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建立國有企業違規經營投資責任追究制度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應當說，“終身追責”意味著無論當事人是否在職、是否轉任，都要為自己的“重大決策”負責，這為在任的、對重大決策負有責任的領導者來說，無疑又增加了一道“緊箍咒”，促使其在行使權力時有了更多的“謹慎”。

其實，“終身追責”與“巨額虧損”之間從邏輯上并不具備完全的“因果關系”，因為巨額虧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因“終身追責”就會堵住“巨額虧損”的問題。反之，是不是“巨額盈利”就可以“一白遮百丑”了呢？《意見》也明確指出：“對違反規定、未履行或未正確履行職責造成國有資產損失以及其他嚴重不良后果”和“重大決策”進行終身追責。所以，巨額虧損只是這些情況中的一種。

首先，在經濟下行壓力下，雖然國企虧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決策失誤是重要原因之一。決策不可能不失誤，孔明也有斬馬謖的時候，但從近期反腐行動中可以看到，許多發生在國有企業的腐敗問題是與“主要決策者”的個人行為有關的。這也反映了對國有資產監管方面的制度漏洞。

第二，從根本上講，“追責”是“事后諸葛亮”。巨額虧損已經造成，作為“個人”能夠承擔的責任是“有限的”。所以，從制度上堵住“不科學、不合規”的決策才是“釜底抽薪”之舉。這個制度就是現代企業制度和真正的法人治理結構。國資委曾經進行過董事會改革試點，即“增加外部獨立董事”，在重大決策上杜絕“一把手說了算”的情況。

第三，在某種意義上，經營決策失誤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情況，“股神巴菲特”也有“失算而資產巨額縮水”的情況。除了“公益類”國有企業要根據其定位確定“盈利目標”外，“商業類”國有企業如果與非公企業一視同仁的話，那么從企業層面的“重大決策失誤”就“無可厚非”。問題是“甘蔗沒有兩頭甜”，國有企業在中國具有與非公企業不同的性質，“利用國家力量”與“日不落的跨國公司”競爭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重大戰略。如何“既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集中力量干大事’，又能夠按照市場規律，培育‘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對于國企改革來說，還有很多沒有解決的難題。有些“板子”不是簡單找到“一只替罪羊”，問題就解決了。

第四，在深化國企國資改革的關鍵時期，中央印發了《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和《關于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這兩份重要文件是新時期加強國有企業黨的建設的指導性文件。為做好國有企業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為做好“重大決策”的監督作出了部署。

第五，借鑒國際經驗，可以看到，發達國家在做好國有資產監管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日本、美國、新加坡、法國等都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是強化政府監管，有的是重在董事會、股東會和監事會的權力制衡等。新加坡淡馬錫是國有企業，但它的經營效益和監管都獨具特色，既沒有“一管就死，一放就亂”，也沒有因國有企業的性質而產生“重大決策失誤”，實現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增長。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終身追責”不僅是對“決策失誤”的追究，更要對“不作為”的責任進行追究，“不作為”也是一種腐敗而且影響同樣嚴重。

國有企業經營者也有自身的煩惱，多重角色讓他們難以適從，幾乎是要他們做“完人”。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國有企業性質和定位”，從國家和地方政府層面上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國有企業巨額虧損、國有資產不能發揮應該發揮的作用以及 “重大決策失誤”就是難以避免的。 

(作者為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企業人事管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責編/高驪    美編/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