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為何更容易激進？                

作者 | 馬丁·李普塞特   

為什么下層階級更容易有集權主義的傾向？低教育、對各種政治組織或民間組織的低參與、絕少閱讀、封閉性職業習慣、經濟上不安全感和集權主義家庭模式，這些都是關鍵的因素。

有相互一致的證據表明，在其他因素固定不變時，寬容度的提高與教育水平提高的關系勝于與職業地位升高的關系。低教育與低職業地位當然是緊密相連的，它們都是構成低社會地位復雜因素的組合，而低社會地位又與缺乏寬容相關。

低地位群體傾向于不參加正規組織，很少定期閱讀書刊，不了解社會事務，不愿參加投票。總之，對政治不感興趣。

調查發現，與非集權主義者相比，集權主義者“不參加各種社團組織”。不怎么了解社會問題的人，多半在經濟問題上比較激進，而在非經濟問題上比較保守。不參加選舉的人和對政治事務不感興趣的人，遠比參加選舉的人和有政治興趣的人偏執和排外。

“頑固無知者”的“硬核”不成比例地來自沒文化、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這些人不僅愚昧無知，而且難以接受信息。非經濟的寬容不單純是個獲得教育和信息的問題，考慮到低地位者的社會狀況，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基本姿態：喪失信心，自暴自棄。經濟上的被剝奪就是心理上的被剝奪：卑屈的習慣，幾乎接觸不到信息源，缺乏語言能力。脫離社會使他們得不到關于政治結構的新的復雜觀點，而正是這些觀點，使寬容準則成為可以理解的和必不可少的。

“封閉性職業”要求其體力勞動者生活在一個工業城或工業區，在大多數國家，這些工人對共產黨人有比較高的支持。

鄉村居民，不論是農民還是農業工人，都往往比任何其他職業群體更反對公民自由和多黨制。調查顯示，農場主是法西斯政黨最堅定的支持者。此外，最傾向于支持法西斯和其他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群體是生活在邊遠小社區的小工商業主。這些人同樣遠離世界性文化，在教育水平上，遠低于其他任何非體力勞動群體。

白領工人和藍領工人，都不太可能經受住因擔心失去收入而產生的緊張，高緊張狀態需要立即緩和，這常常表現為對”替罪羊“發泄敵意，和通過支持極端主義組織來尋求短期解決辦法。

接受民主的原則需要豐富的經驗和個人安全感。一個人的經驗和穩定感越少，他越可能支持簡單化的政治觀點，越不可能理解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越不可能支持寬容的基本原則，越不可能容忍政治變革的漸進主義思想。

一個人容易受暗示影響的可能性越大，越缺乏歷史感（缺乏長期觀點），遇事越不能取復雜觀點，他就越難于從具體經驗作出抽象，越缺乏想象力。這些品質，都是下層階級的特征，也是權力主義復雜心理學基礎的組成部分。

這樣的人，不是缺乏適當的思考框架或總視野，就是雖有思考框架，卻是固定不變的思考框架。拙劣思考框架的形成是教育水平有限的反應，即缺乏一般水平上的聯想，不能為評價經驗提供基礎。固定不變的框架，往往把所認識到的一般原則加以絕對化，甚至經驗也不能對其加以限制和矯正。

不具備豐富靈活觀察力的低地位者，多半缺乏發展的歷史感。由于缺乏智力和文化的內在素質，由于絕少受過用理性和現存判斷來檢驗相反觀點的訓練，他們作判斷，通常是憑著首先出現在腦子中的那些組織箴言的刺激。同樣，也不可能對未來有真正的辨別力。這樣的頭腦特別容易接受永遠保持生活現狀的誘惑。

這種對現狀的關注導致集中注意日常活動，幾乎沒有內在反省，沒有對個人未來富有想象力的設計，也沒有與個人日常活動無關的抽象思考。

從整體上看，工人階級的生活偏重于具體的和直接的方面，中產階級更容易接觸抽象的和一般化的問題。

不同家庭模式對集權主義也有不同的影響方式。中產階級的父母強調認識手段和長期目標的雙重重要性，在認識和情感上尊重，而且也具有沿著一條深謀遠慮的方法，采取適當措施，實現長遠目標的能力。中產階層的孩子，是在廣泛而精心控制環境中成長的，空間、時間和社會關系，在家庭內外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條。工人階級家庭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家庭階級完全不像中產階級家庭那樣整齊有序。

雖然家庭中的權威是明確的，但它所表現的價值并沒有帶來在時空上井然有序的事件，權威的行使，不是訴諸一種穩定的獎懲制度，而是常常表現出任意性。具有具體特征的長期目標，往往被對未來的比較平庸的看法所取代，眼前的或近期的活動，比當前活動與實現長遠目標的關系更有價值。

這種對直接可見事物的強調以及對個人和具體東西的關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工人階級看問題目光短淺，不能領悟事情的復雜可能性，注定了他們的行動結果，并往往導致他們普遍愿意支持極端主義宗教及政治運動，在非經濟問題上，開明思想的程度普遍低落。

甚至在極端主義內部，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在認知能力上的不同點，也影響到他們的經驗世界：他們更愿意共同獻身于一個目標，更缺乏理性。

下層階級成員，很可能從童年起就面對處罰、缺乏愛，整個環境充滿緊張和敵視，這一切體驗往往使其產生根深蒂固的敵意，并借種族偏見、政治極端主義和基督教千年至福說的變價信仰加以宣泄。

他作為兒童，與其他具有相似背景的人交往，這不能激勵他的求知欲。他的教育經歷，不能提高他對社會的一般性了解，也不能增加他對不同的組織和觀念的了解。他較早地離開學校，在工作崗位上，周圍的人家庭背景與他一樣，文化和教育程度同樣是有限的。

外界的影響力，幾乎對他的狹窄天地沒有什么沖擊。這限制了他的信息來源，阻礙了他的推理判斷能力，使他的注意力局限于比較瑣屑的生活樂趣。

所有這些人格特征，導致一個人往往以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簡單方式看待政治問題和一切人際關系，這是我們要警惕的。

來源：本文選自《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