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確提出“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與“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內涵。在1929年12月古田會議決議中，毛澤東提出“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的組織原則，反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極端民主化。在1938年10月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一方面強調黨內民主，另一方面又指出，黨內民主“應是為著鞏固紀律和增強戰斗力，而不是削弱這種紀律和戰斗力”，不能“走到極端民主化，走到破壞紀律的自由放任主義”。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所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從黨的七大開始，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與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作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內涵，被寫入黨章。

確立了黨內思想斗爭“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方針。在我們黨的黨內政治生活和斗爭中，土地革命時期曾出現“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錯誤，全面抗戰初期又曾出現自由主義的錯誤。這兩種思想和做法都是不對的，都是對黨的團結統一和黨的事業有害的。在領導延安整風過程中，毛澤東鮮明提出黨內思想斗爭“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和方針。所謂懲前毖后，就是對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以便使后來的工作做得更好些；所謂治病救人，就是對錯誤的揭發和批判是為了救人，為了幫助人教育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是為了“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毛澤東強調：“對于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志之一。”

確立了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有效方法和有力武器。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毛澤東就對正確開展黨內批評、防止批評庸俗化的問題進行過充分闡述。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突出強調自我批評的問題。他指出：自我批評就好像我們“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強調“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毛澤東認為，將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展開“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我們黨“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也是延安整風之所以取得很大成效的原因。

領導延安整風形成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范。1942年至1945年進行的延安整風是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的一次生動實踐。我們黨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運用“團結—批評—團結”公式，著力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經過延安整風，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到鞏固，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得到確立，民主集中制和黨的團結統一得到加強，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范逐步形成。解放戰爭時期，為適應形勢發展需要，黨中央又突出強調加強紀律性，提出建立請示報告制度、健全黨委制和黨的代表大會制度等，使黨內政治生活進一步規范。

提出努力造成“六有”政治局面的目標。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黨成為執政黨的條件下，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提出造成“六有”政治局面的目標。他說：“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于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20世紀60年代初，他強調要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體領導，不能搞個人獨斷，否則有“霸王別姬”的危險。但由于種種原因，毛澤東提出的這些好思想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從1957年開始，黨內政治生活逐漸變得不正常；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內政治生活更是遭到嚴重破壞，黨的優良傳統遭到嚴重侵蝕。改革開放后，我們黨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作風，恢復和加強黨內政治生活基本規范，開啟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