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兩年來，相對風平浪靜的歐洲飽受恐怖主義沖擊，以“伊斯蘭國”武裝及其追隨者為主的恐怖勢力不斷在歐洲腹地濫殺無辜，造成嚴重生命損失，引發罕見恐慌，使歐洲迅速上升為恐襲重災區。歐洲恐襲頻繁，既有中東恐怖主義演變的歷史因素，也有歐洲國家內政外交失敗的現實問題，以及經濟危機大背景下彌漫的“末世”情緒。解決與中東相關的恐怖主義，必須從地區治理和國際關系兩個維度尋求標本兼治。

【關鍵字】歐洲 恐襲 中東 難民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兩條交叉存在的“沖突線”，使歐洲陷入持續的恐襲高熱期

綜合近兩年歐洲恐襲案例可以判斷，歐洲恐襲高密度發生有復雜的內外因素，也糾結著歷史與現實政治沖突。

首先，這一態勢體現了“基地主義”及其行為模式在歐洲的裂變、擴散和升級。歐洲發生的恐襲，除個別案例外均與“伊斯蘭國”武裝相關，或者受其指使，或者被其“感召”，而且大都來自中東和非洲。這些事實呈現出兩條交叉存在的“沖突線”，一條是非國家行為體發動的跨地中海所謂“文明沖突”，另一條是歐洲內部跨種族跨文化社會矛盾，它們交替作用或共振，使歐洲陷入持續的恐襲高熱期。

“基地主義”，也即“伊斯蘭國”武裝的意識形態，是驅動歐洲恐襲的思想源泉。所謂“基地主義”，是其創始人本·拉登倡導的反美反西方及其“傀儡”主張，意欲通過不對稱的暴力和恐怖手段，摧毀給伊斯蘭世界帶來壓迫、不公和腐朽生活方式的政治秩序和運作體系，建立由伊斯蘭教法統治的世界。“基地主義”的產生，既有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干涉主義和炮艦政策在伊斯蘭世界特別是中東地區長期培育的仇恨土壤，也有伊斯蘭世界世俗化和現代化治理失敗的內在困境。

其次，跨越地中海涌向歐洲的中東難民潮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一方面，北約武裝干涉利比亞、敘利亞內亂，加劇本地區人道主義災難，特別是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為極端伊斯蘭分子提供了報復西方世界的現實理由；另一方面，大量中東難民流向歐洲引發的排外思潮和輿論，加劇原本存在的文化與種族對立，使“伊斯蘭國”武裝極易就地招募追隨者并就近在歐洲腹地發起攻擊，更何況，部分恐怖分子在中東接受戰地訓練后混入難民隊伍潛回歐洲尋機逆襲。

第三，殖民地文化與多元文化主義的病態結合，使歐洲成為恐怖分子樂土。相關統計表明，雖然當代中東恐怖主義的發軔以反美主義為酵母，并釀成“9·11”襲擊這樣改變美國和世界的標志性事件，但此后15年，與中東地緣沖突相關的恐襲并未構成美國暴力案件的主流，甚至與傳統的種族暴力沖突發案率也不成比例。這說明，美國比較成功地解決了移民歸化與融合，形成多元一體的文化認同，也打破了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理論假設。歐洲則不然，它與中東和非洲有著彼此難以抹去的殖民與被殖民歷史記憶，白人社會與基督教文化依然有著天然的優越感和強勢地位。歐洲經濟生機勃勃時，大量引入原殖民地廉價勞動力，來彌補底層和邊緣就業崗位的空缺；經濟蕭條時，外來移民及其后代就變成社會累贅，成為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擠壓對象。同時，歐洲奉行的多元文化主義并未促成原住民與移民水乳交融，反而受經濟形勢消長逐步產生文化隔閡和排異。歐洲倡導的政教分離和世俗化政策，與底層中東移民持守的文化和習俗未能彼此消化，也導致歐洲社會不同文明的摩擦時有發生。上述因素為部分穆斯林移民離心離德埋下伏筆，也自然使歐洲滋生數量較多的極端和恐怖分子。

第四，多重危機疊加形成“末世情結”，使歐洲成為恐襲新溫床。當美國近年逐步擺脫經濟危機呈現持續回升勢頭時，歐洲卻依然深陷債務危機而苦苦掙扎。去年希臘大鬧歐元區，今年英國公決退出歐盟，難民潮引發的孤立主義和極右翼勢力競相抬頭，都表明經濟危機已向社會和政治領域擴散。失業率攀升，收入減少，福利下降，族群對立明顯，使歐洲前景一片灰暗，大量青年陷入空虛和迷茫。包括部分白人在內的絕望者政治免疫力持續衰減，在“伊斯蘭國”時尚炫目的新媒體傳播迷惑下，或前往中東甘為炮灰，或就地分包恐襲任務，走上不歸之路。據西方反恐部門估計，“伊斯蘭國”崛起的短短3年間，已吸納100多個國家數萬激進分子，其中僅來自歐洲的二代或三代中東移民就超過萬人。

“伊斯蘭國”武裝正摧毀著西方世界的安全感，甚至可能終結歐洲努力幾十年的一體化進程

歐洲成為“恐襲”重災區凸顯了恐怖主義的變化趨勢，也預示著反恐事業的艱難和曲折。

首先，“伊斯蘭國”武裝與“基地”組織登臺主唱的國際大背景明顯不同。“基地”組織猖獗乃至發展到頂峰階段（1998-2011年），盡管也實現網絡托拉斯化和行動全球化，但是，西方世界經濟、政治和安全形勢總體平穩，從精英到草根都能理性看待這股極端力量，將其與伊斯蘭文明區別開來。但是，“伊斯蘭國”武裝活躍的這幾年，西方世界特別是歐洲蔓延著濃烈的妖魔化伊斯蘭氣息，傳統的“政治正確”面臨挑戰和解構，這將加劇兩種文明的誤解和摩擦，進而使原本并非文明沖突的反恐戰爭，容易被人以文明沖突的框架來審視。其結果，必然引發更多敵對、仇視和沖突，使世界陷入“越反越恐”的惡性循環。

其次，“伊斯蘭國”武裝不同于“基地”一二代領導人那樣的“土包子”，他們多為數字化生存的青年人，伴隨網絡和移動技術革命而成長，如魚得水般玩轉互聯網與移動通信工具。“伊斯蘭國”不僅通過網絡和移動平臺傳播意識形態、組織兵源和資金、發動輿論戰和心理戰，而且利用高技術手段攻擊敏感目標，完成恐襲任務，形成“獨狼”層出不窮的恐襲新現象。這種各自為戰、就地為戰的恐怖隱蔽戰和游擊戰，正摧毀著西方世界的安全感，尤其是視中東為后院的歐洲，甚至可能終結其努力幾十年的一體化進程。

對歐洲而言，恐怖主義過去并不陌生，今天卻被迫習慣多點襲擊和日常發生，以及本土恐怖分子參與的“新常態”。反恐是個系統工程，特別是針對源于中東的恐怖主義，需要以大歷史視野進行綜合治理，而不是單純迷信武力。首先，國際社會必須形成統一反恐意志和戰線，摒棄以反恐之名謀一己之私的戰略短視，盡快摧毀“伊斯蘭國”武裝在中東的政權化或國家化存在，最大程度地瓦解其行動能力。其次，必須推動中東實現穩定、和平和發展，讓地區人民自主選擇和探索適合國情與歷史的治理模式，通過良政和良治壓縮極端宗教主義和民族主義空間。第三，西方世界必須整體反思引火燒身的強權思維和干涉主義傳統，以最大誠意和耐心實現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相互尊重和彼此包容，從而逐步消除根深蒂固的反西方主義情緒。背離這三個基本出發點，反恐仍將是一句空話，只能是事倍功半。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 Jacob Poushter, “Extremism Concerns Growing in West and Predominantly Muslim Countries, Worries Especially Widespread in Western Europe and U.S.”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Pew Research Center,8 August, 2016.

責編/譚峰 美編/王夢雅（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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