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概念體系，與其說是為了與西方交流，不如說更多是出于對自身的考量。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社會科學界需要就中國一路走來的經驗教訓，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給中國的民眾一個交待。

【關鍵詞】政黨體系 中國特色 價值 【中圖分類號】D05 【文獻標識碼】A

2016年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提出要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并把其重要性提升到“引領社會變革的時代先聲”高度。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水平要上一個臺階、要走出自己的道路——最高層對這一議題的強調，釋放了什么訊號？ 筆者認為，訊號的核心可以總結為“以理服人”這四個字。這里的“理”，強調的是執政的“法理”，即西方政治學中強調的Legitimacy。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摸索著全新的發展模式。一個模式的建立，需要兩個主要因素：一是成效；二是支撐該成效的概念構建。中國的發展模式，在第一個因素上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前領導人鄧小平曾簡明扼要地指出，發展就是硬道理。中國再不發展，就要被開除球籍。中國用了三十多年時間，完成了從開除球籍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蛻變；相對滯后的，是對自身發展道路的一套連貫的理論體系。然而，缺乏了這個因素的有力支持，中國的發展沒有了自身有力的發言人。

中西方對政黨體系的不同概念

筆者在美國的大學政治學系任教，對于中西方關于政黨政治根本不同的理解有切身體會。美國本科政治學導論常用的一本教材名為《權力與選擇》（Power and Choice）。該書在談到政黨時，特別強調指出，政黨的存在，必須以通過選舉獲得執政權為目標。以美國為例：大家知道的是民主黨和共和黨。但其實登記在冊的政黨林林總總，數目眾多。美國是公認的兩黨政治，除了民主黨和共和黨，其他政黨獲得國家立法權、執政權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但是這并不妨礙諸多政黨把贏得選舉，從而奪取行政和立法權作為其存在的根本使命。另外，有些政黨雖然在國家級選舉中沒有取勝的機會，但在州、鎮、市等地方級別選舉中卻有取勝可能。

總而言之，以美國為代表，西方的政黨體系和其選舉體系密不可分，兩者共同構成了其根本的政治生態。而這樣一個政治生態，在中國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國的根本大法《憲法》在其序言里，已經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換句話說，中國的憲法確認了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為唯一執政黨，其他政黨為參政黨，對執政黨進行輔助協商。在中國的政治生態下，不存在執政黨的不確定性。 如此涇渭分明的區別，說明中西方不可能在政黨的概念上取得根本共識。如果說西方的政黨成立后需要首先解決的是參政權的話，那么中國的政黨在被執政黨批準成立后，就已經跨過了參政的門檻，直接進入議政的階段。從這個角度講，所謂“中國特色”在成為概念以前，早已成為實踐。現在需要的，是概念構建的補課。

從價值和歷史角度看西方對政治發展的話語權

從改革開放伊始，“中國特色”這四個字就頻頻出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特色”與其說是理論綱領，莫如說是對現實的描述。畢竟中國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沒有先例。正因如此，“中國特色”往往蘊含著做起來再總結、摸著石頭過河等實驗意味。 三十余載春秋過后，彼“中國特色”已非此“中國特色”。今天，這個詞匯固然包含了繼續實驗的意味，更包含了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界需要從理論角度分析、總結和歸納中國道路。以政治學為例，如果中國的學者們拿不出清晰、邏輯暢通的關于中國政黨政治模式的闡述，那么對中國政治體系解讀的話語權，會繼續掌握在西方手中。這種學界的發言不平等，是一種客觀存在。

是什么造成了西方對中國政黨政治解讀的話語權？不可否認，這里面有價值觀的根本沖突。西方的政界和思想界主流，從來沒有掩飾過對自身制度的優越感和自信，并從根本上認為其制度具備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通用性。其中，以“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理論為引導的西方決策者和學者，更認為自身的政黨政治制度是走向世界持久和平的唯一通途。 以美國為例，應該講這一套觀念從孩童時期開始，就通過學校教育和諸多媒體影響，得以深深內化。這也造成了西方從政府到民間，對于與己不同的制度天然的懷疑和排斥。這種情緒不是單方向的——依靠其強大的經濟和文化優勢，西方對其制度的維護和推廣，對未采納其制度的國家產生了強大的壓力。 除了價值沖突外，也應看到西方對政黨政治、政體性質的話語權也有歷史的原因。當代的諸多政治概念，如主權國家、多頭政體（polyarchy）、各種選舉制度等，均起源于西方。作為先行者，西方政黨政治在其模式下已經發展了幾個世紀，而非西方國家，不少是被強納入了這個體系。作為規則的最初制定者，要求西方政界和思想界跳出歷史的框架，給這些成熟的概念一個全新的定義以便來解釋中國的現象，這是不現實的。

為什么要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概念體系

過去三十多年間，西方試圖把中國納入其政治制度體系的努力沒有成效。但反過來我們也要承認，二十一世紀頭十年，在蓬勃的自信心驅使下，中國官民也曾想通過發展的成績單，并借力于豐富的文化遺產，打造出和西方平等交流，使其信服接受中國特色的概念體系，但同樣收效甚微。中西方在政治基本概念和相關價值取向上，愈發體現出“道不同不與謀”的傾向。 建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概念體系，應該放在這個大環境下思考。此時高層對于學術建設走自己的路的呼吁，與其說是為了與西方交流，不如說更多是處于對自身的考量。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社會科學界需要就中國一路走來的經驗教訓，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給中國的民眾一個交待。西方對政治體系的話語主導權，不僅對中國決策層造成壓力，也對中國民眾造成挫折感。這已經在前幾年的“與西方爭奪話語權”中頗有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