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漢文帝作為曠代明君，其治國安邦上最大的特色是善于辨析利弊，審時度勢，把捏分寸，知所進退，恰到好處，收放自如，充滿睿智。這種政治上的卓絕睿智，使得他無論是確定施政的宗旨，還是選擇施政的重點，抑或運用施政的手段，都能夠做到舉重若輕，左右逢源，進退裕如，掌握主動。

【關鍵詞】漢文帝  明君  睿智    【中圖分類號】K234    【文獻標識碼】A

漢文帝天性“仁孝淳厚”，他在位20余年期間，節儉敦樸，嚴于律己，知人善任，從善如流，省用民力，平獄緩刑，致力于恢復生產，改善民生，清明吏治，敦厚風俗，造就了天下“大治”，為西漢王朝走向全面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漢文帝也因其高尚的品德與卓越的功業而成為歷史上明君的典范，為后人推崇備至，歌頌有加。

漢文帝對內政治運作能把捏分寸，恰到好處；對外戰略實施上，審時度勢，收放自如

漢文帝的政治睿智，反映在他處理具體棘手政治難題上所施展的高明政治藝術。漢文帝以外藩入主九五之尊，在中央朝廷本無根基，而周勃、灌嬰、陳平諸大臣，皆漢高祖手下重臣，資歷老，功勛大，地位尊，人脈廣，如何妥善處理君臣關系，積極而穩妥掌控最高權力，樹立自己的崇高權威，是他所面臨的一個挑戰。

應該說，漢文帝的應對是非常自然并大獲成功的。他在即位之前，對是否進入京師繼承大統一事，曾與代王幕下眾心腹親隨反復商議，審慎評估，而沒有倉促行事，做到了謀定而后動。即位當日，即任命親信宋昌為衛將軍，統領京師的衛戍部隊南北二軍，控制京師中樞的大局；同時任命另一位親信張武為郎中令，主持皇宮的安全保衛事宜，以確保自己的安全。這里所展現的，就是漢文帝政治上的大智慧。

對那些早年即跟隨劉邦南征北戰，又在誅滅諸呂集團中功勛卓著的元老級大臣，漢文帝先是論功行賞，加官晉爵，如將太尉周勃晉升為右丞相，灌嬰則由大將軍升任為太尉，從而取得他們的歡心與支持。同時又悄悄地逐步削減他們手中的實權，任用和提拔一些親信心腹到關鍵的崗位上，還引入賈誼、張釋之等一批新人擔任太中大夫、廷尉等要職，逐漸實現主要官員隊伍的新老交替，到時機基本成熟時，在政治上將周勃等人加以邊緣化。公元前177年，下詔廢除太尉一職，并且讓擔任丞相的周勃“就國”，即免去周勃的丞相職務，遣送到其封地絳地(今山西曲沃西)“頤養天年”，徹底清除了周勃、灌嬰等功臣元勛的政治影響力。

眾所周知，漢初諸侯王尾大不掉，對中央集權構成威脅，乃是西漢王朝立國以來即存在的老大難問題。漢文帝對此是有清醒的認識，也試圖對諸侯王的離心趨勢進行控制并努力加以解決。但是，在具體的措施推行上，漢文帝卻能秉持“善后要穩”的原則，不急于求成，不倉促冒失，而是穩扎穩打，步步為營，做得高明自然，爐火純青。他一方面盡可能放低自己的身段，禮敬諸侯王，讓其麻痹大意，放松警惕，千方百計穩住他們，如吳王劉濞對他不敬，“詐病不朝”，漢文帝隱忍不發，反而“賜幾杖”，以示容讓。另一方面，則采納賈誼“眾建諸侯以分其力”的建議，在齊國中又分出城陽、濟北兩個諸侯國，以削弱齊國的勢力；到了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年），冊立了原淮南王的三個兒子為王，將一個較大的淮南王國分割成三個較小的王國，這顯然是有利于鞏固中央集權的高明舉措。

事緩則圓，不同于后來的漢景帝采納晁錯之策急于“削藩”的冒進，漢文帝的做法有利于政局由分權到集權的平穩過渡，是政治大智慧的體現，如果能假以時日，就不至于發生“吳楚七國之亂”式的動蕩。

對內政治運作能做到把捏分寸，恰到好處，對外戰略實施上，漢文帝同樣做到了審時度勢，收放自如。漢匈矛盾與沖突是西漢王朝所長期面臨的外部挑戰。漢文帝能清醒地評估雙方的戰略優劣態勢，正確地認識到反擊匈奴的戰略時機尚未成熟。因此，他在位期間，一如既往地繼承自漢高祖劉邦以來的基本國策，毫不動搖地推行“和親”以安胡越的措施，重申“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的原則，堅持不主動啟釁的防御戰略。但同時積極加強軍事力量，并多次部署大軍對匈奴的進犯予以堅決的回擊，使匈奴的入塞侵擾行動屢遭挫敗，得不償失。鞏固了西漢王朝的國防，維系了中原農耕文明的繁榮與發展。

漢文帝處處以律己節儉為先，以改善民生為務

漢文帝深諳“為君之道”，懂得老子所說的“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的不易之理，明白儒家祖師爺孔夫子所講的治國之道的精髓：“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處處以律己節儉為先，以改善民生為務。

他一方面“歸農著本”，提倡關注本業，發展經濟，做大做強國家的經濟基礎，“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另一方面，“讓利于民”，盡量減輕農民的負擔，讓民眾擁有基本的生存條件。漢文帝時代實行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是眾所周知的史實，其力度之大、范圍之廣、影響之巨，超過了一般人的想象。公元前178年、公元前168年，漢文帝曾兩次將租率由十五稅一蠲減為三十稅一。三十稅一，遂成為了漢代的定制。公元前167年，他還一度宣布全部免去田租，這可能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舉措了。也是在漢文帝時代，當時的算賦——也即人頭稅，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錢銳減為四十錢。另外徭役的征發也有明顯的減輕，一般民眾的負擔減少到每三年才服役一次。

這些舉措，都讓普通民眾直接受惠，屬于典型的“藏富于民”“為富安天下”，它實施的結果是正常的經濟活動能夠順利開展，社會財富迅速積累，糧價的低廉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漢文帝統治時期國家經濟機器運轉的正常與良好，據桓譚《新論》追敘，當時的谷價便宜到每石數十錢。而《史記·律書》更記載，每石“粟”的價格居然有賤“至十余錢”的狀況。

與厚待民眾相對應的，是漢文帝對自己生活享受上的節制自律，從其種意義上講，他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節儉的皇帝了?！兜赖陆洝酚性疲?ldquo;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作為遵行“黃老之道”的漢文帝，對民眾做到了厚待關愛，是謂“慈”；在大政處理上，不折騰、不急于求成，穩妥沉著，以靜制動，是謂“不敢為天下先”；在個人生活上，敦樸節儉，是謂“儉”。老子所推許的“三寶”，漢文帝都做到了，作為位居“九五之尊”的皇帝，這是難能可貴的。

史籍中有不少關于漢文帝節儉故事的記載。這些故事表明，漢文帝的“薄奉節儉”，不是虛有其表的作秀，而是不折不扣的身體力行：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等，無所增益；想建個“露臺”，一看預算下來需要開銷“百金”，立即中止計劃，“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中咧?，何以臺為。”；有人進獻千里馬，辭謝不受，并進而下詔，遍告天下自己不受獻的立場：“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漢文帝不僅管住自己，同樣，他也基本上管好了身邊的人，所寵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帳不文繡”，就是后人津津樂道的例子，“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他不僅生前約儉，甚至預先安排后事時一再強調喪事節辦，厲行“薄葬”，嚴防浪費，避免擾民，“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當然，他任意賞賜銅山于近佞寵臣鄧通之類記載的傳世，說明漢文帝的“節儉”與“御下”也并非盡善盡美，但這畢竟是瑕不掩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