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應用修正后的以知識存量、勞動生產率、產業結構轉換能力三個指標為核心的經濟轉型能力評價體系，結合相關的公開統計數據，對山西省11地市的經濟轉型能力進行測算，經過對不同地市之間經濟轉型能力得分、分項指標得分的比較，對各地市的經濟轉型問題進行探索性研究。

理論模型：經濟轉型能力評價體系。

核心指標：知識存量、勞動生產率、產業結構轉換能力。

測評范圍：山西省11地市。

測評方法：相關性分析、功效函數轉換。

數據來源：山西省及11地市統計局官網或統計信息網，主要是《山西統計年鑒2015》、山西省11地市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4年山西省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山西省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

主要發現：

·太原的經濟轉型能力綜合得分和人均GDP在11地市中均排名第1，屬于經濟轉型能力和人均GDP雙高的典型城市。為此，進一步總結太原市的經濟轉型經驗和做法，對于其他地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陽泉的經濟轉型能力綜合得分在11地市中排名第11，人均GDP在11地市中排在第4，屬于人均GDP排名靠前但經濟轉型能力排名靠后的城市。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這主要與該市勞動生產率和產業結構轉換能力排名靠后有關（均位列第11）。為此，對于陽泉市，更好實現經濟轉型與經濟發展的同步推進，是其今后工作的重點。

測評結果：

從亞當•斯密把經濟增長問題作為總題目來進行研究開始，經濟增長理論發展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其中，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等過去一直被主流經濟學家認為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問題，而經濟增長的質量，如經濟增長的結果、前景等問題直到近期才逐步受到關注。亞諾什•科爾內在《突進與和諧的增長》一書中曾經指出，“翻閱一下關于經濟增長理論的浩瀚文獻，我們發現，到處都在用寬泛的數量指標來描述增長過程，而發展過程的質量方面幾乎完全被忽略了”。在多恩布什與費希爾的《宏觀經濟學》中，經濟增長過程被認為“是生產要素積累和資源利用的改進或要素生產率增加的結果”。其中，“生產要素的積累”是強調經濟增長的數量，“資源利用的改進或要素生產率增加（包括生產要素的再配置等）”則是強調經濟增長的質量。

經濟轉型正是源于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強調和重視，經濟轉型寓于經濟增長的過程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講，健康的經濟增長本質上代表了持續的經濟轉型過程。庫茲涅茨將經濟增長定義為給居民提供日益繁多的經濟產品能力的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現今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與之相應調整的基礎上。按照庫茲涅茨的理論，經濟轉型能力的要素構成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知識存量的增加、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以及產業結構的變換。這三方面要素的提升，在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共同影響了經濟增長，進而反映了一個地區乃至一個國家的經濟轉型能力。

1992年，中國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之后，中國的GDP經歷了超過10年的高速增長。但從近些年來看，中國的經濟增速仍然無法擺脫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在經歷過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后，隨著不同要素的產出逐漸步入“穩態”，經濟增速也逐漸“收斂”。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內容就在于如何適應從經濟高速擴張到增長收斂的轉變，以及在各種要素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下，仍然能夠保證相應的經濟產出。為了應對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中國推出規模宏大的經濟刺激計劃。然而，在后危機時代，經濟刺激計劃產生的“副作用”也逐漸開始顯現，諸如金屬、能源行業產能過剩、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科技創新轉化為生產力不足等一系列現象反映了經濟增長動力明顯衰退。甚至有專家指出，“螺旋式下降”成為自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呈現出的主要特征。對于山西省，其經濟增長所經歷的變動情況也是大致如此，雖然其經濟增長速度在1995-2015年間的多數年份中略高于全國經濟增速，但是山西省經濟增速在此期間波動較大，這也更加說明山西省需要通過更好轉型發展來實現經濟平穩增長。而且還應該指出，從2014年以來，山西省經濟增速快速下滑，明顯低于全國經濟增速，經濟轉型升級的壓力從中可見一斑（見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