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以后的8年間，黨對國內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問題的認識有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以1953年為界，受國內外兩個重要事件及其連鎖反應的影響，階級斗爭逐步上升為國家的主要矛盾：在國內，“新稅制”事件促使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加快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致力于消滅資產階級；國際上，斯大林去世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特別是“匈牙利事件”使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重新思考國內階級關系，最終將階級斗爭確定為國內主要矛盾。
【關鍵詞】階級關系 “新稅制”事件 過渡時期總路線 匈牙利事件 階級斗爭
【中圖分類號】D2 【文獻標識碼】A
眾所周知，1956年之后黨對國內階級關系的判斷出現了偏差，特別是1957年八屆三中全會改變了中共八大關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將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確立為今后長期的主要矛盾，致使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出現挫折。其原因或可追溯至1953年國內的“新稅制”事件與國際上斯大林的去世，前者加速了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標志著黨的階級政策的根本性改變；后者最終引發的“匈牙利事件”等重新喚起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對階級斗爭的高度重視，并導致日后階級斗爭的擴大化。
“新稅制”事件與過渡時期總路線
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公布《關于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并于1953年1月1日正式實施“新稅制”。此次改革原本只是政府職能部門為改變“經濟日益繁榮，稅收相對下降”的局面對原有稅收政策的調整。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新中國“公輕于私”的稅收原則，被毛澤東斥責為向資本家投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一場財政稅收領域的改革遂演化為政治意味濃厚的“新稅制”事件，加速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標志著黨對新中國階級關系的認識發生實質性轉變。
新中國成立后，國民經濟逐年恢復，但稅收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卻呈逐年下降的趨勢，1950年占75.1%，1951年為60.9%，1952年為53.2%，其中工商業稅收更是下降到了33.5%①。到1952年，國家的稅收工作終于未能完成既定任務，1953年的任務卻又有所增加，時任中財委副主任和財政部部長的薄一波就此認為：“一方面原定的稅難以收上來，一方面稅收任務還要增加……這諸多原因決定了稅制必須修正。”②經研究，薄一波與時任財政部副部長吳波等主持此次稅制修正的相關負責人認為：導致稅收比重下降、任務難以完成的主要原因是原有的稅收政策與公私經濟成分的結構變化不相適應。按照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和共同綱領所確定的“公輕于私”原則，新中國的稅收政策對公營經濟有諸多照顧，如1950年12月21日公布的《工商業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八條規定：國營工商業總分支機構內部調撥貨物“不視為營業行為，不課征營業稅”③；1951年10月29日公布的《合作社繳納工商業稅暫行辦法》第五條規定：合作社應納的營業稅“一律按稅額減征百分之二十”；第七條規定：上下級合作社以原價相互撥貨“免納營業稅”等④。顯然，這些優惠措施在扶植公有制經濟壯大的同時，也導致國家征收的營業稅相對減少，正如財政部報告所說：“國營貿易和合作社的比重增加很快……撥貨、加工、代理（包括包銷）的范圍日益擴大，使商品中間周轉的次數大大減少……比較過去每一商品要少征一次到或二次的營業稅。”⑤對之，“新稅制”采取“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原則，在具體政策上取消了對公營經濟的諸多優惠：《通告》營業稅部分第七條改“工商業總分支機構間相互撥貨不征收營業稅”為“工業的總分支機構從產制、批發到零售，繳納三道營業稅……商業的總分支機構從批發到零售，繳納兩道營業稅”；第十條則“取消對合作社減征營業稅百分之二十的優待規定”⑥。
“新稅制”擴大了納稅對象與稅源，按照財政部的估計1953年“完成并且超過全年任務是有把握的”⑦。但是，“新稅制”改變了新中國“公輕于私”的稅收原則，這令毛澤東十分不滿，認為“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⑧更為重要的是，在此之前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對國內階級關系和資產階級地位的看法已經在發生轉變，1952年6月6日他在《對〈關于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草稿）〉的批語》中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⑨9月，毛澤東又提出用十到十五年的時間向社會主義過渡。
可見，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此時對階級關系的認識已經開始轉變，但如何政策化還處于設想階段，而“新稅制”事件的刺激加快了黨對如何實現過渡的思考。在1953年6至8月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上，毛澤東一方面對“新稅制”及其負責人薄一波等進行批判，一方面思考并制定過渡時期總路線，他曾說：“總路線的問題，沒有七、八月間的財經會議，許多同志是沒有解決的。七、八月的財經會議，主要就是解決這個問題。”⑩6月15日，毛澤東第一次較完整地闡述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黨的任務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完成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改造。”8月，在審議周恩來在全國財經會議所作的結論時，他正式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綜上，“新稅制”違背了新中國“公輕于私”的原則，與毛澤東等領導對階級關系認識的轉變背道而馳，由此引發的尖銳批判成為全國財經會議的主要內容。并且，以此次會議為基礎，毛澤東完成了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設計并正式提出。即是說，“新稅制”事件是促進黨最終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重要因素，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則標志著黨對國內階級關系認識的實質性轉變。
斯大林去世與匈牙利事件
必須指出，雖然在“新稅制”事件的影響下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標志著黨對階級關系的認識已有實質性轉變，但是，這種轉變并未直接將黨的政策引向“以階級斗爭為綱”，屬于隨著社會發展階段不同而出現的正常轉變。黨對階級關系的認識“左轉”，并在1956年以后將“階級斗爭”確立為國內主要矛盾，是受到來自國際層面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的影響，即斯大林的去世及其引發的連鎖反應—尤以匈牙利事件為甚。
作為蘇聯執政時間最長的最高領導人，斯大林同時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而“斯大林模式”一度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全盤模仿的發展模式。不可否認，“斯大林模式”有其獨特優勢，即能夠快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這種快速發展是社會主義陣營能夠在與西方陣營的對抗中立于不敗的基礎。但是，“斯大林模式”也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問題：首先，這種模式導致經濟結構比例嚴重失調，不具有可持續性。以匈牙利為例，為追隨“斯大林模式”將自己變成“鋼鐵的匈牙利”，這個農業國從1948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加大了對重工業的扶持力度，90%的工業投資都用于發展重工業。對之，人民生活水平卻直線下降，工人1953年的人均工資下降了20%。農民1952年的收入更是不及1949年的三分之二。其次，在這一模式之下，斯大林個人專權愈發嚴重，蘇共黨內民主與社會主義法治遭到嚴重破壞，黨和政府的自我批判機制蕩然無存。周恩來曾問赫魯曉夫等人為何對斯大林時期的專斷與僵化不做批判和約束，得到的回答是：斯大林獨斷專行，不可能進言，要解決問題除非密謀將他抓起來，然而要真想如此，被抓的一定是密謀者自己。因此，斯大林生前長期存在并無法解決的嚴重問題，只能在1953年3月其去世之后進行解決，然而赫魯曉夫的“矯枉過正”卻在東歐引發了更嚴重的問題。
為解決匈牙利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蘇共中央政治局在克林姆林宮召見匈牙利代表團，就匈領導人問題進行討論。隨后，匈牙利共產黨召開黨中央全體會議，批判當時的領導人拉科西全面照搬“斯大林模式”的嚴重錯誤，并決定由納吉取而代之，后者于7月上臺，之后即開始了“去斯大林化”的改革。之后，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三年里，以匈牙利為代表的東歐國家在政治、經濟乃至思想文化領域逐漸革除著“斯大林模式”的種種弊端。在蘇聯和蘇共內部，赫魯曉夫則始終在不遺余力地祛除斯大林的影響，直至1956年2月，他在蘇共二十大上做的“秘密報告”最終宣判了“斯大林模式”的死刑，同時也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扔下一顆炸亂了思想的重磅炸彈。本來，赫魯曉夫去斯大林化運動有利于革除“斯大林模式”的種種弊端，但是，用布熱津斯基的話說，這一運動不幸發生在東歐經濟動蕩時期，并且赫魯曉夫的方式過于激烈和突然，這對蘇東各國的意識形態與政權合法性造成了強烈的大沖擊。還是以匈牙利為例，在納吉的領導下，匈牙利民眾已經呼吸到改革的新鮮空氣，然而1955年拉科西重掌大權后迅速“復辟”各種舊制度，民眾由期望到失望而產生的憤怒可想而之。在此背景下，赫魯曉夫的報告無異于給匈牙利民眾反對拉科西打了一針“強心劑”，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發，蘇聯在初期試圖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最終選擇了軍事鎮壓，以逮捕納吉等人、扶持新政府的方式結束了此次事件。對此，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11月份發表普拉演說批判蘇聯的軍事干涉，西方陣營也趁機掀起反蘇反共的高潮，加之稍早波蘭“波茲南事件”的影響，無論赫魯曉夫的本意如何，以及他所能接受的對“斯大林模式”的改變程度如何，事態的發展顯然超出了他的預料，
以匈牙利事件為代表的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震蕩對毛澤東和中共在對階級關系認識上的影響是明顯的。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公布后，到1956年三大改造進展順利，毛澤東據此預計再有三年時間社會主義革命就可以在全國范圍內基本完成。按照八大決議，黨內的主流觀點是中國目前還存在階級與階級斗爭，但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家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應該說，黨的八大決議的這個判斷是符合實際情況與未來發展方向的，但是受匈牙利事件等的影響，毛澤東和黨對國內階級關系情況與階級斗爭的認識轉變迅速而堅決。在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斗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是年12月29日，為反對鐵托就匈牙利事件針對蘇聯的批判和攻擊，經政治局討論過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強調斯大林的錯誤仍然屬于共產主義內部的是非問題，而非階級斗爭中的敵我問題。相反，對斯大林抑或蘇聯模式的全盤否定與攻擊，才是帶有反共產主義性質的惡意攻擊，目的是制造共產主義隊伍的分裂和混亂，是階級斗爭性質的敵我矛盾。在如何評價斯大林的問題上，中共雖然不想直接反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的做法，但仍然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態度，并且始終強調階級斗爭的重要意義。
如果說1956年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的表態關注的是國際層面的階級斗爭的話，進入1957年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更加關注國內的階級關系與階級斗爭問題，因為受匈牙利事件的影響，國內“有成千上萬的人上街，去反對人民政府”。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發表《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將國內的矛盾分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而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此時，黨內對新中國階級關系與階級斗爭的認識仍然是相對審慎的，因為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看來匈牙利事件對中國的影響不過是“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甚至認為匈牙利事件可以壞事變好事。但是，隨著社會各界圍繞《如何》而展開的討論以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日益高漲，一些尖銳的批評更像是對社會主義的攻擊，毛澤東認為這“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5月，毛澤東起草《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將黨內整風運動擴展至黨外，準備清除“右派毒草”。6月8日，毛澤東指出右派反動分子正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猖狂進攻，要求組織力量堅決反擊，否則有重演“匈牙利事件”的危險。7月，毛澤東進一步指出與資產階級右派的矛盾是敵我矛盾，而非人民內部矛盾。至此，受匈牙利事件的影響，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實質上已經將工作重心轉向階級斗爭，并且逐漸混淆了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的界限。最終，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否定了八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社會主要矛盾，為這一階段黨對國內階級關系認識的轉變蓋棺定論，并對之后的新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總之，“新稅制”事件與斯大林去世所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黨對國內階級關系與階級斗爭問題的認識，致使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遭遇挫折，走了彎路。在堅持馬列主義的正統地位方面，中共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如能在此基礎上正確把握不同發展階段的階級關系與主要矛盾，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將最大程度地避免挫折與彎路。
（作者分別為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山東大學政治學博士后流動站工作人員，中共煙臺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室講師；本文系山東大學基本科研業務項目成果，項目編號：2014GN020）
【注釋】
①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417頁。
②⑦⑧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164頁，第167～168頁，第166頁。
③張培田主編：《新中國法治研究史料通鑒》（第6卷），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7197頁。
④《新華月報合訂本》，1959年11月、12月號，第162～163頁。
⑤⑥劉國光等主編：《1953～1957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財政卷》，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2000年，第389頁，第393～394頁。
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頁。
⑩《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4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251頁，第301頁。
侯鳳箐：“1956年匈牙利事件與東歐劇變”，《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6年第5期。
袁南生：《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5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2頁，第320頁，第455頁，第496～497頁，第543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241頁，第574～575頁。
《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3頁。
責編 / 于巖（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