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進之路?
特朗普或許已抓住美國社會真正的問題所在，這次選舉動蕩象征著改革時刻的到來，但他絕不是利用這一改革時刻的適當人選。你無法單方面征收關稅或者向外包就業(yè)崗位的美國跨國公司發(fā)起刑事指控，以此來消解五十年的貿易自由化過程。在這一點上，以美國經濟與世界其他地方彼此互聯互通之深，在全球范圍內向保護主義退卻的危險實在太過真實。特朗普廢止奧巴馬醫(yī)改的提議可能令數百萬工人階層的美國人失去醫(yī)療保險，其減稅提議則可能在下一個十年中增加超過十萬億美元的赤字，同時僅僅有益于富人。美國確實需要強大的領導力，但應通過一位能令政府真正有效運轉的制度改革者，而非一位樂意嘲弄既有規(guī)則、帶有強烈個人風格的宣傳鼓動家來實現。
縱然如此，假如精英人群聲稱，他們是真心誠意地關注不平等和工人階層的敗落，那么他們就有必要重新思考他們在移民、貿易和投資問題上的一些長期立場。一個思想上的挑戰(zhàn)是，看看是否有可能躲開全球化而不傷害到美國和全球經濟，目標是以少量國民總收入換取更高程度的國內收入平等。
顯而易見，有些變革相較于其他變革更可行，而在理論上可行的事項名單中，移民問題居于首位。十多年前，全面的移民改革就已啟動，但出于兩個原因而告失敗。首先，反對者反對進行“赦免”，即給予目前的非法移民獲得公民身份的渠道。但第二方面的原因涉及執(zhí)行：批評者指出，現行法律未被執(zhí)行，而且先前的執(zhí)法承諾未獲信守。
政府可以將1100萬人逐出美國的主張看來極不合理，這些人當中，很多人養(yǎng)育的小孩是美國公民，所以，某種形式的赦免似乎不可避免。但移民問題的批評者是對的，美國在執(zhí)法方面非常松懈。適當的執(zhí)法所要求的不大會是一堵墻，而是帶有生物識別功能的身份卡之類東西，在法院和警力方面大力投入，此外，最重要的是處罰違反規(guī)章的雇主的政治意愿。對合法遷徙采取行動，實施嚴厲得多的限制性政策，在經濟上不會是災難性的。這時候需要對現有移民進行某種形式的赦免，以換取真正的作為，即執(zhí)行新的、更嚴厲的規(guī)章。美國在1924年曾如此行事，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為這個國家鋪好了邁向1940年代和1950年代平等的黃金時代之路。
不批準《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之類現有協(xié)議不大會是極度冒險之舉，除此之外，在貿易和投資方面更難于看到前進之路。當代世界正越來越多地涌現經濟民族主義者;華盛頓締造并維持了當代的自由主義國際體系，假如華盛頓開啟逆潮流之舉，極可能觸發(fā)一波報復性舉動。美國的跨國公司目前在美國之外坐擁超過兩萬億美元現金流，想辦法游說這些美國公司將他們的資金抽回國內進行投資，或許可以是行動的第一步。在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國家中，美國是企業(yè)稅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大幅削減企業(yè)稅，同時取消各類繳稅補貼和免除，是一項兩黨都可能支持的政策，一些企業(yè)自身已就那些補貼和免除進行交涉。
另一項倡議會是大規(guī)模重建美國的基礎設施。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估計，到2020年，適當升級美國的基礎設施大約將耗費3.6萬億美元。美國可以在低利率的情況下借債一萬億美元，用來為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資金;這樣的項目或將創(chuàng)造大量就業(yè)崗位，同時從長遠來看可以提升美國的生產力。希拉里·克林頓曾建議花費2750億美元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但那個數字太過克制。
但實現任何一個目標的嘗試都可能不期而遇美國政治體制更慣常可見的功能失調，在這樣的體制下，否決制可以令稅制改革抑或基礎設施投資無法進行。對組織完備的利益群體來講，此等美國式體制令他們太容易阻斷立法并為自身目的而“捕獲”新的倡議。因之，整飭這一體制以減少否決點(veto points)并簡化決策流程，大約會是改革議程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內容。必要的變革理當包括：取消參議員阻止動議付諸表決，以及習慣性動用冗長演說阻撓議案通過的權利;進行預算授權;就復雜立法進行規(guī)劃，形成更小規(guī)模、更專業(yè)的小組，這樣的小組可以向國會提交條理分明的一攬子方案以供進行直接表決。
何以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橫空出世可能預示著一個重大的機會，原因在這里。盡管有這樣那樣的過錯，特朗普仍與共和黨正統(tǒng)派決裂，他們自里根時代以來一直位居主流，主張低稅、建立小規(guī)模安全網，他們的主張造福于企業(yè)遠遠多于這些企業(yè)的工人。類似地，桑德斯動員起了來自左翼的不滿，這種不滿自2008年以來明顯一直不知所蹤。
“民粹主義”，是政治精英為普通民眾支持而給他們不喜歡的政策貼上的標簽。何以民主社會的選民應當總是理智地做出選擇，特別是在一個政策選擇極其復雜難解的全球化時代?當然沒有理由。但精英也不總是選擇正確，他們對大眾選擇的拒斥，往往掩蓋了自身立場的肆無忌憚。大眾動員既非內在的惡事，又非天然的善舉;動員大眾可以做出偉大的事情，如同在進步時代和新政時代那樣，但也可能做出可怖的事情，如在1930年代的歐洲那般。美國的政治體制實際上已蒙受切實的衰敗之苦，若非將大眾的憤怒與明智的領導力和良善的政策聯系起來，這一體制將不會獲得整飭。這一局面的出現，依舊并不太遲。
【作者系美國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波利國際研究所[FSI]高級研究員。本文原刊于美國《外交事務》雜志2016年7/8月號，原題：“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聽橋譯，譯文或有錯漏，祈請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