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搞亂了中東之后，又立馬加劇了與俄羅斯和中國的緊張關系。美國不能停頓的“戰車行為”既是資本“利維坦”所塑造的“戰車體制”之必然，也是300年世界政治時代性的一種延續。中美在充分展現其合作關系、而且還將繼續合作的同時，結構性沖突也不例外。中美之間的結構性沖突將深深地影響著世界政治的新走向。

【關鍵詞】資本“利維坦”     美國      中美關系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中國人常說“當家人不鬧事”。然而，世界頭號強國——一個自稱“霸權穩定者”的美國，卻不停地折騰他國，到處尋找敵人，導致世界狼煙四起。冷戰結束之后，從大中東失序、到美國刻意擠壓俄羅斯、再到美國包剿中國，世界更加不太平了。原因究竟何在？“修昔底德陷阱”邏輯下的國家關系理論，比如結構性現實主義、進攻性現實主義至多看到了事物的表象，而不能揭示美國行為的根源。必須看到，資本“利維坦”① 造就的美國“戰車體制”根本停頓不下來，這種體制又與300年來資本權力主導下的世界政治體系互為因果，相互強化。結果，在這種大結構中的中美關系雖然有合作性的一面，也將繼續合作，但結構性沖突也勢在必然，美國“重返亞太”而擠壓中國的生存空間，作為世界新鮮力量的中國也勢必要破繭而出。看不到這種結構性張力而一味地指責中國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指責中國與俄羅斯的事實性盟友關系，不過是知識短缺而表現出的一種政治幻覺，一種政治“幼稚病”。

不能停頓的“美國戰車”，無休止地折騰全世界

美國政府宣布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御系統，意味著“重返亞太”的美國對華戰略最終成型。中國人感受到的顯性威脅首先是軍事上的，從東北亞的反導系統、東亞的日美同盟，再到中國南海的炫耀武力，對中國形成了“C字形”包圍圈。在經濟上，排斥中國的是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即TPP。這些都是新近的部署，而一直未曾停止的就是通過文化輸出而進行的“顏色革命”。美國對中國可謂全方位夾擊，也可以稱之為戰略遏制，雖然美國人過去的說法是在“接觸”中改變中國。

對另一個戰略性大國俄羅斯，美國也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全武行。且不說政治上對普京政府的敵意性定位——“獨裁政權”，軍事上硬是把導彈防御系統部署到俄羅斯的家門口，在經濟上更是直接因俄羅斯拿下克里米亞而加以制裁——而不反省俄羅斯為什么拿下（其實是收復）克里米亞。

在同時把中國和俄羅斯作為戰略對手而施壓之際，美國自冷戰之后就實行的“改造大中東計劃”還是一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攜冷戰勝利的狂熱，布什政府發動了第一次對伊拉克戰爭，由此而點燃了“文明的沖突”，釀成了2001年的“9·11事件”。幾年之后又點燃了“阿拉伯之春”，潘多拉盒子由此打開，二戰之后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中東秩序崩塌了。離中東最近的歐洲盟國自然是雞犬不寧，難民潮一波接著一波沖擊歐洲，恐怖襲擊此起彼伏，為此而導致英國脫歐公投，歐洲的秩序也在重組之中。

且不論美國戰略的最終結果如何，是否有能力同時面對兩個戰略對手，至少在一般人看來，美國人的行為已經不是溫良的大象進了瓷器店，更像發瘋了的野牛闖進瓷器店。美國為何如此這般沒有休止地折騰全世界？

冷戰之初美國戰略家喬治·凱南用來分析蘇聯行為的特征，完全可以套在美國身上。凱南在“長電”中說，蘇聯政權的信仰決定了必然要搞世界革命，因而是一座停不下來的戰車，除非遇到強大的阻力。對此，美國對蘇聯必須采取“遏制戰略”，美國成功地遏制了蘇聯并迫使其自我解體。同理，美國的擴張行為也不會停頓下來，這是一個資本“利維坦”所驅動的永動機式的“戰車體制”，其對外擴張的動力更甚于前蘇聯；而“戰車體制”又助推了300年來的世界體系，或者說300年世界政治所形成的世界體系又強化了“戰車體制”。

因此，理解美國的行為不能僅停留在國內體制根源，還必須在世界政治的大趨勢中找原因，否則就不能真正理解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所謂的“國際關系”。

美國行為的國內根源：“軍工復合體”所塑造的“戰車體制”

很多人在看待美國行為的時候，總是用“原則與利益”雙重性來解釋，“原則”是源自基督教文明的“普世價值”，利益則是利益集團化的國內體制。在筆者看來，“普世價值”是一種美麗的言說，要不然美國在建國之初怎么會整天提心吊膽地擔心其他列強的入侵？20世紀前半葉的美國人為什么不用“普世價值”要求同是基督教文明世界的“兄弟之邦”不要相互殺戮？戰爭原則真的符合宗教信條嗎？已經符合其“普世價值”即實行了“自由市場”“自由民主”的20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為什么依然遭到美國的無情擠壓并支持俄羅斯國內的分裂勢力？所以，“原則”是旗幟，真正發揮作用的則是其國內體制所決定的資本“利維坦”。

當全世界感受到美國的威脅或者紛擾的時候，美國國內自身也深受其體制之害，那就是最強大的利益集團“軍事工業復合體”所綁架的美國政治制度。槍支泛濫每年死傷3萬人左右，美國憲法規定，只有達到2/3多數，才能修改憲法相關條款。絕對多數規定，看起來多么尊重民主啊！其實，這恰恰是限制民主的條款。當初制定憲法的都是什么人呢？說起來是129個商人、銀行家和律師，實質上還是一個農業經濟時代的奴隸主們（華盛頓本人就是種植園主），所謂的商人-銀行家-律師都是后來的歷史敘事。也就是說，美國憲法形成于前現代的農業經濟時代的奴隸制，而且制憲者很明確地宣布，就是要建立一個防止多數人直接參與管理的政府，因此才有2/3絕對多數條款的規定。這一規定，有力地防止了后來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所說的民主時代的“多數暴政”。試想，哪一項利益能讓2/3絕對多數的政治人物達成一致意見？只要考慮到這一點，當美國學者福山看到美國選民推選特朗普和桑德斯，而認為是民主力量在起作用、并有可能更新美國制度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愛下判斷的福山又在胡言亂語了，又在“語不驚人死不休”了。試想，這種選舉怎么可能改變美國的憲政結構——一種根深蒂固的、從來沒有哪家的憲法如此明目張膽地保護富人利益的政治制度。

結果，農業社會時代形成的憲政體制，根本性地約束著大眾權益而最有力地保護著寡頭利益。從農業社會體制到工業社會再到信息金融社會體制，寡頭的力量呈幾何級數增長，200年來不平等加劇而不是縮小了——這是巴黎經濟學教授皮凱迪《21世紀資本論》震驚世界的結論，形成了諾貝爾經濟學家斯蒂克里茨所說的1%美國人的“民治-民有-民享”。

在美國寡頭所有制體制中，最強大的力量無疑是“軍事工業復合體”——二戰后軍人出身的美國總統埃森豪威爾不小心一語道破天機。這種體制形成于二戰期間的“全民皆兵”，工業為戰爭而運轉；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工業體制養活著很多工人，豢養了一大批政治代理人，即議員，一大批“政治企業家”（一種專門為其產業利益而游說的所謂的智庫之類的“非政府組織”）也靠其生存。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政治生物鏈條：軍工企業（包括眾多的研發機構）-選民-議員-政治企業家。世界大戰停止以后，這個鏈條靠什么維持下去？愛好和平的中國政府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自我消化矛盾，比如“三線”建設時期建立起來的軍工廠自謀出路而形成的長虹電視。但是，美國人的路徑依賴更重，那就是走戰爭的老路子——沒有敵人也要找出新的敵人，以便維持“軍事工業復合體”，結果變成了一個又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敵人越來越多。

政治固然是復雜的，世界政治的發生固然有很多看得見，或看不見的原因，但“軍工復合體”所塑造的“戰車體制”則是一條不可忽視的主線，它主宰著美國的對外大戰略，因而表現得是不停地折騰全世界，同時自身也反受其害，那就是槍支泛濫。槍支泛濫是現代文明中最野蠻的“文明”——一種農業時代的生存法則對現代文明的肆虐，還有哪一個國家，尤其是美國這樣的所謂“上帝之城”，國內到處都出售戰爭武器？一個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種族關系如此緊張的國家，哪里有資格談什么人權保障？

在美國，“軍工復合體”享有“戰車體制”下的無限自由，即為所欲為的“積極自由”，其結果不但是對他國自由的侵犯，更是對本國公民“消極自由”生命權的侵害。而“戰車體制之所以還有生命力，不得不從世界政治中尋找根源。

300年的世界政治就是資本“利維坦”主宰全球的過程，而英國-美國一直是這個體系的中心，自然要極力維護這個體系而不容“挑戰者”。

只有理解300年來世界政治史，才能明白中美關系的結構性張力，以及由此而必然使得美國不停地尋找敵人以維持“戰車體制”的戰略路徑；同樣，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明白那種不停地指責中國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思維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一種知識短缺而造就的政治幻覺和政治“幼稚病”。

300年世界政治史就是資本“利維坦”主宰全球的過程。第一個100年即18世紀，開啟了西方國家國內政治的資本主義化，從英國“光榮革命”，到被稱為英國第二次革命的美國“獨立戰爭”，再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得以確立，出現了匈牙利經濟史學家波蘭尼所說的市場“脫嵌”于社會并凌駕于社會之上，成為與政治“利維坦”相抗衡的資本“利維坦”，資產階級也逐漸走上國內政治舞臺，其標志則是1832年英國第一次憲政改革，新興階級即資產階級因獲得選舉權而開始改變其對外貿易政策，開始頻繁使用戰爭手段。不理解這一歷史，就不能理解為什么是在1840年發生了鴉片戰爭而不是更早。這只不過是資本“利維坦”從國內走向全球的一個小案例。

第二個100年（19世紀）則是世界政治的資本主義化，資本“利維坦”主宰了世界政治。西方國家的國家建設主要依靠戰爭，即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梯利所說的“戰爭制造國家”。但戰爭確立了民族國家邊界之后，即威斯特法利亞體系所確立的所謂的現代民族國家，戰爭則自然地延伸到國家之外，那就是為貿易利益而展開戰爭。可以說，貿易是西方國家的現代國家建設的第二個支柱，并以戰爭而保護自己的貿易。戰爭和貿易是西方建立現代國家的兩大法則，而戰爭的背后往往是貿易。這樣，真正的世界政治開始了，那就是世界政治的資本主義化，其實就是過去常說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應該說，19世紀是完成了全球資本主義化帝國主義化，而帝國主義是一種毫不掩飾的資本“利維坦”。

第三個100年的頭50年，反抗資本“利維坦”，重組世界政治秩序。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赤裸裸的資源掠奪和經濟壓迫，刺激了被殖民國家的同仇敵愾，上下團結反抗殖民者，其中知識分子是最重要的反抗力量，方法是組建民族主義政黨進行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解放斗爭，這就是20世紀中葉的社會主義建國運動和50-60年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可以說，這場反抗運動肢解了殖民主義世界體系，世界政治也進入了被稱為“冷戰”的兩極時期。

以文化主義掩飾經濟主義的冷戰50年。在冷戰時期，資本“利維坦”的本質一點也沒有改變，但其對世界政治的一種主要方法則是變“經濟主義”為“文化主義”——建構以“自由主義民主”為核心的“普世價值”，其實是普世制度，即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經濟上的“自由市場”和社會上的“公民社會”。這“三駕馬車”只不過是資本“利維坦”的“文化再生產”而已。美國收獲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尼克松稱之為打贏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因反抗帝國主義而形成的新興國家，一切問題的根源其實都是因為落后，不是靠某種簡單的制度和政策所能解決的難題。但是，人們向往先進的心理是自然的，那么如何走向發達和先進？被告知“好制度”“好政策”就能解決問題。在這一過程中，曾經最有力地反抗經濟主義侵略的知識階層，卻被文化主義俘獲了，被徹底地“洗腦”了，相信只要實行了“普世價值”就能解決問題。最典型的莫過于前蘇聯的改革，戈爾巴喬夫企圖以公開化、透明化和民主化而破解阻礙改革的共產黨這個障礙集團，以全面選舉的總統制代替黨內選舉制度產生的總書記制，以三權制衡而替代蘇維埃體制，結果兩年之內便解體了國家。

蘇聯—俄羅斯的歷程和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靠傳說中的“好制度”不能解決問題，不然二戰之后有哪一個國家因為搞了西式民主而走上發達序列？世界300年經濟史也告訴我們，沒有哪個落后國家按照流行的主流理論而躋身于發達序列。更諷刺的是，上個世紀90年代的整整10年，變成了“普世價值”俱樂部一員的俄羅斯哪怕肢解自己的文化親緣國，即南斯拉夫配合了西方，也沒有得到西方國家的回報，企圖加入北約而無門。不讓加入北約也就罷了，西方還步步緊逼，拉烏克蘭進歐盟乃至北約，以其擅長的“顏色革命”而推翻合法的民選總統，烏克蘭最終被肢解。美國戰車在冷戰后橫沖直撞20年，終于遇阻。對俄羅斯的“文化主義”即“顏色革命”失效之后，終于還原了其資本“利維坦”的真相——軍事上擠壓，經濟上制裁。

美國對待中國何嘗不是如此？也必然如此，這是過去300年世界政治體系的結構所決定的。300年的世界政治就是資本“利維坦”主宰全球的過程，而英國—美國一直是這個體系的中心，自然要極力維護這個體系而不容“挑戰者”，不容許出現“新中心”——哪怕后來者堅決不相信什么“修昔底德陷阱”的西式爭霸邏輯。

世界政治結構下的中美關系

資本“利維坦”所主導的國內結構以及由此而塑造的世界政治秩序，是我們理解中美關系的出發點或者說最重要背景，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世界政治理論、尤其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精髓。但是，在過去30多年的時間內，由于中國社會科學的“拿來主義”而喪失了自主性，并導致了“殖民化問題意識”，那些刻畫世界政治本質、本源的理論被很多人忘卻了，一切都以美國的形式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來看待國際關系和中美關系，心目中根本沒有世界政治意識。殊不知，結構性現實主義演變為進攻性現實主義只是一種形式，背后是美國資本“利維坦”的停不下來的“戰車體制”的驅動，而那些非資本“利維坦”主導的國家政治的行為模型也必然要實行進攻性現實主義路徑嗎？所謂的自由制度主義只不過是強化以資本“利維坦”主導的制度為圭臬而使得其他國家遵守所謂“國際社會”（其實就是發達國家組成的“俱樂部”）的既定法則，也就是說不能有西方主導的IMF、北約等之外的新力量新組織，不能有亞投行，不能有上海合作組織，不能有“一帶一路”。所謂的建構主義，更是基于自己利益的虛假觀念去“認知”“誤構”對方，結果“建構”出一個又一個敵人。所有這些都意味著，流行的國際關系理論只是形式主義的假科學而非關于問題本質的真科學，并不能認識國家間關系的本質。

結果，中國的崛起被“建構”為“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種歷史邏輯。因為那些形式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的流行，以至于國內很多精英也認為是中國“冒進”而引發了美國的強力“反彈”。可見“三大主義”影響之深。一個大國不但要有強大的經濟再生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文化再生產”的能力。把資本利益演繹為一種基于社會科學化的政治觀念而影響乃至改造“他者”，正是美國“文化再生產”能力的表現。

如果認識到美國行為的國內體制根源以及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的性質，就應該認識到，中美之間雖然有巨大的合作空間，尤其是貿易領域內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中美之間在根本上還有抹不去的“結構性沖突”。請注意，這里不是“結構性沖突的中美關系”而是“中美之間的結構性沖突”，也就是說還有“中美之間的合作性關系”。但是，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并不必然能避免國家之間的結構性沖突，一戰之前歐洲國家的經濟相互依存度一點也不比今天的中美低，但歐洲國家之間硬是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同樣，即使中美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度很高了，也不能不讓美國戰略家去搞什么排斥中國的TPP。

中美之間的結構性沖突意味著，中美之間的結構性張力不會消弭，就像俄羅斯曾經變成了美國“普世價值”俱樂部成員而沒能消解美俄之間的結構性沖突一樣。除非資本“利維坦”遇到不可跨越的阻力而停頓下來，資本“利維坦”主導的300年世界政治進程才會被逆轉。看來，中美之間的結構性沖突直接影響著世界政治的走向，是延續過去300年還是出現新拐點？讓歷史告訴未來吧。

只有認清美國行為的國內體制根源和世界政治的時代性，才能理解美國行為的“戰車”特征，才能認識到合作與沖突必將是中美之間的常態，才不至于幼稚到把講“沖突”的人都一概視為民族主義乃至民粹主義。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注釋】

①“利維坦”是傳說中的一種海中力大無比的怪獸，自由主義哲學奠基者霍布斯以此來形容國家權力。其實，自市場從社會脫嵌之后，資本權力的力量一點也不比國家權力小，甚至主宰著國家權力，因此資本權力完全可以稱為資本“利維坦”。

責編/高驪    美編/于珊  王夢雅（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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