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0年12月到1934年12月的4年間，曾有中國工農紅軍的三路大軍途經通道縣境。第一路由鄧小平、張云逸等率領的紅七軍，從廣西右江革命根據地向江西中央蘇區集中，于1930年12月途經通道。第二路由任弼時、肖克、王震等率領的紅六軍團，受中共中央派遣執行長征先遣任務，從湘贛革命根據地向湘鄂西革命根據地轉移，于1934年9月途經通道。歷史上的通道轉兵，是指1934年12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湖南西南邊境之通道時，放棄了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方針，而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從而挽救了紅軍，拯救了中國革命。紅軍每次經過通道都留下了珍貴的革命文物和許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最初確定，并報共產國際批準，進行轉移目標，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為達此目的，1934年11月底，當紅軍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后，就打算從廣西資源大埠頭出湖南城步向湘西進軍。但此時，發現敵追剿總司令何鍵指揮其所屬的湘軍和中央軍近20萬人馬，向新寧、城步、綏寧一線推進，堵擊紅軍北上。而廣西桂軍則有從大溶江口、龍勝一帶襲擊紅軍左側之可能。為此，紅軍決定不出城步，而繼續向西開辟前進道路。12月4日，朱德電令“我野戰軍以繼續西進至通道以南及播陽所、長安堡地域之目的。”很明顯，電令所指的通道以南為目的，決不是停留不走，而是要從此地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因為“左”傾領導者認為，只有到了湘西，放下行李，才能打仗。

圖為懷化市通道縣“通道轉兵”會議會址。姜志雄 攝

早在湘江戰役之前，蔣介石察覺了中央紅軍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戰略意圖。11月17日，蔣介石“南昌行營”發布了《湘水以西區域“剿匪”計劃大綱》，其意圖在于防止中央紅軍實現與“賀、蕭合股之目的”與“長驅入黔”的可能。當年11月底，紅軍渡過湘江，在湘江以東地域消滅紅軍的企圖破滅后，為阻止中央紅軍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蔣介石即令各路“追剿”軍和湘、桂、黔軍閥進行新的圍堵，妄圖在湘桂黔邊境的通道以北地域，將中央紅軍消滅。12月2日，蔣介石親自任命的“追剿軍總司令”何鍵命令湘軍和國民黨中央軍“一面移兵于武（岡）、新（寧）、城（步）、綏（寧）之線”堵截，一面分兵尾追紅軍。12月10日，當中央紅軍行進在湘、桂邊境的越城嶺時，數十萬敵軍已搶先在通道以北進入陣地，具體的兵力部署為：湘軍劉建緒部，7個師8萬余人，一部置于城步、綏寧，一部尾追紅軍，主力集結于靖縣。蔣軍薛岳部，8個師又1個縱隊11萬人，一部置于黔陽、芷江，主力集結于洪江、會同，并向靖縣推進，扼守去湘西的要道。與此同時，蔣湘兩軍還修筑了四道嚴密的碉堡防線，僅綏寧、靖縣、會同、黔陽、城步五縣統計，就有碉堡211座，其中會同縣就有91座。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在紅軍出桂北后，唯恐紅軍反桂，急將15軍夏威部編成第一追擊隊，將第七軍廖磊部編為第二追擊隊，分別由廣西尾追，并經龍勝、古宜抄襲紅軍側面，防護柳江上游，以斷紅軍南下之路。貴州軍閥王家烈，歷來與蔣介石存在統管與割據的矛盾。在紅二、六軍團西進時，曾受沉重打擊，其主力被紅二、紅六軍團牽制在銅仁、石矸等地無法脫身。為阻中央紅軍入黔，只好命令黔軍第四旅旅長周芳仁率第七、第十五團趕赴永從、黎平、錦屏一線設防。同時又任命黔軍另一頭目猶國材為全省“剿匪總指揮”，并命其率三個團的兵力，增防黎平、永從。但王猶之間矛盾重重，疑忌尚深且雙方內戰方息，直到王家烈滿足猶的補足彈藥等條件后，才于12月初慢慢向指定防區開拔。由于猶部沒有如期趕到，實際上黎、錦一線，只有周芳仁所率的兩個團，加之地方民團也不足3000人，而且是有名的“雙槍”（煙槍、步槍）兵，不堪一擊。貴州內地，黔軍兵力也少，裝備又差，防備也很空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