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國經濟社會邁向全面小康和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業發展進入瓶頸期，傳統細碎化的小農經營體系已無法適應現代市場的需求。在開放的經濟體系中，傳統小農經營體系的競爭力日趨下降。要想促進中國農業由傳統走向現代，必須要打破傳統，探索構建符合中國國情并能適應市場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黨的十八大及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戰略構想。本文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結合不同資源稟賦國家現代農業發展的經驗，闡述了現代農業經營的制度邏輯，進而根據我國農業發展所面臨的困境以及農業經營環境的條件，描繪了符合中國特色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構建路徑，并且基于要素投入結構差異化的視角探討土地密集型、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農業類別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基本模式，最后展望我國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發展前景與政策保障。
【關鍵詞】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制度邏輯 構建路徑 農業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 F325.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8.007
【作者簡介】周應恒，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導，江蘇省新型高端智庫金善寶農業現代化研究院院長，江蘇省農業現代化決策咨詢基地首席專家，中國農業技術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外國農業經濟研究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發展、涉農產業經濟分析、食品質量安全管理。主要著作有《現代食品安全與管理》《中國農產品的流通政策與流通結構》《食品安全：消費者態度、購買意愿及信息的影響》（論文）等。
引言
在我國經濟社會邁向全面小康和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業發展進入瓶頸期，傳統細碎化的小農經營體系已無法適應現代市場的需求。在開放的經濟體系中，傳統小農經營體系的競爭力日趨下降。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已經成為黨和政府的當務之急。要想促進中國農業由傳統走向現代，必須要探索構建符合中國國情并能適應市場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已經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核心。
由于農業生產具有季節性、周期性以及對自然環境高度的依賴性等特征，監督和計量農業生產活動存在先天性困難，這樣的特征也決定了在不同資源稟賦與農業發展階段的國家中，家庭經營始終占據了農業經營體系的主要地位。同時，無論是“人少地多”的美國、“人地適中”的歐洲國家還是“人多地少”的日韓國家，隨著全球化與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的推進，農業經營規模開始出現兩極分化，農業經營主體呈現專業化發展趨勢，職能逐漸分化的農業經營主體開始互相協作、功能互補，構成了各具特色的農業經營體系。此外，現代農業發展在不同的空間、時間以及產業間表現出不一樣的內涵，這決定了農業經營體系將呈現差異化的發展趨勢，同時這也表明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需要遵循現代農業發展的制度邏輯。
我國農業發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三農問題聯動。在工業化、城鎮化迅速推進的背景下，既要解決“誰來種地”“怎么種地”的問題（陳錫文，2012），還要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升農業的國際競爭力。隨著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費偏好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農產品品種、品質等方面供需結構失衡的矛盾非常突出。同時，我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多民族、多人口的國家，既有山區也有平原，既有農區也有牧區，既有經營規模較大的東北與新疆等地區，也有平均規模細小且分散的東部沿海和西南等地區，農業發展非常不均衡。沒有哪一種農業經營體系可以適合所有的情況，因此，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應該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農業發展需要而不斷調整，重點培育能夠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專業化經營性人才，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生產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
現代農業經營的制度邏輯
從理論上厘清農業經營的制度約束與經營體系發展的應有之勢，歸納不同資源稟賦國家農業經營體系發展的經驗，將對我國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家庭經營是現代農業經營的主體。農業生產是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的有機結合。農業生產的對象是動植物和微生物，它們是有生命的個體，生長、繁殖都依賴自然條件并且遵循一定的自然規律。土地是農業生產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為動植物生長發育提供水和養分的重要平臺。土地所處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溫度、光照、水分和氣候等影響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也因此構成了農業生產的重要制約因素。受到土地位置固定的約束，溫度、光照、水分和氣候等因素的周期性變化導致了農業生產的季節性，任何一種農產品的生產在一年內都有其合理的時間范圍，同一種農產品的生產基本上每年同時開始、同時結束，表現出以年為周期的季節性規律。此外，農產品生產周期一般長達數月，在生長周期內通過獲取自然環境中的二氧化碳、礦物質和水進行光合作用，合成有機物，農民投入勞動和其他要素的時間僅占農作物生長周期的一小部分，并且集中分布在農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某些特定時點，表現出年度和生產季節的不均衡性和間斷性（鐘甫寧，2010）。人類活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改變某些條件，但動植物生長發育的規律無法改變。農業部門的這些特點決定了農業的生產組織形式與其他部門有著本質區別。
周期性長、季節性強、受自然環境影響明顯是農業生產的主要特征，這使得農業在本質上成為了經濟再生產和自然再生產的結合。因此，農業生產活動存在監督和計量的先天性困難，容易產生信息不對稱、失真及委托—代理問題。家庭是一個特殊的利益共同體，家庭內部的利他主義和成員的互惠性質超越了社會資本紐帶關系，他們的目標與生產行為更容易達成一致，在家庭內部也不需要進行精確的計量以及勞動監督，這些特征決定了以家庭為單位經營農業具有巨大的優越性。此外，家庭成員與農業經營所在地具有較強的地緣關系，熟悉當地自然與社會環境，在保護自然和人文環境以及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方面也有著獨特的優越性（杜志雄、王新志，2013）。因此，以家庭勞動力為主的家庭經營是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最有效的形式。從全球范圍來看，無論是以美國、澳大利亞為代表的“人少地多”的新大陸國家，還是以法國、德國為代表的“人地適中”的歐洲國家，亦或是以日韓為代表的“人多地少”的東亞國家，農業家庭經營都是最普遍的農業經營形式。全球大約有5.7億個農場，其中大約90%以上是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形式存在。即使在美國，家庭農場也占到了農業經營主體的80%以上（周應恒等，2015a）。
經營規模分化、經營主體專業化是現代農業發展的趨勢。農業的自然屬性與經濟屬性決定家庭經營是農業經營的主要形式，但是隨著農業技術進步以及農業內外部環境的變化，經營主體表現出橫向多元化和縱向多元化兩種發展趨勢。
農業經營主體橫向多元化表現為經營規模的分化。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出，小規模農戶將會隨著資本化進程的推進，從自給自足的、較為封閉的同質化狀態分化為農業資產階級和農業無產階級（馬克思，1995；馬克思，2004）。同時，隨著農業技術進步以及推廣體系健全，農業生產率快速提高，農產品供給能力不斷增強，農產品市場競爭愈發激烈。一般而言，小規模農戶相對于大規模農戶在生產成本上不占優勢（Tauer and Mishra, 2006），部分小農戶逐漸被規模化農戶兼并重組，從事商業化經營，而小規模經營逐漸演變為退休工人的一項娛樂休閑活動，他們并不注重經營活動的收益（Summer，2014）。因此，農業經營規模呈現出中等規模農戶比重減少，小規模和大規模農戶比重增加的分化發展趨勢（周應恒等，2015a；2015b）。
不同資源稟賦的發達國家農業經營規模的演變歷程驗證了以上結論。本文選擇了“人少地多”的美國、“人地比適中”的法國以及“人多地少”的韓國作為分析對象。表1匯總了美國在2001年和2011年兩個時間點上不同規模農戶的數量及其經營面積的占比情況。從占比數量來看，50公頃以下農戶數量所占比重一直維持在40%以上，并且10年來呈現上升趨勢；與此不同的是，經營規模在50～1999公頃之間的農戶所占比重呈現下降趨勢；2000公頃以上農戶所占比重也呈現上升趨勢。中等規模農戶所占比重下降可能是由于部分分化為更小規模戶，另外一部分發展為更大規模戶。面積占比數據進一步表明，50公頃以下農戶經營面積所占比重雖然呈現上升趨勢，但增加幅度遠遠低于數量占比的增幅，與此同時，經營規模大于2000公頃的農戶經營面積占全部經營面積的比重超過三分之一，增加了近10個百分點。
由于人地資源稟賦存在差異，不同國家經營規模的統計標準并不具有可比性（周應恒等，2015a）。但是從相對規模可以看出，法國和韓國雖然人地稟賦與美國存在顯著差異，但是其經營規模表現出與美國相同的變化趨勢，即小規模經營者（法國：經營規模小于20公頃；韓國：經營規模小于0.5公頃）的數量占比和經營面積占比均呈現上升趨勢；中等規模經營者（法國：經營規模在20～100公頃；韓國：經營規模在0.5～3公頃）數量占比和經營面積占比均呈現下降趨勢；而大規模經營者數量占比和經營面積占比明顯上升。
農業經營主體縱向多元化表現為農業經營活動的專業化分工程度深化，經營效率不斷提升。農業技術進步是推動農業專業化生產的根本動力。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農業生產過程的可分性不斷增加，農業生產者將原來由自己操作的生產環節逐步轉移給更專業的組織或個人去完成。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農業專業化分工是農戶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選擇結果。農業生產要素供應、農產品銷售、加工、儲運、農業科技、信息、法律等職能逐漸從農業經營活動中分離出來，由專業化的經營主體承擔。
農業經營體系是由各類承擔產前、產中和產后等不同環節職能的經營主體針對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與銷售而共同組成的分工協作、功能互補的系統。在農業經營規模分化和經營主體專業化的進程中，農業經營主體呈現橫向和縱向多元化發展趨勢，經營體系日趨復雜。
農業經營體系在時間、空間以及產業間存在差異。農業經營體系的多元化發展趨勢還體現在時間、空間以及產業間的差異上。
農業經營體系在不同時間段表現出不同的特征。現代農業發展受到農業技術、非農產業發展以及農產品國際市場環境的影響。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營農收入占農民收入的比重也呈現下降趨勢，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和非農業部門，勞動要素相對機械要素的價格不斷上升，機械對勞動產生廣泛的替代（紀月清、鐘甫寧，2013；Liu et al., 2013），農民從事規模化經營的能力大大提升，這將驅動農業經營體系發生巨大變革。
農業經營體系在不同空間上也表現出不同的特征。農業經營活動是在位置固定的土地上進行的，土地的地形、氣候條件以及所在區域的文化傳統都將對農業經營體系產生影響。以美國為例，按照土壤類型、地勢高低、氣候等因素，美國可以劃分為10個農業產區，東北區和湖區主要是美國的牛奶產區；阿巴拉契亞山區是美國煙草、花生的主產區；東南部地區盛產蔬菜和水果；三角洲區盛產大豆、水稻和棉花；衣阿華、密蘇里、伊利諾等地是美國的玉米帶；南北部平原盛產小麥；西部山區以畜牧業為主；太平洋區主要種植小麥、水果和馬鈴薯（聶闖，1997）。我國地域遼闊，地形、氣候條件多樣，農業歷史悠久，民族文化習俗各不相同，各地形成了不同的農業產業形態和經營模式。南方雨水充沛、四季分明的稻作區孕育出了江南精耕細作的傳統，北方相對干旱少水、冬季漫長，因此多為旱作，小麥、大豆、玉米等雜糧集中。當然，隨著技術的進步，農業產業區域的邊界也在不斷變化。由于各個地區消費習慣以及傳統文化的差異，以碳水化合物為主要食物來源的地區主要種植谷物、果蔬等作物，而以肉類為主要食物來源的地區主要種植牧草、飼養牲畜。不同的地形、氣候以及消費習慣導致差異化的農業經營體系產生。
農業經營體系還在不同產業間表現出不同的特征。農業按照其投入要素的密集程度大體可以分為土地密集型的糧棉油作物種植、勞動密集型的園藝作物種植以及資本密集型的畜禽產品生產。糧棉油產品主要在廣闊的田野上種植，溫度、光照、水分和氣候等自然因素對其影響較大，各地區生產時間相對固定；果蔬園藝產品經營逐漸向設施化的方向發展，受自然因素影響的程度有所降低，但大部分產品具有易腐性；畜禽產品經營十分依賴資本設備的投入。不同產業的特征決定了不同的生產經營組織形式，從而形成差異化的經營體系。
農業經營具有季節性、周期性以及對自然環境高度的依賴性等特征，無法像工業部門那樣進行標準化的生產，這是農業經營的制度約束。因此，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必須堅持家庭經營。同時，由于科技水平的發展、經營制度的不斷創新以及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的推進，必然導致現代農業發展呈現規模兩極分化、經營主體專業化的趨勢。此外，農業經營體系在不同時間、空間以及產業間還存在顯著差異。農業經營體系將隨著農業現代化發展而不斷改進（羅丹、陳潔，2013）。
我國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圖譜
由于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傳統文化習慣以及農業經營環境表現出很強的區域化差異，因此，我國農業經營體系發展將呈現多元化、多層次的發展趨勢。此外，歷史的傳承以及過去政策的約束使當代中國形成了獨特的農業、農村與農民“三農問題”的聯動格局；市場的扭曲使我國農產品品種、品質等多方面供需結構出現失衡，在日益開放的國際市場中，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不斷下降。相對于其他國家，在告別傳統模式、進行轉型發展的過程中，我國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構建將更加復雜。
目前，在我國農業體系中經營主體主要包括傳統承包戶、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與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這六種。除此之外，我國各地區經過積極探索，還產生了聯耕聯種、農業共營制等其他類型的農業組織形式。盡管經營主體數量眾多，但根據職能和屬性差異可以將其歸納為家庭經營、合作經營以及企業經營這三種經營制度體系。傳統農戶、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是家庭經營的具體表現形式，其在克服農業計量難題和監督成本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農民專業合作社是眾多小規模家庭經營主體聯合而成的經營組織，在提升我國農業組織化水平、實現規模經營方面具有優勢，是合作經營的主要形式，聯耕聯種、農業共營制體現為村落協同的農業經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作經營的表現形式。龍頭企業是企業經營的主要形式，是解決我國農業發展過程中技術相對落后、管理經驗匱乏以及資金不足等問題的中堅力量。這些多樣化的主體與功能屬性各異的經營形式在不同時間、空間以及具體農業產業中的關聯關系各不相同，組合方式也復雜多樣，從而形成多樣化的經營體系樣式。
如圖1所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圖譜應該以家庭經營為核心，合作經營和企業經營相互支撐，面向國際競爭的適度規模經營與面向附加值提升的小農戶特色經營相得益彰，組織化程度與社會化服務水平明顯提升。
家庭經營是應對農業自然屬性、降低農業監督成本的最優選擇。傳統承包農戶、家庭農場與專業大戶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主體，因此，這三類經營主體是克服農業生產活動監督和計量問題的最優選擇。但是，傳統承包戶經營規模較小，并且大多數青壯年成員已經從事非農產業，農業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農業經營意愿降低，已經無法適應當前的環境。如果不能通過合作組織實現規模經營，一部分承包戶將逐步退化為非經營性的自給自足型農業主體，并最終退出農業經營；另一部分將通過土地的流轉擴大經營規模，轉化為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成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相對于傳統農戶而言，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以經營農業為收入的主要來源，他們的經營規模一般遠遠大于傳統承包戶，并且收入水平可能與從事其他產業的勞動者相當。此外，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一般是一些有文化、懂技術并且具有更高經營效率、能夠接受并掌握先進技術的職業農民。
杜志雄和王新志（2013）認為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家庭農場是專業大戶的升級版，家庭農場土地流轉相對規范，流轉期限相對較長，土地集中連片程度較高。無論家庭農場與專業大戶有何區別，二者都是家庭經營的新型形式，是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最優選擇，是新型經營主體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在一定技術條件下，由于對家庭勞動力的依賴，家庭經營的規模往往會受到一定限制。
合作經營是農業分化發展過程中提升小規模農戶農業組織化水平的重要手段。雖然家庭經營能夠解決農業生產中監督與勞動計量的問題，是最有效的農業生產形式，但是它并不能解決農業經營中的全部問題。眾多家庭經營者在面臨市場時的談判勢力是十分弱小的，承擔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都很大，因此合作經營就成為農業家庭經營者規避風險、降低交易成本、實現規模經營的重要方式。弱小的農戶經營主體通過合作可以提升農業經營的組織化、規模化水平，并獲得分工和規模經濟利益。
只要農業生產最基本的特點（生產的生物性、地域的分散性以及規模的不均勻性）存在，農民之間就有合作的必然性。在目前分散經營的制度下，一家一戶的小生產方式難以應對自然風險的沖擊并且難以適應千變萬化的大市場，蔬菜、水果、畜禽等產品價格波動劇烈，“火箭蛋”“蒜你狠”“姜你軍”等現象愈發頻繁，農產品滯銷現象時有發生。這不僅對廣大的小農戶產生沖擊，對消費者的選擇也產生了巨大影響。當農戶意識到，只有通過合作才能解決他們在農產品生產和銷售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時，他們就產生了聯合起來建立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制度創新需求，期望通過農戶之間的聯合和合作，獲得一家一戶所不能獲得的收益（例如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獲得規模經濟及規避市場風險等）。與此同時，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建立、運行和維護需要花費一定的成本，這些成本主要包括農戶之間尋求合作的談判成本和合作組織建立后維持組織高效運行必須支付的組織協調成本。只有當合作的收益大于合作組織的制度創新成本時，農戶才會選擇合作（周應恒等，2016）。
此外，隨著消費者對農產品品牌化、高附加值化、高品質化等屬性的需求增長，合作社可以聯合眾多生產者統一生產標準、統一布局產品品種、統一采購種子、化肥和農藥等農資，從源頭上提高農產品的標準化程度；通過共同出資，使農業產業進一步向第二、第三產業延伸，加強農產品產后商品化處理設施、設備建設，拓展農業增值空間；借助本地特殊自然、人文屬性，打造區域農產品品牌，形成更強的農產品競爭優勢。因此，合作經營也是聯合農業經營者挖掘農產品附加價值、打造區域品牌、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經營組織形式。
企業經營是農業專業化分工過程中先進技術與經營理念創新的源泉。企業經營為農業帶來的是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理念、大量的資金等，農業龍頭企業是企業經營的主體和核心。我國的農業龍頭企業源于農村改革和農業產業化的實踐，它們在適應多變的市場環境和應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在不斷完善與廣大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的基礎上，農業龍頭企業作為產業化經營的先導力量將扮演獨特而重要的角色。但是，企業型農業經營難以克服農業經營的季節性，從而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下降的局面，還面臨著農業生產過程中監督成本高、績效評價難的問題。同時，面對農業經營過程中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企業經營比農戶經營更加脆弱。最近幾年來，關于工商資本進入農業方面的討論不斷升溫。工商資本往往源自于龍頭企業，從理論上講，由于農業生產的特殊性，企業經營不能代替家庭經營成為農業生產的主要方式，它更適合進入農業的產前與產后環節，由此帶動農戶，而不是代替農戶經營。發達國家農業產業的企業經營經驗顯示，工商資本主要進入農產品加工業、種子種苗業、農業科技服務業、農產品流通業等農業產前和產后環節，促進農業經營向第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租賃農戶承包地，可能會擠占農民就業空間，不利于提高土地生產率，可能導致非糧化、非農化傾向（農業部經管司、經管總站，2013）。陳錫文（2012）同樣指出，公司企業進入農業，實施雇工經營，除了在可以實施嚴格規范勞動管理的大棚園藝產業和畜禽養殖產業獲得成功外，在糧棉油等大田作物經營過程中鮮見成功。企業經營是要解決農民辦不了的事，而不是與農民爭利，如果企業經營過分追逐利益而忽視農業生產的特性，那必然無法長久經營。因此，在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過程中應該注意這些問題。
家庭經營、合作經營和企業經營功能屬性各異，都是現代市場條件下農業經營組織的具體形態。家庭經營是基礎，其他經營形式是補充和發展。不同的經營主體各具特色、相互依存又互為補充，共同組成一定約束條件下的具體經營體系。
基于要素稟賦差異化視角的新型經營體系構建路徑
以上分析表明，家庭經營在從事農業生產活動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合作經營則在聯合農戶對接市場方面存在優勢，企業經營則具有資本與技術優勢。各種經營主體與組織形式在不同時間、空間以及具體農業產業中根據農業經營環境的變化以及農產品市場的需求可能同時存在，也可能獨立出現。數量與質量并重、競爭力強、科技水平先進以及可持續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正是由這些各司其職的經營主體與組織形式分工協作、功能互補而構成的一個系統。然而，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不可能存在一種普遍適用的農業組織形式，每一種組織形式的產生和發展都有一定的適宜條件。不同生產要素的投入結構對農業經營體系的構建也具有較大影響，作為農業主要投入要素的土地、勞動和資本，在糧棉、園藝、養殖業等三大農業中投入結構存在顯著差異，而這種差異會造成不同產業的經營體系有所不同。
糧棉油等土地密集型產業：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社會化服務。對于糧、棉等土地密集型產品來說，經營規模對生產效率具有重要影響。小規模農戶經營畝均產值較低，平均成本較高，缺乏競爭力。已有研究表明，農戶平均成本曲線一般是L型的，在一定范圍內，平均成本將隨著規模的擴大呈現迅速下降的趨勢。許慶等（2013）、李文明等（2015）對我國糧食主產區農戶樣本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擴大經營規模有助于實現規模經濟，降低平均成本。因此，通過擴大經營規模，降低平均成本、提高總收益是保障該類型作物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方式。此外，由于單個農戶購買資本密集型的設備既不利于降低平均成本也不利于提高相關設備的使用效率，可以通過社會化服務組織提供機耕、機種、機收、施肥、施藥等服務，在某些環節實現更高水平的規模經營，例如我國農機社會化服務和跨區域作業的工作量就不亞于美國農場機械的工作量。因此，針對土地利用型、機械化程度較高的大田作物經營，應該引導土地互換、流轉，結合社會化服務，通過“規模戶+社會化服務”的組織形式，降低大田作物經營的平均成本。加快當前農地制度改革，引導農村土地市場健康發展，促進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是農業發展的當務之急。
在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農業經營者老齡化、女性化的趨勢下，四川崇州和江蘇鹽城等地區積極探索糧食等大田作物的新型經營模式。在工業化、城鎮化背景下，我國西南地區維系在超小規模基礎上的糧食經營體系逐漸走向衰落甚至瓦解，四川崇州探索出以“土地股份合作社+農業職業經理人+農業生產性服務”的極具西南特色的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模式（郭曉鳴、董歡，2014），化解了土地成本顯性化以及農業后繼無人的問題。同樣的背景下，江蘇鹽城在農戶自愿的前提下，戶與戶之間的田塊只用兩頭定樁的形式固定，取消田塊間的實際田埂，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由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實行“統一土地整理、統一農機作業、統一種植品種和統一植保防治”，這種“聯耕聯種”的模式改變了過去田塊分散、面積小、田埂多的狀況，在土地沒有大規模流轉的情況下，實現了農業機械化操作、規模化生產，推進了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步伐。
果蔬等園藝產業：小規模農戶+合作社。對于園藝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品種選擇、栽培技術以及市場變化等將顯著影響其經營效率。傳統的小規模農戶由于數量龐大，難以實現全部農戶適度規模經營（周應恒等，2015b）。小規模農戶經營種類繁多，商品化處理水平低，缺乏與市場談判的能力以及營銷技能，附加價值未得到有效開發。通過聯合、合作的組織形式，挖掘農產品附加值，避免同質化競爭是小規模農戶的出路。農民專業合作社作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已經成為推進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核心力量之一。合作經營可以幫助小農戶提高市場談判地位，解決單家獨戶辦不了、辦不好、辦起來不劃算的問題；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合作社+農戶”的組織模式具有完全垂直一體化、組織利益高度一致性、均衡的博弈關系、勞動雇傭資本的特征。此外，通過延長產業鏈條，挖掘產前、產中和產后的可能增值空間，也是園藝作物發展的重要方向。重點建設產品產后商品化處理設施，打造特色化營銷品牌，同時，有條件的地區和產品可以設立直銷網點，將流通、零售環節的利潤內生化，提高以農戶為主體的合作社的整體盈利水平。而且，該類產品在產地集聚形成生產基地后，還有助于形成范圍經濟。以上這些途徑都可以幫助吸納更多勞動力，解決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因此，針對勞動密集型作物，應該通過發展“規模生產基地+合作社”的組織形式，著重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實現范圍經濟。培養既懂農業經營還擅長農業管理的人才是關鍵，加強適應性機械技術的研發是保障。
尚義甲天蔬菜農民專業合作社自2008年成立，一直是全國十佳合作社和國家級示范社。該合作社由當地108個小農戶通過土地流轉的形式加入，另有部分農戶通過技術入股。市場信息收集、產品質量控制以及銷售渠道開拓是該合作社成功的秘訣。組織有經驗的社員收集市場信息，進而決定種植品種，在預計市場行情低迷的情況下，及時改種糧食作物以避免蔬菜滯銷。通過使用生物菌肥替代化肥，使用物理防蟲設備替代農藥施用，重點控制產品質量，確保蔬菜達到無公害標準，滿足消費者日益增長的食品安全需求。此外，合作社開展訂單農業，與周邊超市以及餐飲企業簽訂訂單合同，保持穩定的合作關系。尚義甲天蔬菜農民專業合作社實現了小農戶與大市場的對接，而且通過生產質量控制以及商品化處理，增加了產品的附加價值。
畜禽產業：適度規模農戶+農業龍頭企業。對于畜禽等資本密集型產品來說，由于其對技術、資本最為依賴，由在這方面具有優勢的龍頭企業作為主導是符合客觀需要的。一種形式是縱向一體化，完全由企業對畜禽進行從生產到銷售各個環節的控制，另一種形式是給予養殖戶一定自主決策的能力，由政府構建養殖小區，然后龍頭企業和養殖戶通過簽訂合約進行商品的交易。近年來，畜禽產品流通與銷售受到相關市場禁止活禽銷售、需要定點屠宰等相關規定的影響，這對構建新型經營體系提出了要求。此外，隨著畜禽養殖業規模化經營的發展，合理處理畜禽業養殖的廢棄物，保證環境質量也成為新型經營體系必須解決的問題。
溫氏集團于1983年在廣東云浮市成立，經過三十年的發展，成為以養雞為主導、兼營養豬和肉品加工的大型農業龍頭企業。溫氏集團案例是“公司+農戶”的典范，溫氏與養殖戶簽約，養殖戶從溫氏購入雞苗、飼料、疫苗和藥品等投入品，這些投入品一般以高于成本的價格賣給養殖戶，養殖戶以約定的價格向溫氏繳納定金。養殖戶負責養殖過程，承擔生產風險。一般三個月后，養殖戶將成雞賣給溫氏，按照約定的價格扣除投入品成本獲得相應報酬（米運生、羅必良，2009）。在這種合作關系中，養殖戶變成了溫氏的“車間”，但是養殖戶也可以獲得技術含量較高的雞苗、飼料以及藥品等投入品，并且生產風險由養殖戶和溫氏共同分擔。
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構建展望與政策保障
根據農業產業投入要素結構的差異來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可能只是一種思路。由于我國地域遼闊，并且處于經濟轉型期，農業生產環境在時間和空間上存在明顯的差異，我國農業經營體系發展將呈現多元化、多層次的發展趨勢。此外，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可能隨著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演變而呈現新的發展趨勢。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應該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業制宜，實現數量與質量并重、競爭力強、科技水平先進及可持續的目標。
農業現代化是“四化”同步發展的短板，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關鍵在于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是黨和政府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內容。實現“四化”同步發展離不開政策的支持，其中，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促進傳統農戶向適度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轉型是發揮家庭經營優勢、提升我國農業競爭力的基礎。完善農民培訓體系、提高新型經營主體農業經營與管理能力是農業資源配置市場化改革以及現代農業發展的要求。此外，在農村勞動力機會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加強農業生產各環節尤其是果蔬等關鍵環節適應性機械技術的研發，是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充分發揮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功能的重要保障。
加快土地確權工作，促進土地市場形成，培育家庭農場、專業大戶等適度規模經營主體。土地確權工作是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的重要基礎，對于促進土地流轉、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加快土地確權工作，在確保農戶土地收益權的基礎上，加快推進確權頒證工作；要以土地股份合作為組織發展方式，推進土地流轉，促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要建設示范性家庭農場和示范性農民專業合作社，推進農民合作組織的標準化改造，規范其治理結構和經營制度。
完善新型職業農民培訓體系，提升“新農人”經營管理能力。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應該注重“人”的培養，通過職業資格培訓，提高營農準入門檻，使從事農業經營成為有尊嚴且體面的職業。根據現代農業發展的內涵與趨勢，構建多層次、全過程的培訓體系，尤其是重點培養能夠經營農家樂、農業休閑觀光的人才。此外，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背景下，政策對農業的扭曲將逐漸降低，需要培養具有風險管理能力的經營性人才。
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培育各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促進我國農業經營體系的轉型升級。首先，我國農業生產各環節機械化是短板，因此要完善相關機械、技術的開發和推廣，提高農業全程機械化水平。其次，要在主產區率先推進糧食作物的干燥儲藏設備建設，逐步覆蓋基本糧田保護區，并以集中區的村鎮為單位，推進經濟作物的產后分等、分級和產后商品化、品牌化建設，實現農產品的優質優價。第三，在農業科技方面，要引導政府支持向實用型農業技術的開發和推廣傾斜；要創新農技研發、推廣體制及農業服務組織，提升我國農業生產技術及裝備水平。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4ZDA037）
【參考文獻】
Liu, Yumei, Wuyang Hu, Simon Jette-Nantel, Zhihong Tian, 2014, "The Influence of Labor Price Change o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Usage in Chinese Agriculture," 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2(2): pp.219-243.
MacDonald James M., Erik J. O' Donoghue, William D.Mcbride, Richard F. Nehring, Carmen L. Sandretto, Roberto Mosheim, 2007, "Profits, Costs,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Dairy Farming,"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Report Number 47.
Sumner D.A., 2014, "American farms keep growing: size, productivity, and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 pp.147-166.
Tauer Loren W., Mishra Ashok K., 2006, "Can the Small Dairy Farm Remain Competitive in US Agriculture? " Food Policy, 31: pp.458-468.
陳錫文，2012，《把握農村經濟結構、農業經營形式和農村社會形態變遷的脈搏》，《開放時代》，第3期，第112～115頁。
杜志雄、王新志，2013，《加快家庭農場發展的思考與建議》，《中國合作經濟》，第8期，第35～39頁。
郭曉鳴、董歡，2014，《西南地區糧食經營的現代化之路——基于崇州經驗的現實觀察》，《中國農村經濟》，第7期，第39～47頁。
黃宗智，2014，《“家庭農場”是中國農業的發展出路嗎？》，《開放時代》，第2期，第176～194頁。
紀月清、鐘甫寧，2013，《非農就業與農戶農機服務利用》，《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第47～52頁。
李文明、羅丹、陳潔等，2015，《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規模效益、產出水平與生產成本——基于1552個水稻種植戶的調查數據》，《中國農村經濟》，第3期，第4～17頁。
羅丹、陳潔，2013，《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勢在必行》，《求是》，第14期，第29～31頁。
馬克思、恩格斯，199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2004，《資本論》，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米運生、羅必良，2009，《契約資本非對稱性、交易形式反串與價值鏈的收益分配：以“公司+農戶”的溫氏模式為例》，《中國農村經濟》，第8期，第12～23頁。
農業部經管司、經管總站研究組，2013，《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穩步推進適度規模經營——“中國農村經營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問題”之一》，《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第6期，第38～45頁。
許慶、尹榮梁、章輝，2011，《規模經濟、規模報酬與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基于我國糧食生產的實證研究》，《經濟研究》，第3期，第59～71頁。
鐘甫寧，2010，《農業經濟學（第五版）》，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
周應恒、胡凌嘯、嚴斌劍，2015a，《農業經營主體和經營規模演化的國際經驗分析》，《中國農村經濟》，第9期，第80～95頁。
周應恒、張曉恒、耿獻輝，2015b，《我國種植業經營主體發展趨勢》，《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第1～8頁。
周應恒、胡凌嘯，2016，《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還能否實現“弱者的聯合”》，《中國農村經濟》，第6期，第30～38頁。
聶闖，1997，《美國農業區劃及作物布局》，《世界農業》，第11期，第5～7頁。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on System: Institution and Path
Zhou Yingheng
Abstract: Whe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advance towards moderate prosperity in all respects and modernizati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nters into the bottleneck period, the traditional small-scale operating system based on rural families has been unable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modern market. In the open economy system, the traditional small-scale farming system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uncompetitive. To modernize China's agriculture, we must make breakthroughs 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 and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ng system that is suited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adapts to the market. The Eighteenth Congress of the CPC and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both clearly propose the strategic idea of establishing a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ng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the experiences of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resource conditions in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modern agricultural operation; and described the establishment pathway for a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difficulties facing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the agricultural operating environment; discussed the basic patterns under the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on system, including land-intensive, labor-intensive and capital-intensive agricultures; and finally looked at the prospect and policy guarantee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ng system.
Keywords: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on system, institutional logic, establishment pathway,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