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年第四季度，作為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并實施已滿整整一年。一年來，各地各部門及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擁護這項新的改革任務，改革的成效也日益顯現。從認識論上說，作為一項新的改革措施，人們對其認識的深化總是要經歷一個過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理論對于我們制定經濟政策的影響較大，這更是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準確地吃透中央精神、把握這項改革的規律性增添了難度。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1]這啟示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其范式上必須同西方經濟學政治光譜上最右邊的西方供給學派體現出明顯差別。“所謂研究范式，實質上是指學術研究所持有的特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2]在世界經濟史上，秉持不同范式的經濟思想，必然會導致不同的實踐結果。倘若作為指導經濟建設的經濟理論在方向上出現了偏差，將掉進如同蘇聯東歐經濟轉型失敗、拉美“失去的十年”發展陷阱那般無底深淵，即會犯下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屢次警醒一定要避免的“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3]。當前，我國經濟正處在“新常態”背景下爬坡過坎、轉型升級的階段，為在建黨一百周年時順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積聚物質基礎，我們一定要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好這場改革的攻堅仗。切實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切實維護好廣大勞動者利益、切實縮小貧富差距，是下一個階段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項重大任務，需要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下扎實推進。

必須落實好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理直氣壯地發展國有經濟

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各流派之“分工”各有側重。盡管西方供給學派不像新制度經濟學派那樣過于強調私有產權理論，然而它們的理論預設很多地方是重合的。曾任英國首相的撒切爾與同時期擔任美國總統的里根并稱為實踐供給經濟學的兩大“旗手”，她最為主要的執政理念就是強力推行私有化。著名“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大衛•哈維指出，二戰后的英國長期保持如醫療衛生、教育和住房等經濟核心部門不受市場影響，而撒切爾的上臺則“改變了這一切”[4]。我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國推行包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內的各項改革，都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張私有化的那一套，而是要從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那里尋找理論基礎。換而言之，對于處在“一球兩制”背景下發展社會主義的中國而言，經濟思想上必須堅持“馬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西方經濟學的精華我們可以借鑒，但絕不能在大是大非問題上“體用倒置”。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5]，是社會主義社會同資本主義社會“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這是我們理直氣壯地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和捍衛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基本理論依據。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多次就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做大做優做強國有經濟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形成了“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這一被我國馬克思主義學界公認的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今年以來，中央號召全黨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極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全黨要與習近平總書記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向習近平總書記這個核心看齊。習近平國有經濟思想內在地包含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之中，如果對此采取合意則取、不合意則舍的實用主義態度，那么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在實踐中是極其有害的。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年來，有一種聲音總是在或明或暗地提出要創造條件使得國有經濟加快退出市場，并且濫用“僵尸企業”這一名詞攻擊國有企業。本來，對于個別效益較差的國有企業進行體制機制上的改革，以至于在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國企職工轉崗不下崗、轉業不失業的前提下適當地去除一些過剩產能和無效產能，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題中之義。然而據筆者觀察，近一段時間，“僵尸企業”這一名詞在輿論場上被亂用，仿佛僵尸企業與國有企業畫上了等號，大有又一場私有化浪潮卷土重來之勢。習近平總書記曾痛徹心扉地反問過，“國有企業改制，又肥了多少人”[6]，這實在值得我們深思。

改革開放前，我們對“一大二公”搞所有制崇拜，這被實踐證明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錯誤觀念。然而改革開放絕不是樹立起與之相反的另一種所有制崇拜，認為非公有制經濟一切都是好的，而國有經濟則具有“原罪”。那樣的話，我們的改革必然會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以我國東北地區為例，這一兩年東北經濟再遇寒冬，一些人不基于實事求是的原則找尋和分析問題，急忙鼓噪“東北經濟出問題是因為國有企業多”，得出的結論自然是東北要加速國有企業私有化步伐。事實真是如此嗎？今年下半年暴露出震驚全國的“遼寧賄選案”就有力地回擊了這種論調。遼寧省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中通過賄選產生的45名人大代表，有42人是企業負責人，這其中又有多數是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這說明，以遼寧為代表的東北非公有制經濟不僅數量上相當，而且極少數人已經發起了資本侵蝕的攻勢，這很可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地區已然“私強公弱”的經濟生態面貌。與遼寧發生賄選案同時，已經落馬的遼寧省委書記王珉主政吉林省時就熱衷于對國企進行私有化，甚至一手造成了“通鋼事件”這樣在國內外影響惡劣的事件。據媒體報道，近年來遼寧省國有經濟比重只有30%左右，這一數字與人們印象中的東北國有經濟比重極高的陳舊思想早已大相徑庭。所以說，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得國有經濟強身健體毫無疑問能夠促進東北地區經濟早日復元，然而讓國有企業充當經濟下行的“替罪羊”，顯然是不公正的。近年來，神舟飛天、高鐵出海等等案例無不說明了國有企業是能夠搞好的。對發展國有經濟充滿自信，實際上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個自信”的重要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