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各種跡象表明，讓美國人引以為豪的美國民主，似乎正在經歷一場危機。然而，回顧美國歷史，當前美國民主所面臨的種種困境，似乎是美國政治周期中的一個低谷，而不是病入膏肓的表現。

【關鍵詞】美國  政治  民主   【中圖分類號】D73     【文獻標識碼】A

2008年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高舉民主社會主義旗幟的桑德斯差一點擊敗希拉里獲得2016年民主黨總統提名，地產大亨特朗普在幾乎所有主流媒體和政治精英的反對聲中，成功當選為美國下一任總統，這些事件從不同角度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美國的民主政治正在經歷一場危機。

美國學者眼中的美國民主

2014年暢銷全球的兩本專著——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和美國政治學者福山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從不同角度對美國民主的危機進行了深入分析。皮凱蒂的研究表明，美國正在經歷20世紀初以來最嚴重的貧富懸殊，而福山則認為，美國的國家治理能力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益減弱。無論是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還是國家治理能力的每況愈下，都表明美國的民主正在衰敗。

其實，早在皮凱蒂和福山之前，已有不少著名美國學者關注美國民主政治所面臨的諸多問題，如兩黨在意識形態上的極端化和選舉的金錢化。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更是催生了大批學術研究。當年出版的普林斯頓大學拉里·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的專著《不平等的的民主：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明確指出，美國社會的不平等并非經濟力量的產物，而是政黨集團和權貴利益把持下的政治體制結出的惡果。耶魯大學的雅各布·哈克爾（Jacob Hacker）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2010年合著的《贏者通吃的政治：華盛頓如何讓富人更富，同時置中產階級于不顧》，直指美國政府推行的稅收和財政政策為導致貧富鴻溝的罪魁禍首。

也是在2010年，西北大學杰弗里·溫特斯（Jeffrey Winters）的《寡頭政治》一書出版，書中專門分析了美國民主中的“公民寡頭政治”現象。普林斯頓大學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在2012年出版的專著《財富和影響力：美國的經濟不平等和政治權力》，不僅勾勒了過去幾十年中美國政治不平等的發展軌跡，還通過大量實證研究表明，主導美國政策走向的往往是富裕的精英階層，而不是本來應該“當家作主”的普通老百姓。2014年9月吉倫斯和西北大學的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合作發表題為《美國政治理論檢驗》的文章，他們的研究結論是，美國政治中特殊利益集團對政府決策的影響最大，而普通民眾則沒有任何影響。

普通美國人眼中的美國民主

從1948年開始，密歇根大學的社會研究所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下，一直在總統大選年和中期選舉年（除了2006、2010、2014年的中期選舉）進行全國性、大規模、隨機抽樣民意調查，以了解美國人的選舉行為、政治態度、政策偏好、人口特征等等。

在多年的調查中，有三組問題從三個維度測量受訪者對美國政治體制的感知、評價和認同。第一組的問題，涉及是否信任聯邦政府、政府是否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政府官員是否腐敗、政府是否浪費納稅人的錢。調查結果顯示，在三個歷史時期，美國人對政府的信任度較高，即20世紀6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和21世紀初期，而這三個時期的最高點分別為1966年的61%，1986年的47%，以及2002年的43%。從2002年開始，美國人對政府的信任度急劇下降，到了2008年只有26%。到了2012年，更是只有22%的美國人信任聯邦政府，創有史以來最低。從1966年的歷史最高點61%算起，美國人對政府的信任度在46年里下降了近40個百分點，幾乎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

第二組有兩個問題，測量的是政治效能，也就是一個人認為自己的政治行為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影響政府決策。一個問題是“像我這樣的人”是否對政府決策有影響，另外一個是政府官員是否關注“像我這樣的人”的政治訴求。在1984年之前的14次調查中，每次都至少有51%的美國人認為自己具有政治效能，并且有調查以來的最高點也是在這個時期內（1960年的74%）。相比之下，從1986年到2012年的12次調查，只有兩次超過了50%，即1992年的51%和2002年的61%。2002年之后，該比例一直下降；到了2012年，僅有36%的美國人認為自己有政治效能，幾乎接近有史以來的最低點（1994年的33%）。

最后一組的兩個問題測量政府的回應性。第一個問題是政府決策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民眾的訴求，第二個問題是選舉在多大程度上讓決策者關注民眾的訴求。調查結果顯示，1966年有創紀錄的78%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決策反映了民意，而到了1982年，該比例急劇下降到了歷史最低點34%。此后該比例慢慢回升，在2002年達到了71%。但是到了2012年又降低到53%。這個比例表面上看起來不算低，然而在所有20次調查中，政府回應性低于53%的年份只有四次：除了1982年，還有1980、1984和1988年，分別為51%、52%和51%。

“美國民主走到盡頭”的判斷為時過早

各種跡象表明，讓美國人引以為豪的美國民主，似乎正在經歷一場危機。然而，回顧美國歷史，當前美國民主所面臨的種種困境，似乎只是美國政治周期中的一個低谷，而不是病入膏肓的表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也就是俗稱的“鍍金時代”，美國的貧富懸殊可以說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然而，經過“進步運動”等一系列社會經濟改革，貧富懸殊得到了有效抑制，并在20世紀70年代初達到了歷史最低點。又比如，奴隸制和南北戰爭讓美國陷入了空前的分裂，但是通過羅斯福新政、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這種分裂得到了有效的彌合，而奧巴馬當選為總統，更是表明很多美國白人不僅接受了種族平等，而且投票支持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總統。

因此，說美國民主已經走到了盡頭，似乎還為時過早。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認識到，在美國這樣一個“例外”的國家，政治制度的衰敗，并不意味著社會活力的消失。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的結尾部分，福山這樣寫道：“美國最偉大的地方從來都不是它的政府；相反，從建國開始，私人部門一直是美國最具創造力和最重要的地方。”從世界著名的私立大學到蘋果、谷歌這樣的創新企業，從好萊塢電影到星巴克咖啡，美國社會的創新能力要遠遠高于其政治制度的自我改革能力。總之，我們不僅要看到美國的政治危機，也要看到美國的社會活力。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副院長）

責編/張寒   美編/ 王夢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