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80年代所進行的干部制度改革，在共和國歷史上掀起了一場廣泛而意義深遠的政治精英的大轉換。這場精英轉換的指向是政治精英的“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自80年代初干部制度改革開始，中國領導人全力推動了這場政治的變革。在不到10年的短短時間里，幾乎是所有的年邁體弱、缺乏良好教育和專業知識的老干部離開了他們工作了幾十年的領導崗位，同時，幾乎是所有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憑借著激進的意識形態和革命熱情進入領導崗位的政治精英退出歷史舞臺。代之而起的則是一大批新型的中青年知識-技術型官僚。他們大多受過良好教育和具有相關的專業知識。與那些被清洗的運動型干部相比較，這一大批新啟用的技術官僚大多是以往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或被冷落者，他們較少贊同過去激進的政治路線，對黨的三中全會以來的新的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持明顯的擁護態度。
西方學術界有關社會流動理論一般認為，精英轉換不是在較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通過和平漸進的方式完成，就是在較短的時間內通過暴力的手段實現。然而，中國80年代政治精英轉換過程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其性質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經驗。概括而言，中國80年代的政治精英轉換是在較短的時間內通過和平的方式完成的。
精英更替的社會經濟透視
社會政治精英的歷史性更替曾經是許多社會科學家們關注的社會政治現象。縱觀精英轉換和精英循環的經典文獻，大多數的學者接受社會經濟因素論的觀點，在理論上傾向于把社會政治精英的更迭看作是社會經濟結構性變化的結果。被認為是西方政治科學奠基人之一的意大利政治學家蓋塔諾•莫斯卡（Gaetano Mosca) 從其對歷史的考察中推斷，引發精英轉換的直接原因是新的社會力量的崛起。新的社會力量的崛起可能是因為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結構轉變的結果，也可能是由于大規模人口的遷徙和戰爭征服的結果，但社會經濟因素的改變則往往是最根本的原因。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主要從生產方式的變遷分析精英的更替規律。他認為，精英群體的權力和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往往取決于該精英群體在特定經濟結構中的特殊社會功能。在經濟結構的轉型過程中，社會對精英的功能需求發生實質性的轉變，傳統精英在社會結構中的重要地位因其經濟地位的改變而削弱，其精英地位因此喪失并由新興的精英群體所代替。政治學家懷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強調精英群體在社會中的政治功能。他認為，特定的精英是服務于特定的社會需求的，社會需求的改變必然要求精英類型的相應改變。 社會學家錫德•斯卡思珀爾（Theda Skocpol）則從分析世界歷史中幾次重大社會革命發生的原因入手，試圖說明精英轉換的根本原因。她認為革命來自于社會要求變革的巨大壓力，革命的成功直接導致了大規模政治精英的更替，由于舊的精英無法承擔社會變革的任務，其地位不可避免地被勝任的新的精英所代替。 歐洲新馬克思主義者拉爾夫•米立邦德（Ralph Miliband）和尼科斯•龐蘭扎斯（Nicos Poulantzas）認為，政治精英的構成是社會經濟權力構成方式的直接結果，統治階級往往就是社會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精英構成的改變是由社會結構的改變所造成的，而社會結構的變化又是由于生產方式的發展所決定的。 綜上所述，幾乎所有的主流學者都持有這種論點，即社會經濟因素是決定某一精英群體取代另一精英群體的重要原因。
西方主流學派這種社會經濟因素論在社會主義國家精英研究領域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在60年代后期，由于蘇聯東歐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共產主義比較研究領域的學者開始全面改變他們對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精英特性的觀點。他們的注意力從過去只觀察社會主義國家上層領導人的個人特質和權力精英之間權力斗爭，轉向了重新定義和分析這些國家政治精英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那些廣泛應用于西方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分析方法被引用來分析社會主義國家的精英-社會關系。過去那些強調社會主義國家具有獨特性的研究范式遭到批評，認為所有社會都遵循著相同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趨同論（convergence theory）重新流行起來。例如，許多學者在研究共產黨執政國家的政治精英時，主張以“經濟法則”（economic imperative）的觀點分析問題。他們認為，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工業化所帶來的勞動分工，社會的功能性分化和社會治理的復雜化，使得動員式的政治結構不再適應社會需要。黨的傳統統治機器在治理復雜的現代社會中所表現的無能為力，以及黨為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所進行的不懈努力，迫使這些國家重新調整其官僚體制和精英的組成成分。實現工業化的迫切愿望和努力所產生的首要的政治結果，體現為在社會上居于主導地位的政治精英的轉換，這使得以管理技能和技術水平為標準提拔的干部大量進入政治過程。
另一些學者則從新舊精英的比較中進一步強調，在進入后革命時期的社會主義國家里，管理-專家型精英取代革命型精英的現象具有必然性。現代化進程和組織管理復雜的工業化社會的繁重任務要求國家職能部門引進管理-專家型知識分子。因為這些管理和專家型的新精英群體具有工業化社會治理所需要的技術和專業訓練，他們比那些革命型精英群體更傾向與尋求理性的和有效率的方法來處理有關社會控制和經濟發展方面的問題。例如，他們更主張用物質激勵和制度化過程而不是意識形態、強制和群眾運動的方法來實現工業化的目標。管理-專家型精英的主張和訴求，使他們不可避免地卷入與主張傳統方式的黨的革命型精英群體的權力斗爭。而工業化任務的完成必將意味著老的革命型精英被新的管理-專家型精英所代替。
西方主流學派的社會經濟因素論和60年代關于社會主義國家精英轉換研究的“經濟法則”理論，被80年代研究中國后毛時代精英轉換的新一代學者所繼承。這些追隨者在研究和解釋中國80年代所發生的事情時，完全接承了老一代主流學派的衣缽，他們認定，中國80年代政治精英的大規模轉換與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有著直接的相關性。后毛時代中國的社會分化、政治非集權化以及高度集權的國有經濟的根本性變化，改變了黨對社會全面控制的地位，“黨不再是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過程中唯一的政治精英制造者”。此外，他們還認為，黨的領導不僅僅是社會政治轉型的代理人，他們也會受社會轉型的支配。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實用主義的技術官僚替換了意識形態為導向的黨的干部，成為中國政治和官僚體系中的主導力量。而“技術官僚”一詞則成為各級黨政領導群體中管理-專業型精英的代名詞。
然而，無論社會經濟因素論如何主導著過去和現在的精英轉換的研究，這一主流學派的有關轉換的基本理論還需要解答多方面的疑問。首先，社會經濟因素的變化決定精英的轉換這樣的命題并不能適用于所有的案例。并不是所有的精英轉換過程都經歷了一場歷史性的革命過程，即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的巨大轉變。精英成分的構成和轉換有時候取決于非社會經濟原因的其他重要因素。例如，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認為，精英的循環是保持社會系統穩定的一個必要條件，而不是社會變革的一個結果。在他們的理論中，社會的穩定可以通過精英的循環得以維持。在這里，不勝任的精英群體周期性地被來自社會下層有才能的人所代替，以保證國家治理能力的恢復和維持，從而減輕權力精英和社會精英之間的張力，避免使這種張力在日積月累后導致暴力革命。
無論是中國古代社會還是西方現代社會，都有一些案例可以證實這種沒有社會變革和政治動亂的漸進式的精英轉換的可能性。歷史學家何柄棣在研究中國古代精英流動（elite mobility）時發現，精英成分構成改變的起因并不是來自社會經濟結構，而是產生于官員錄用制度的改變，例如，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型時期，“在這一時期，競爭性科舉制度逐漸的打破了先秦以來政治權力由世襲貴族壟斷的局面”。政治學家羅伯特•普特南在對現代西方民主國家精英構成的跨國比較研究中發現，現任的政治領導人實際上充當了決定精英準入條件的“看門人”。他指出，現任領導人通過修改錄用方式、選舉人產生的方法以及資格條件來影響政治精英的組成，而這一切都與社會經濟力量和派系力量的改變無關。另外，60年代有關蘇聯東歐精英轉換的研究，把精英看作是社會經濟因素變化的被動接收者而忽視了領導層對社會和政治的影響力，這種觀點也受到了人們的質疑。例如，杰克•比拉斯亞克（Jack Bielasiak）就批評道，占主流的社會經濟因素論將蘇聯東歐政治精英研究引進了一個在概念上十分狹窄的領域。在這個領域，政治精英成為依附于工業化和社會發展的附屬品，而不是對社會發展發揮作用的力量。這種分析框架忽視了這些國家社會精英作用既有的事實，即“精英既是社會變化的客體，又是社會經濟轉變的主導人”
比拉斯亞克的觀點是十分中肯的。在評價建立在社會經濟因素論和技術官僚模式基礎上的中國毛后時期的精英研究時，這一觀點也是具有意義的。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對中國的精英研究，除引用了技術專家治國論的解釋之外，并沒有實證性地證實“經濟法則”是如何影響和決定了精英的轉換。一些經驗性的研究也最多是提供了老精英和新精英之間的個人背景資料的比較，其中包括對中央、省和市三級政府官員的年齡、教育程度、工作經歷和社會背景的比較分析。這種對不同代群（generational cluster）、教育和職業資格以及事業成功模式的比較確實是有助于描述不同政治精英群體的不同特點。跨時期的比較也可以用來刻畫政治系統不同發展時期精英的不同特征和屬性。然而，這一切卻很少能夠說明80年代政治精英構成與技術專家治國論之間的密切聯系。
中國現代精英研究起始于60年代后期。柯英茂（Ying-mao Kau）1969年的研究對1956年武漢市政治精英的個人背景資料的分析可能是最早的實證性研究成果。這項研究發現，雖然一些科學研究者和技術人員被黨政部門吸納進入基層精英群體，但他們通往中層和高層精英群體的路徑則充滿著許多障礙。這些障礙主要來自于1949年以前參加革命運動的革命型精英群體。該研究還指出，中國后革命時期黨政機構中沒有大規模出現技術-科研型精英群體，這主要反映了上層政治領導人對依靠技術-科研型精英管理復雜的工業化社會缺乏興趣。此外，德雷克•瓦勒（Derek J. Waller）1972的研究也對用社會經濟因素論解釋中國政治精英變化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瓦勒的研究是將1956年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的個人背景特征與1927年江西瑞金蘇維埃政權領導人的個人背景特征進行比較，并以此來檢驗當時的現代化理論提出的某些假設。根據現代化理論的這些假設，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與官僚科層制的細分化和專業化之間有相關性，因此，在后革命時期的社會，為精英所認知的現代化系統性要求被認為必將會在這些精英自身的特性中得到反映。所以，假如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能夠最后取得成功，老的革命型精英必然就會在這一過程中被迫放棄權力，并將權力交給“管理型現代化推動者”的新一代精英。然而，通過對革命和工業化兩個不同時期精英群體的特征比較，瓦勒發現，盡管兩個時期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系統方面存在著如此大的差別，但精英特征的相似性卻達到了驚人的程度。瓦勒的結論是，中國50年代所進行的工業化努力并沒有產生對老精英構成威脅的新的技術-管理型精英，其原因在于，上層政治領導人并不認為需要所謂的“管理型現代化推動者”，因此也沒有必要把他們提升到精英的地位上來。
柯英茂和瓦勒通過精英特征比較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有說服力的，但是他們由此推論新型精英沒有出現的原因是高層領導人的忽視則有點兒武斷。事實上，并非所有領導人都不重視技術-知識精英的作用。在大躍進之前和之后，一些領導人如周恩來和陳毅一直試圖調整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以便吸引一大批技術管理人才進入行政系統為經濟發展服務。但是，這些努力因地位更高的領導人周期性發動的政治意識形態運動而無法實現。在這些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和管理技術人才往往是政治運動打擊的對象而不是受寵者。
中國80年代以前的工業化經驗告訴我們，“經濟法則”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導致有利于管理-技術型專家的精英結構調整。事實上，政治行動，如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反右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制約了經濟因素對精英準入和精英構成的影響。高層政治領導的政治需求常常挫敗現代化進程中對經濟因素的一般性考慮，因為，對這些政治領導人而言，政治的因素顯得比那些經濟的因素更為重要。而在這個時候，把專業技術人才吸納進干部隊伍的政策考慮必將讓位于政治領導人的在政治上的優先考慮。
為什么精英轉換沒有發生在早期工業化的50年代而是發生在建國多年后的80年代？又是哪些實際的因素幫助打開了技術管理人才通往精英之門？無論是社會經濟透視法還是技術官僚治國模式都不能解釋這些具體問題。這些方法和模式最多只是告訴我們社會經濟環境與精英構成之間的某種因果關系和這種關系的宏觀理論解說，但卻不能解釋為什么精英轉換在時機、方式和方法上會有不同。如果說社會經濟環境作為宏觀條件和外在因素無法用來解釋轉換的具體時機、方式方法的話，那么，又是什么條件和因素在這些方面發揮著影響力？本文認為，現實政治的因素作為精英轉換的內在因素在這些方面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如果我們不了解政治領導人的政治需要、政治動機和政治利益，不了解政治結構和過程的特點，忽視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等具體的政治因素，我們就很難理解中國80年代政治精英轉換的性質和特點。
精英轉換的社會動力
鑒于社會經濟因素論所存在的上述問題，本文提出一種能有效解釋80年代中國政治精英轉換的新的理論分析視角。這種理論分析視角在考慮社會經濟因素的基礎上強調內在政治動力（political impetus）對精英轉換的影響。這種分析方法將特定的社會經濟環境視為政治精英轉換的宏觀外在條件，把特定政治結構下精英群體內在的政治互動看作是轉換的內在推動力。與社會經濟決定論相比較，該方法更注重分析精英轉換的內在原因，并認為，這種內在的原因比社會經濟因素更能揭示特定環境下精英轉換的特點和方式。這些內在的原因包括現任政治領導人的政治利益和需要，以及他們在精英準入渠道設置方面的影響力。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一種權威主義的政治體制（具體體現為寡頭政治和多頭政治交替和溶合的混合體）。在這一政治體制下，上層政治領導人對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政治權力關系的領悟力（perception）以及對現實政治的需求，成為其進行政治選擇和行動的依據。政治領導人的政治選擇和行動進而影響政治系統的轉型，而政治精英的轉換則是政治系統轉型中的一個關鍵性的部分。由于幾乎所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都需要由高度集權化和等級化的政治體制來處理，政治領導人的決定和選擇對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變化必將發揮重要作用。同時，高度集權和高度等級化的政治結構使政治領導人在做出決定和進行選擇時有較高的自主性。例如，政治領導人可以選擇一種排斥管理和技術人才的精英準入制度（一套精英準入的標準和資格條件的規定），以保持黨內革命型精英的權力壟斷地位。而作為另一種選擇，領導人也可以選擇一種主動吸納技術人才的精英政策來提高政府行政的效率和管理水平。不同的選擇主要來自于政治領導人對面臨問題的認知力和現實的政治需要。社會的變化和現代化的要求只有通過領導人的認知才可能對決策選擇產生影響，但是，在現實政治中，這種影響常常會與政治領導人的政治利益和需求交織在一起，而特定的一個時期，政治利益和需求的作用更直接也更重要。中國80年代政治精英的轉換可以被視為是新的精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的過程。這一過程主要是在黨的組織結構的框架下進行的。因此，高層領導人的政治利益和需要、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過程、官僚體制的約束和組織創新等是了解這次精英轉換的性質和結果的重要分析因素。
就理論而言，政治動力的分析框架并不忽視社會經濟因素對精英轉換的影響力，而是把社會經濟因素作為影響精英轉換的外在的結構性條件，把政治領導人的實質性利益和動機作為影響精英轉換的內在動力。與社會經濟因素論所不同的是，政治動力分析認為社會變化和經濟發展僅僅是為精英轉換提供了外在的條件和正當的理由，而政治的因素則是最終啟動精英轉換的內在原因和動力。這樣一種分析框架主要是以中國政治體制構建的性質和運行特點為依據的。首先，就建構的性質而言，中國政治體制是“由黨和黨的領導人指導國家發展，協調各方利益和對社會各群體和個人實行最終控制的一種體制”，黨的領導人在決定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方面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和作用。 相對而言，社會力量對黨的重大決策的影響很小，基本上不存在兩者互動的過程。其次， 就其運行特點來講，黨的旨在改造社會經濟結構的歷次政治運動以及政治體制的日常運行主要依靠一黨執政下黨的政治精英來推動和實施，各級政治精英是黨和黨的領導人將自己的政治路線、方針政策貫徹落實所依賴的主要力量。由于黨的執行體制專業化和制度化程度不高而又過于依賴于人格化的權威結構，既定的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的實施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治精英的政治歸屬來保障，因此，精英的政治歸屬，即對領導人的政治忠誠以及對既定路線和方針政策的利益依附，成為精英準入和精英構成的首要的標準和條件。
在人格化權威政治結構中，黨的領導人可以通過兩種途徑來影響精英的錄用和構成。第一種途徑是通過制定或修改黨的政治路線。黨的政治路線是黨的領導人在特定的時期為黨確定的特定的總體目標和任務的概括性表述。由于不同的政治目標和任務需要具有不同政治屬性和不同專業技能的精英來貫徹實施，新的政治路線一旦在領導層達成共識，黨的組織路線就會作相應的調整，以確保新時期黨的總體目標和任務的貫徹和實施。錄用什么類型的政治精英進入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崗位是黨的組織路線的核心內容。因此，特定時期黨的政治路線的制定和修改必將影響到黨的干部政策的調整，干部政策的調整對政治精英的錄用和構成產生深刻影響。
黨的中央領導層，尤其是黨的領導核心，在制定和修改黨的政治路線確定黨在歷史時期的總目標和總任務時具有相當的自主性。官僚政治的因素在形成具體政策和執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影響，例如在制定和執行具體政策時盡量維護和強化官僚組織和人員的既得利益，但是，這些影響在制定綱領性政治路線和重大指導性組織人事政策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實際上，綱領性政治路線和重大指導性的組織人事政策作為重要的政治選擇和戰略部署，與高層領導人對所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的認知、特定時期的政治需要、以及領導人的人格化特質和政策偏好有著密切的相關性。一些重大政策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黨內高層政治斗爭和政治結盟的實際情況。 應該指出，高層政治領導人的自主性并不意味著他們的決定完全不受社會經濟因素的約束。高層政治領導人在制定重大政策時有相當的自主性，是因為黨和政府組織內部缺乏可以制約高層領導人權力的制度性約束機制，人格化的權威政治結構使這些領導人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按自己的偏好和政治需要制定政策。但是，在通常情況下，黨的領導人的策略和政策選擇需要考慮到政治的穩定和統治合理性的問題，或者說，至少要設法滿足國家正常運行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領導人的自主性超出了這些基本要求，其自主性就會導致其統治的危機。
第二種途徑是黨的領導人直接干預有關精英準入的基本條件和標準的主要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從而使精英的構成發生一定的變化。黨的領導人長期以來一直試圖強化對各級政治精英群體的組織控制能力，以此來提高官僚體制在執行特定時期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的行政效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不同領導人都反復強調政治精英體制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包括組織上的效率低下，工作上的專橫武斷作風以及政治上的派性等）的危害，并通常采用制定新的組織規則和精英錄用標準，整風運動，各級黨校的定期政治集訓，以及調整人員配置模式，調整組織結構和運行程序等組織手段來解決這些問題。由于低制度化體制的行政效率需要政治上的依附作為基本保障，提高行政效率的努力往往與政治斗爭的需要交織在一起。尤其是在政治斗爭激烈的文革期間，組織路線和干部政策成為政治領導人建立和鞏固其政治地位以及削弱政治對手實力的重要方法。
后毛澤東時代的領導人在推動政治精英轉換過程中同時運用了上述兩種途徑。1978年的歲末，鄧小平為首的改革領導層在取得意識形態主導權之后，終止了黨自1962年以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的路線。在全國范圍內將黨的總目標和總任務由過去的改造社會和人的思想轉變為發展物質經濟，這一重大政策轉變必將引發精英政策的相應轉變。為了確保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那些憑借其資歷和僵化意識形態多年占據各級領導崗位但卻缺乏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老一代政治精英，必須讓位于年富力強并受過良好教育和專業訓練的知識-專家型的新型精英。此外，從1978年到1982年間，主要改革領導人如鄧小平和陳云都反復批評黨和政府機構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和辦事效率低下的現象，他們都主張通過機構改革和干部制度改革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
依附性官僚精英是現代中國權威主義政治體制的另外一個明顯的的特征。在中國傳統帝制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期，官僚精英與社會上層階級一直保持著千絲萬縷的密切關系。自從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以后，官僚精英與社會上層階級的傳統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新生的官僚精英和傳統上層社會精英兩分化，并形成了一種對立的關系。1949年革命的勝利將大多數舊官僚清除出各級政府部門，通過50年代和60年代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運動，傳統的上層社會精英群體幾乎喪失了所有的政治與經濟的影響力，隨著舊官僚及其在官僚機構中影響的消除，依靠其社會力量和經濟實力對國家官僚階層產生政治影響的相對獨立的社會政治力量已不復存在。其次，由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策略是動員社會底層的貧苦大眾推翻與上層社會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國民黨政權，革命的成功從根本上改變了官僚精英的構成成分。新政權的各級政治精英主要由黨的成員和黨組織培養的干部構成，這些黨員和干部主要來自社會的下層，在新政權成立之前和之后積極參與了由黨發動的歷次革命運動，從而成為黨的骨干力量并進入到黨政各級領導崗位。雖然這些政治精英的錄用與黨的階級路線密切相關，但是他們本身并不必然地代表他們所屬的階級。事實上，這些政治精英除了從黨和黨所控制的國家獲取其政治權力、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之外，并沒有任何獨立于黨和國家之外的政治經濟力量可以作為其權力、利益和地位的社會基礎。因此，他們與其說忠實于其所屬的階級，不如說更忠實于為他們帶來利益和地位的黨和國家。
由于黨和國家控制著幾乎所有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的資源，這似乎決定了政治精英對黨的組織和國家系統的天生依賴。首先，黨組織系統和干部管理制度控制了通往仕途的渠道。黨的組織人事部門根據黨的領導人的意愿設計制定精英錄用的標準和程序。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根據其所擔任的職位性質和級別把政治精英分為不同的層次并歸口給相應的組織部門管理，所歸屬的組織部門對他們的升遷、降級和撤職具有實際的權力。此外，政治精英的職務和行政級別是他們從黨和國家系統中獲取經濟好處和政治特權的依據，這些經濟利益和政治特權是很難從其他途徑獲得的。
官僚精英對黨和國家的這種依附關系是真正理解毛后時期中國官僚精英轉換的重要因素。由于政治精英與社會之間缺乏天然的聯系以及國家對社會的超強控制，80年代政治精英轉換主要是由體制內組織人事制度和政策的重大變化所引發的大規模的人事變動，并不直接涉及實質性的社會結構變化和社會階層的沖突。精英依附性地位和特征也是分析舊的黨政干部對轉換政策如何反應的重要考慮因素。因為這些黨政干部缺乏維持其精英地位的獨立社會基礎，他們也就很少具備抵制轉換政策、保護自己不被替代的社會政治資源。另外，新提拔的政治精英同樣缺乏要求精英地位的社會政治資源，他們被提拔只是因為黨的精英錄用政策的改變使他們成為被選擇的對象。因此，80年代中國政治精英的轉換應該說主要是由政治領導人主導的一個政策過程，而不是由社會經濟力量推動的社會結構性變化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