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臨的挑戰

一是高水平自貿規則重構將中國排除在外。發達國家主導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重構，積極構建TPP、TTIP等跨地區、大型自貿安排，將自由化重點轉向投資和服務市場開放。全球貿易投資規則出現高水平自由化趨勢，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將被排除在外，使我國在適應新格局、新規則方面面臨重大挑戰。同時，中國尚未形成與經濟地位相匹配的國際經貿規則話語權，難以爭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企業投資的規則。我國短期內無法加入主要的高水平自貿安排，一方面會促使我國企業為規避貿易轉移效應而加快對自貿區成員國開展投資；另一方面，由于市場準入方面的不利地位，將使中國對外投資面臨一定的擠出效應。

二是發達國家投資安全審查不斷升級。根據中國產業發展特點和對外投資階段特征，不少中國對外投資涉及資源能源和基礎設施等行業，面臨投資東道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安全審查越來越嚴苛的局面，很多投資規則呈透明度低、不可預測性強等特點。根據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統計，向其提交安全審查的外國投資案件中，涉及中國投資者的案件數量在2006-2010年為19起，占比僅為3.4%，而2012和2013年數量均位居各國之首，占比超過五分之一（見表1，P29），與中國對美投資占比極不相稱。此外，中國國有企業海外投資面臨更多限制。美國CFIUS規定，對于國有企業或其他存在海外政府控制證據的企業投資，在最初30天審查后還須接受45天調查。澳大利亞因中鋁收購力拓一案，修改了外國并購法案，將“國有產權”作為單列審查項目。

三是東道國政治風險呈上升趨勢。近年來，世界經濟和治理進入大調整時期，我國對外投資的區位覆蓋大量發展中國家和政治風險較高的國家，面臨的東道國戰爭、戰亂、政策不可持續等風險不斷增加。例如2011年利比亞戰亂發生后，新政府對于上屆政府給予中國投資的承諾不予承認，嚴格限制中國在非投資，或沒收中國企業在非資產，造成中國在利比亞損失超過數十億元。2014年中越南海爭端引發暴力打砸中資企業事件致使部分中國企業和個人遭受較大損失。

四是我國對外投資的管理和政策支持體系仍有待完善。對外投資管理制度仍存在多部門重復審批、周期長、限制多、流程復雜等問題。現有制度以指導為主，監管和約束力度有限，海外惡性競爭現象普遍存在，不少企業只重視投資建設，忽視在當地的溝通、經營與維護，嚴重影響了中國企業的聲譽；為對外投資提供重要服務的金融業“走出去”滯后，國際競爭力不高；應對海外投資損失的雙邊協調機制還不健全，我國的大部分雙邊投資協定簽署時間較早，對于海外投資損失的保障條款力度較弱。此外，對外投資的公共服務體系仍有待于完善。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

產業格局將發生較大變化

一是國內轉型升級需求將推動制造業對外投資的布局調整。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將推動優勢產業、當前產能過剩的產業以及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等加快向境外轉移，尋求更低的要素成本，拓展國際市場。中國仍具有巨大市場潛力和高端產業發展的良好基礎，在傳統制造業的轉移為高端產業騰出發展空間后，通過境外投資獲取高端的技術、品牌，返回國內市場經營的企業將顯著增加。

二是服務業投資將成為對外投資的亮點。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張將推動服務貿易向服務投資轉變。隨著我國對外投資的快速發展和金融業的擴大開放，企業對外投資所急需的金融服務將大幅度走出去。此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將推動房地產、娛樂、醫療、教育等領域企業加快對外投資，拓展國際市場和反哺國內市場。

三是滿足國內資源能源需求的行業將擴大投資。隨著“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的推進，中國資源能源對外投資仍將恢復和反彈，方式上將向就地就近加工轉化、全球銷售并滿足國內發展需求轉變。全球對環境和氣候問題的持續關注將推動中國新能源、清潔能源等領域對外投資的大幅增長。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對糧食和食品安全提出了較高需求，未來農業領域的海外并購和農地開發具有較大發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