到來，進一步削平了大眾傳媒的門檻，傳統的話語權威遭遇沖擊。從此，民眾維護自身的利益無須再借助知識精英之口，投身網絡即可直抒胸臆。及時、廉價、開放、便利，成為互聯網時代政治參與的突出特征，這也使得互聯網成為民粹思潮最為活躍、民粹色彩最為濃郁的領域。

媒體話語權的變遷，扭轉了精英與民眾的力量對比，使民眾在互聯網上唱起了主角。近代以來的政治話語正是在精英的詮釋、爭持與論戰中變遷發展，相應地，民眾思想的啟蒙也以傳統媒體為中心向外圍放射、拓展和傳播。但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政治話語的傳播結構，扭轉了精英與民眾的力量對比。原本處于政治話語權外圍和邊緣地帶的民眾，在互聯網上唱起了主角。官員、專家和富豪們相比普遍網民似乎擁有更多的資源、更大的影響和更多的話語權，但在網絡上卻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弱者。各色知識分子還在一如既往地發言，卻被淹沒在迅猛涌起的民意與輿論中。民粹主義者“借助直覺正義和怨恨，能夠很快地將旁觀者動員起來，而且矛頭對準了體制以及為其辯護的專家，支持他們的專家則贏得一片‘贊’，容不得質疑。”③互聯網使社會中下層在人數上的優勢轉化為話語上的優勢，人多勢眾直接導致了網絡上精英們的寡不敵眾。

民粹主義有挾民意以令政府的趨勢

民粹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民意走向，拓寬了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渠道，普通民眾的話語權隨之提升。它也關注社會現實問題，在分配矛盾與社會公正等當下最為緊迫、最為關鍵的問題方面，對問題解決的推進有所助益。但其抹殺精英人物對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歷史創造，強調對民眾意愿的絕對順從，宣揚極端的平民化主張，又是極其危險的。從世界范圍來看，民粹主義趨勢反應了底層民眾的利益訴求和情緒不滿，迫使各政黨不得不反思和調整國內外政策，但這些調整的負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民粹主義鼓吹“人民至上”。在一些民粹主義者看來，草根階層、底層社會就是“人民”，“人民”的訴求都是合理的，必須得到滿足。按此邏輯，任何言論，任何思想，只要冠以“人民”的名號，就可以大行其道，不證自明。這種做法導致現行民主原則和制度受到挑戰，使現實政治容易走向反精英、反體制的歪路，結果往往是挾民意之名卻背離民主之實。

民粹主義宣揚極端平民主義。一些民粹主義者過分簡單地解讀經濟危機與社會問題，導致狹隘的平民主義、極端的民族主義和盲目的排外主義，對于經濟危機和社會問題的解決有百害而無一利。一些民粹主義者懷念計劃經濟時代，反對財富的不均衡分布，甚至將共同富裕簡單理解為殺富濟貧。他們打著為民代言的旗號，大張旗鼓反對主流政治，反對一切他們認為有可能威脅和損害民眾利益的東西。在他們看來，這種威脅既可能來自上層的精英群體，也可能來自外部的異己力量，因此，他們既反對現有的政治秩序對于民眾的安排，又不斷激化民粹情緒，反對一切外部力量的入侵。

民粹主義推崇非理性政治。民粹主義者過分極端地批判現行政治，導致理想主義過度泛濫，無節制的批判容易引起集體的無意識和極端的非理性。反體制、反精英、仇官、仇富，實際上代表著一種脫離實際的、對現實政治的逆反構思，表達了民粹主義者烏托邦式的政治理想。民粹情緒越濃，非理性程度越大，對社會發展的理性機制傷害越大。當情緒化的社會大眾可以自由表達政治主張，放縱地操控政治議程，就會使原本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訴求淪落為充滿怨氣、具有破壞性的政治宣泄。

民粹主義熱衷激進立場。釣魚島事件后，我國民眾的民族情緒與愛國熱情被民粹主義者利用，引發民眾抗議浪潮此起彼伏。一些民粹主義者利用網絡、社交平臺或講座等形式宣揚“武力攻打釣魚島”“用鮮血捍衛國家主權”。一些人打著愛國的旗號，以“人民”的名義進行道德審判。這種披上了愛國主義外衣的民粹主義極具迷惑性。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雖然價值主張相距甚遠，但有時為了實現自身的某種目的，二者也可以鉚合在一起。這一傾向必須得到高度重視。

民粹主義鼓勵政治參與，主張政治平等，倡導平民化的政治表達，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等價值，關注社會底層和弱勢群體，這些無疑都具有進步意義，對于社會發展具有積極價值。但近年來，民粹主義的話語越來越平民化、暴力化、極端化、非理性化。對各種社會現象冷嘲熱諷，對政府行為消極抵制，對社會道德與倫理觀念玩世不恭，批判有余而建設不足，甚至有挾民意以令政府的極端趨勢。在現實生活中，民粹情緒挾持民意，對政策制定和司法公正已造成負面影響。這在歐美各國、拉美各國、俄羅斯以及日本都有顯現。

合理消解當下中國的民粹主義是重要的時代課題

民粹主義在當下的流行是諸多社會和政治因素合力的結果。如何準確認識、正確對待當下中國的民粹主義是重要的時代課題。

首先，民粹主義不是也不可能是主流思潮。當下中國處于轉型時期，民粹主義仍然擁有較大的市場，但和平與發展、開放與多元是主旋律，這種大環境下民粹主義不可能占據社會主流。無論是社會變革，還是民主改革，將由上而下的頂層設計與自下而上的民眾意愿兩相結合，才能更好體現社會的訴求，反映社會的共識。因此，對于民粹主義，不要妖魔化，不要污名化。既要提防它危害的可能性，也要看到它存在的現實性。還要看到，對于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活，多元化是當下和未來發展的大趨勢。文化是多元的，利益是多元的，階層是多元的。各種思潮共生亦共存、交織且競爭格局的出現，是政治生態平衡的標志，也是政治文化健康的根本。

其次，民粹情緒與民意表達要區別對待。這些年，我國社會在就業、勞動關系、收入分配、社會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問題，有些社會沖突與利益矛盾不能得到及時解決，這就使得群體性事件偶有發生，客觀上為民粹主義的情緒化表達提供了土壤。部分民眾希望變革圖新，渴望自身利益得到政府和政策層面的維護和保障，但同時他們又對現行制度不信任、不支持、不配合，甚至有憤怒、暴力的話語和行為，這都為民粹主義提供了可乘之機。

同時，社會大眾渴望民主，渴望社會公平和公正，渴望社會和諧，這也是大多數網民參與政治的主要動機和出發點。久而久之，這種社會情緒就積蓄了較大的能量，進而向社會思潮、社會運動的方向蔓延和發展。因此，要將民意區別對待，尤其是要將網絡空間里表達出來的民粹情緒與真正的民意表達進行謹慎甄別。正如有學者指出：“民粹主義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心理和政治文化，當其轉化為輿論環境和現實民意時，卻有可能裹挾國家的立法行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司法審判的結果。反過來說，某些利益集團也可能利用非理性的民意而影響國家做出有利于本集團的決策。”④因此，政府對民意要有所敬畏，對于民眾訴求的合理性應當給予足夠的重視，并結合實際切實解決問題，同時，也要為底層民眾建立與政府政策制定、與決策機構溝通協調的機制，建立下情上達的信息渠道，讓民眾更理性、更客觀、更節制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利益訴求，以便于將底層化、邊緣化、激進化的民粹情緒與行為吸納到主流的政治運行過程中來。

再次，約束和規制民粹主義的極端立場。通過宣傳教育，培養公民意識和法治精神，借助內在的道德和外在的法律雙重規制公民行為，約束并防止公民在政治參與中的過激言論和極端行為。可以建立健全網絡法律法規體系，強化對民粹主義非理性話語的合法規制。合理劃定法與非法的邏輯，尋找自由與合法的平衡。加強網絡道德、網絡素養教育，將道德理性與民主觀念的提升有機結合，培養多元寬容、文明理性的網絡行為。引導網民理性表達，促進網絡輿論的理性化，提升公民對網絡規則與民主程序的尊重和理解，強化責任意識與規范意識。依靠媒體、網絡、政府、協會組織和全體網民共同努力，形成多方監管、應急和防御體系。加強行為自律與社會治理，更好實現網絡輿論的監督和引導。

最后，消解民粹主義滋生的土壤。努力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妥善解決各類社會矛盾，以促進社會和諧，利益均衡，最大限度地消解民粹主義滋生的土壤。要想消解民粹主義，關鍵還在于保證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公平與公正的真正實現，從最少受惠者的角度出發，調節和處理利益分配，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設計兼顧各方需求，保證公民在分享基本利益、實現自身權利面前人人平等，更有幸福感，活得更有尊嚴，以完善的民主建設擺脫民粹主義的震蕩與糾纏。只有最終實現了社會的公平與公正，才能滿足下層民眾的真實訴求，緩解他們對現行體制和政策的抱怨和不滿，這是有效抑制、合理消解民粹主義的根本之道。

對于當代中國政治發展，防止極端思潮誤導社會公眾，仍然是一個重大課題。主流意識形態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的任務比以往更加艱巨。對于社會思潮，交鋒交融才有活力，多元多變才會發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矛盾凸顯多發的背景下，我們需要在多元中求共識，在變革中求發展。準確理解當下政治的實質，正確看待思潮發展的未來，才能使我們在改革大潮中立于不敗之地。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副院長）

【注釋】

①叢日云：《中國網絡民粹主義表現與出路》，《人民論壇》，2014年第2期，第54頁。

②陶文昭：《新民粹主義的時代審視》，《人民論壇》，2012年第8期，第64頁。

③周汝江：《從大眾社會到網絡社會——當代中國政治表達民粹化的轉型與治理》，《人民論壇》，2015年第11期，第45頁。

④楊陽：《民粹主義情緒熱度與價值訴求》，《人民論壇》，2014年第2期，第58頁。

責編/潘麗莉 孫娜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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