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同志：

您好！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對加強和改善黨的組織生活具有重要意義。我想了解的是，“黨的組織生活”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后來是如何制度化的？又是怎么發展演變的呢？可否請專家解答一下。謝謝！

西城讀者 趙正文

　特邀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理論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宋月紅作答

從黨的歷史上看，黨的組織生活在黨的建設中具有基礎性和根本性意義，嚴格黨的組織生活，是黨的重要政治優勢。在開展黨的組織生活中，黨不僅形成了優良傳統和作風，而且通過健全和完善制度，不斷提高黨的組織生活的質量，深入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嚴肅、認真地開展黨的組織生活，加強黨的組織生活的常態化和長效機制建設，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組成一個做革命運動的并且一個大的群眾黨，我們就不能忘了兩個重大的律”

無產階級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嚴格黨的組織生活。1847年，國際性的工人組織“正義者同盟”更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該同盟規定了民主選舉、報告工作、交納黨費等制度，其中就包含有對組織生活的規定。

馬克思和恩格斯畢生致力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對黨的組織生活制度進行了探索。1903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與馬爾托夫之間圍繞黨章第一條的條文“什么人可以做黨員”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之一是，黨員是不是必須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列寧堅持把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開展組織生活作為黨員必備的條件之一，這是無產階級政黨史上的一個創舉，是列寧對無產階級政黨組織生活的重要理論貢獻。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以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政黨，自黨誕生始就高度重視黨的組織生活制度建設。建黨初期，通過黨綱和黨章把黨的組織生活統一規范下來，組織生活緊緊圍繞黨的政治路線和任務開展。黨的二大在《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中指出，黨“組成一個做革命運動的并且一個大的群眾黨，我們就不能忘了兩個重大的律”，一是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里面去，二是黨的內部必須有適應于革命的組織與訓練。否則，“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夠有力量去做革命的運動”。黨領導革命勝利，前提是必須把黨建設好，而黨的政治生活、組織生活則是黨建的重要基礎。在黨的建設中，黨還把支部作為“黨的命令傳達所和宣傳機關”。

此外，我們黨還強調，要使黨員通過黨內嚴格的組織生活訓練，對黨忠誠、嚴守紀律、保持氣節，對不認真履行黨員義務和不參加組織生活的黨員，堅決予以組織處理和紀律處分。“一大”代表周佛海，組織觀念淡薄，對過組織生活高興就參加，不高興就不參加，不參加事先也不請假。1924年，時任中共兩廣區委書記的陳延年聽了關于周佛海一事的匯報后指出：“是黨員必須過組織生活！黨員不論地位高低，都要照黨章辦事，非有特別事故，不準請假……不要以為周佛海是教授，就不敢批評他，他有缺點就應該批評，這不是小事情。”后來，周佛海由于罔顧黨組織規定，被開除出黨。

　周恩來嚴肅地說，在我們黨內，每個人都是普通黨員，誰都要過組織生活，這是黨性問題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中華大地上出現了蘇區和白區兩個區域，黨的組織生活也由此形成了革命根據地和國統區中共地下黨這兩種有不同特點的組織生活。

革命時期，在黨的組織生活中，黨的領導干部同普通黨員一樣，是平等的，不能有任何特殊之處。長期以來，黨的領導干部也總是以一個普通黨員的姿態參加所在黨支部或黨小組活動，過黨的組織生活。在艱苦的革命歲月，毛澤東曾因臨時有要事不能參加黨小組會議，親自到黨小組開會的地方去請假。周恩來在紅軍長征過草地后的一天，曾就“為什么很長時間不開黨小組會”的問題詢問擔任黨小組長的警衛員，原來是黨小組看他工作忙而沒有通知他。為此，他嚴肅地說，在我們黨內，每個人都是普通黨員，誰都要過組織生活，這是黨性問題。朱德也從來是自覺參加黨小組活動，而把不參加黨小組活動視為搞“特殊化”，指出在我們黨內只有特殊的工作，沒有特殊的黨員。

黨的組織生活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組織保障。歷史經驗表明，黨的組織生活越嚴格，黨的政治生活就越健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的組織生活圍繞黨的工作中心、根據國家建設和發展面臨的形勢與任務，其內容和形式不斷發生調整和變化，并融入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之中。從1950年開始，在基層支部逐步明確了“三會一課”制度，同時明確基層黨員負責干部兼任黨課輔導員。此后，黨的組織生活制度不斷豐富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