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實力

在2007年，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告訴中國共產黨，中國需要增加其軟實力。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崛起的大國，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可能促使受驚嚇的鄰國形成制衡聯盟。一項聰明的包括軟實力的策略，將使中國看上去不那么可怕，使制衡聯盟功效更差。

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主要來自于三種資源：文化（也就是對他人有吸引力的地方）、政治價值觀（在國內和國外都不背棄這些價值）和外交政策（當它們被視為合法并具有道德的權威時）。然而要將硬實力和軟實力的資源結合在一起形成明智的策略并不容易。

此外，美國的軟實力大部分是由民間社會產生的——所有的一切來自于高校和基金會，好萊塢和流行文化——而不是來自于政府。有時候美國能夠因為持批判態度和未經審查的民間社會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軟實力，即便政府的行為——如入侵伊拉克——以某種方式破壞了軟實力。但在有智慧的實力戰略方面，軟和硬是互為因果的。

在美國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沈大偉的《中國走向全球》一書中，他詳細介紹了中國如何花費了數十億美元展開一項魅力攻勢，以提升其軟實力。中國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并不像西方的援助那樣受到機構或人權問題的限制。中國方式強調高調的姿態。然而就所有的努力而言，中國的投資回報率有限。民意調查顯示，有關中國影響力的意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是積極的，但在美國、歐洲、印度和日本等大國中卻以負面意見為主。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是一次軟實力的成功，2009年上海世博會的舉辦也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不過，中國在以為政府是獲取軟實力的主要手段上犯了錯誤。在當今世界上，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關注度，而關注度取決于公信力。軟實力的發展不一定是一個零和游戲，所有的國家都可以從尋找彼此的吸引力中獲益。

中國的戰略與美國的反應

目前這一代的中國領導人，意識到國內政治穩定的關鍵在于經濟的快速增長，一直專注于經濟發展和他們稱之為“和諧”的國際環境。但時代在變化，實力往往促成自傲，食欲有時候會隨著進食而增長。馬丁·雅克認為：“崛起的大國無一例外最終會使用新近發現的經濟實力來擴展他們更為廣泛的政治、文化和軍事目標。這就是作為一個霸權國家的含義，中國必將成為這樣一個國家。”中國領導人推出了這樣一種說法，中國從未侵略過鄰國或有過“霸權主義行徑”。但是，正如外交部長楊潔篪2010年在東盟會議上所說的那句名言，“中國是一個大國，其他國家都是小國，這只是一個事實”。

傳統上，中國把自己視為東亞國家朝貢體系的中心或“中央之國”，一些分析家們認為中國將尋求重新創建這樣的秩序。其他人如約翰·伊肯伯里，認為當前的國際秩序具有開放性和經濟一體化的特征，有能力吸納中國，而不為中國人主導的秩序所代替。不管是霸權還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國”，迄今為止，中國領導人對扮演全球主角只邁出了一小步。

一些分析家們認為，中國的目標是“在短期中取代美國成為東亞的主導力量，在長期內得以挑戰美國的世界第一強國地位”。還有人說，中國尋求分割太平洋，并將美國的存在逐出其海岸島鏈（包括日本）之外。許多專家不同意以上這種看法，認為這樣的簡化并沒有對中國意圖做出準確的評估。中國從現行的國際體制秩序中獲益良多。盡管中國人本身也無法了解未來數代人的想法，中國還是想讓現行的國際體制秩序有一些改變。更重要的是，在未來的幾十年里，中國將具備足夠的軍事能力來實現雄心勃勃的夢想，這種揣測是令人懷疑的。代價是需要考慮的。當菜單上沒標價格時，就很容易放縱自己的胃口。中國領導人必須考慮其他國家的反應，考慮由他們自己確定的經濟增長目標以及對外部市場和資源的需要而帶來的限制。一種過于外向的中國軍事姿態可能會在該地區的鄰國中產生一個同時削弱其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反制聯盟。

中國不太可能成為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的同等對手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它不能在亞洲挑戰美國，但正如前面提到的，中國實力在亞洲的崛起將面對印度和日本（以及較小的鄰國如越南）的競爭，這將為美國提供一個很大的實力優勢。[21]1996年的克林頓-橋本宣言重申美日同盟是穩定冷戰后東亞的基礎，這對中國的雄心是一個巨大的障礙，同樣還有美印關系以及日本和印度關系的改善都會影響到中國。這意味著在該地區的大國政治游戲中，中國不可能輕易地逐走美國人。從實力的角度來看，在規避隨著中國力量的增長而可能出現的咄咄逼人的行為時，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以及其他國家可以共同向中國提供扮演一個負責任角色的回報。

美國的反應

展望未來，悲觀主義者預測因為中國變得更加強大并尋求將美國逐出西太平洋，沖突即將發生。一些人認為，沖突可以通過美國將其活動主要限制在東太平洋海域，接受影響力的半球劃分而加以預防。但是對于中國的崛起做出這樣的反應會破壞美國的信譽，并使得區域內的國家隨波逐流，而不是平衡中國。這樣的策略可能確實呈現了美國世紀結束的開始。相反，美國的繼續存在可以加強區域內國家自然的平衡反應，并幫助塑造一種環境，鼓勵中國采取負責的行為方式。

應對中國崛起的合適政策必須平衡現實和一體化。當克林頓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第一次考慮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時，就有評論呼吁要在中國變得太強大之前采取遏制政策。

有兩個原因使這樣的建議被拒絕了。首先，不可能形成一個反中國聯盟，因為該地區的大多數國家希望（現在仍然想著）同時與美國和中國保持良好的關系。更重要的原因是，這樣的政策會不必要地使中國肯定變成未來的敵人。相反，美國選擇了一個可以被稱為“整合加保險”的策略：中國被迎進了世界貿易組織，但同時重修美日安保條約以確保不讓中國成為一個霸王。如果一個崛起的中國向四周施壓，那將驅動鄰國尋求平衡它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只有中國才能遏制中國。

這是評估美國和中國相對實力的一個關鍵點。閻學通就關于中國怎么才能打敗美國寫道：“為了中國的崛起而建立一個友好的國際環境，北京需要發展出比華盛頓更優質的外交和軍事關系。沒有一個主導力量能夠與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都保持友好關系，因此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競爭核心將是看誰擁有更多高品質的朋友。”目前，美國得益于它的關系網和盟友而處于更有利的地位。華盛頓有60個條約同盟國，而中國一個都沒有。在政治走向上，《經濟學人》估計世界上最大的150個國家中的近一百個傾向于美國，只有21個反其道而行之。

2011年，美國宣布了針對亞洲這一世界經濟增長最快部分的區域再平衡戰略。一些中國人認為奧巴馬政府對亞洲的“再平衡”戰略是某種形式的遏制。然而在冷戰政策之下，美國與蘇聯幾乎沒有任何貿易或社會接觸，但它現在與中國有大量的貿易，還有27.5萬名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學習。為中國的決策塑造環境而不是遏制，是對美國戰略的一個更為準確的描述。

一些分析家們把中國看成一個修正主義國家，正急于在其國力增強時推翻現存的國際秩序。但中國并不是一個像上個世紀的納粹德國或蘇聯那樣的完全成熟的修正主義國家。雖然它已經創建并加入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推動了適合其需要的區域性組織的發展，但中國從現有的國際機構，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其他許多機構那里受益匪淺，因而不會急于去破壞它們。在過去的二十年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中國在穩定金融危機方面發揮了作用。歐洲、日本和印度都是實力大國，他們幫助塑造了一種國際環境以鼓勵負責任的行為，而中國關注自己的聲譽。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加，抵制這種壓力將使它處境更佳。

此外，科技和社會的變化增加了全球議題，如氣候變化、傳染病、恐怖主義、有組織犯罪和網絡犯罪這樣一些重要的跨國問題。這些問題所代表的不是國家之間的實力轉移，而是實力從政府手中向外擴散。應對這些全球性的威脅需要深化包括中國、歐洲、美國和其他國家在內的政府間合作。

中國渴望在東亞發揮更大的作用，而美國對亞洲盟國的國防負有承諾。錯誤估算總是可能發生的，但沖突并非不可避免。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意識到中國的經濟成熟水平將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接近美國，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德國曾緊追英國的腳步（并在工業實力上超過了英國），但在全球范圍的整體軍事、經濟和軟實力資源方面，美國在未來的數十年中仍然領先于中國。此外，中國不可能采用像德國皇帝那樣的政策，過于冒險的政策會使其國內外的收益和穩定飽受風險。

換句話說，美國比一個世紀以前的英國有更多的時間來處理好它與一個崛起的大國的關系，而中國將會從克制中獲益。太多的恐懼可能來自于自己嚇自己。美國和中國是否能管理好他們的關系則是另一個問題。人為錯誤和誤判總是可能的，但做出正確的選擇，一場局部戰爭將是可以避免的。中國在全球的崛起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現在還遠不能標志著美國世紀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