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生態治理必須樹立新政績觀

政績觀，是關于什么是政績、怎樣追求政績的看法與觀點。這其中，什么是政績的問題是一個根本性問題，其答案直接決定了后一個問題的導向。在新發展理念得以落實、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領導干部必須在思想上對“什么是政績”這一問題進行再認識。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指出當前我國基本國情、社會主要矛盾和國際地位“三個沒有變”，啟示我們發展仍是“第一要務”。當前不少地方的實踐證明，盲目關注GDP數字的舊政績觀往往與追求發展的初心及新發展的理念背道而馳。其所引發的一些不良后果實在令人憂心，如：GDP上去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金山銀山到手了，綠水青山失去了；信奉數字能出官，出現了各地區GDP總額的加總遠高于全國GDP總額的怪象；污染和治理污染都能創造GDP，于是“先污染、后治理”成為了一種路徑依賴……如果對“什么是政績”這一問題回答的不科學、有偏差，“追求政績”的實踐就必然會盲目、會抓瞎、會讓人民群眾不滿。實現領導干部政績觀點的飛躍，需要領導干部從“唯GDP論”轉變為突出新發展的理論導向。改革發展的任務越是艱巨繁重，越要求領導干部要戒浮戒躁、恒心恒行。樹立新政績觀，就是要用打基礎、利長遠、惠民生的科學發展理念取代浮躁、短視的庸俗發展理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敢于擔當”是好干部的標準之一。政績觀就如同一面鏡子，映照著領導干部的責任與擔當。

有學者提出，“在環境問題面前非常脆弱的個體需要一個更為集權、高效、強勢的政府以應對危機”。[4] 為了更好地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套新的、完善的、更加科學的判定標準與經濟核算體系，來測算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綠色化程度，這也是生態治理題中應有之義。隨著對生態文明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入，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重視名義GDP與綠色GDP之差距，對于今天的生態治理的重要性。綠色GDP減輕了環境損害、資源消耗帶來的損失，擠干了GDP中不應有的水分，有利于在制度上遏制政績行為的短期化傾向，應當成為新政績觀所追求的目標。“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一個地方生態治理得好與不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領導干部決策的科學與否，以及能否擺正“金山銀山”與“綠水青山”的位置。領導干部重新認識政績，就是要把“中央看什么”、“人民群眾要什么”和“自己做什么”結合起來，樹立“久久為功”之念，多做利長遠、惠民生的事。2010年，《人民日報》頭版“今日談”欄目曾發表過署名“云杉”同志的文章《右玉縣書記們的政績觀》，講述了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山西右玉18任縣委書記一任接著一任干，終將沙丘變青山的感人故事。由此可見，生態治理需要領導干部樹立久久為功、一張藍圖繪到底的執政理念。當發展的質量與發展的速度同步提高、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數量減少、干部群眾之間魚水深情增加，政府就能凝聚起更多的力量，順利實現生態治理的目標。

推進生態治理必須統籌協調發展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們黨對于“發展”這一命題格外關注，先后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與新發展理念這兩大一脈相承、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值得關注的是，“協調”這一理念既是科學發展觀基本要求之一，也是新發展理念的理論范疇之一。具體到生態治理領域，落實好“協調發展”，指的就是要統籌人口、資源、環境這三者的協調發展。在這三者中，人口問題是不容忽視的一個因素。黨的十八屆三中、五中全會都對人口計劃生育政策進行了較大程度的調整，這對于我國的長期發展有其必要性，也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擁護。然而，輿論場上出現了一種不協調的聲音，很尖銳地提出必須全面否定過去的一胎政策，下一步將全面廢除計劃生育。習近平總書記不久前指出，“人口問題始終是我國面臨的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問題。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我國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不會根本改變，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不會根本改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系不會根本改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必須長期堅持。”人口急速膨脹會導致生態負載過重，但人口政策的制定，需要對人口與環境的關系進行綜合理論分析。

第一，制定我國的人口政策，必須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尤其要統籌考慮資源、環境壓力問題。在西方國家，由于人口基數小，西方資源環境經濟學并不主動將人口問題納入研究的視野，而這套理論卻被生搬硬套到中國來，必然會與中國的實際水土不服。政治經濟學很早就關注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問題，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指出，“人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出它的限制，這是由限制本身決定的，或者確切些說，是由設定這個限制的那同一個基礎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