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平公正的商業環境不僅由國家發展環境決定，同時又是一個隨社會發展變化的動態環境。新技術、新商業模式、新人文價值都要求政府的規章和法律作出適應性調整。這種規章和法律的調整，不僅要照顧到當前利益，也必須照顧到社會的長遠利益。在當前行政體制下，政府的責任首當其沖，廉潔的行政體系是一切的本源。

【關鍵詞】政商關系  民營企業  依法治國   【中國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政府以較低的稅收提供高質量、低成本的商業環境，是良性政商關系的核心

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政府存在的經濟功能是消除市場在資源配置時的失靈。限制壟斷、糾正外部效應、提供公共用品、保障公平交易、保障財產安全、培育新生產業等是最為常見的政府功能。為企業去除不必要的規章限制和盡可能減少企業的負擔是保證企業活力的根本途徑。然而，政府在為企業提供必要服務的同時，對企業實行合理的管制，是當代市場經濟體正常運作的制度保障。故良好的政商關系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高效廉潔的政府、公平公正的商業環境是全社會期盼的理想狀態。

但是，政商關系的合理邊界到底在哪里？其實，這是一個隨社會經濟環境不同而不同的結果。背后的原理在于如何以較低的社會交易成本實現經濟價值的最大化，同時滿足基本的社會道德標準。對此，以社會平穩能夠承受的力度嚴格執規、執法是不二選擇。正常的商業秩序是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嚴格執法帶來的社會沖擊只是短期利益的損失如就業的減少，保障的卻是合理行為帶來的長期良性發展。

如果把“親”“清”政商關系作為一個良好商業環境的標準，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政府為企業創造一個公平、公正、低成本的商業環境。這不僅要求公正、高效的執法，同時要求政府提供充分的、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包括良好的基礎設施和合理的政策環境。而不像目前的交通擁擠、環境污染、高房價、教育和醫療設施不足等，都是企業需要承擔的沉重負擔。然而，高質量的硬件和軟件商業環境要求政府的高投入，高稅收就成為必然結果。政府如何能夠以較低的稅收提供高質量低成本的商業環境，才是良性政商關系的核心。新加坡以世界最低的稅率和最簡單的稅法，實現了世界最佳的商業環境，是值得借鑒的例子。新加坡唯一的公司稅是利潤的17%，最高個人收入邊際稅只有21%。在世界銀行排名的全球最易經商城市中，新加坡連續多年排名第一。由全球經濟論壇發表的全球經濟競爭力排名，新加坡也連續多年排在前三名。打造親商環境一直是新加坡政府的基本國策。廉潔、公正、專業、高效是形成新加坡良好商業環境的基本邏輯。

公平公正的商業環境不僅由國家發展環境決定，同時又是一個隨社會發展變化的動態標準。新技術、新商業模式、新人文價值都要求政府的規章和法律作出適應性調整。這種規章和法律的調整，不僅要照顧到當前利益，也必須照顧到社會的長遠利益。合理的政商關系不僅要求公平、公正、高效的執法，也要求法律規章的專業和合理。這是在我國目前社會環境下最大的挑戰。

產生不正常政商關系的三大根源

多年來，國企民企的差別待遇不僅導致民營企業行為的扭曲，也同樣導致國企行為的扭曲。壟斷性國企的浪費和低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即使是非壟斷性國企，也在政府資金和政策的保護傘下不思進取，競爭力低下。對民企而言，在政府推動大規模反腐之前，很多民營企業的競爭以尋求當地官員的支持為目標，衍生官商勾結和不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在當前的重拳反腐環境下，官員與企業家的“蜜月期”結束。“不吃飯、不收禮、不辦事”是目前政商關系一個新的常見現象。如果把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做一分類，其性質可以有如下三種：一是法規本身合理程度導致的問題；二是法規執行是否公正、高效的問題；三是企業是否遵紀守法的文化基礎引起的問題。

法規的合理程度問題。由于中國經濟體屬于轉型經濟的歷史原因，很多不合理的法規由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傳承而來。這不僅包括法規本身脫離現實、老舊滯后，同時包括政府行政人員缺乏主動服務企業的意識。諸多部門相互限制導致辦事效率低下，早已是體制的痼疾。法規合理程度的另一面是仍然存在的法規是否適合當前的社會環境。這要求法規制定和調整時，有足夠的專業水準。政府決策人員本身的專業知識和是否能夠尊重專業人員的建議是問題的關鍵。對民營企業而言，構建實質性和國企統一的規章則是他們最為關注的事情。

法規執行的公正和效率問題。有規不依、有法不依是權力尋租或不負責任的必然結果。環境污染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環保法不能嚴格執行。污染的程度和腐敗的程度直接關聯。民營企業在利益驅使下行賄環保執法人員，并不是新鮮事。執法的效率同樣也反映在執法的質量上。比如普遍發生的征地糾紛問題，結果往往是“釘子戶”獲得更多的賠償。造成的后果是鼓勵被拆遷人做“釘子戶”。類似的問題數不勝數。另外，執規執法的成本太高，同樣會使法規失去本來的意義。法規執行成本太高，會導致這項法規最終流于形式化的存在。例如，中國復雜的稅收制度使眾多的企業不能完全遵守稅法，偷稅漏稅在眾多中小企業中時有發生，真正的守法者則處在競爭劣勢。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不親商的環境。

企業是否遵紀守法的文化基礎問題。當違法違規現象增多時，執法成本同樣升高。但企業愿意守法，必須是因為守法在經濟上是合算的。當法規執行不到位導致企業違法變得更加合算時，違法就會成為普遍現象。所以，違法者增多，往往是由法規的不合理或法規沒有嚴格執行所造成的，二者互為因果。

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路徑和挑戰

基于對上述問題的分析，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路徑自然明確。

改善法規的合理程度，在于加速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高效合理的規章和政策來源于客觀、公正、專業的設計。合格專業人員的任用必須有公正的執行機構。而公正的執行機構只能由廉潔的機構產生。廉潔、公正、專業、效率成為產生合理法規的基本邏輯鏈條。

改善法規執行的公正性和效率提升，要求清楚規范的法規與有監督責任意識的執行者。規范、透明、業績、獎勵或問責是改善法規執行公正性和提升效率的明確路徑。

培養企業遵紀守法的文化基礎，要求公正嚴格執法，為守法者提供公正環境激勵。說一千遍不如懲罰一遍。在美國，人們對交通法律和其他法律的自覺遵守，背后的原因是違法的成本太高。美好道德環境的培養，必須建立在對良好道德行為給予獎勵，對違法者給予懲處的基礎上。

商業環境改善對挖掘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實現經濟新常態下的可持續發展和文明社會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建設意義。“親”“清”政商關系是其中的最重要一環。在當前行政體制下，政府的責任首當其沖，廉潔的行政體系是一切的本源。真正能夠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挑戰，正是來源于廉潔行政體制能否建立。這不僅是民營企業的期待，其實也是全社會的期待。巨輪已經啟航，彼岸可以期待。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城市規劃與管理系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吳元華：《新加坡良治之道》，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責編/譚峰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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