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八大之后，中國社會轉型迎來了關鍵時期，農村社會階層結構開始分化和多向重組。鄉村公共精神的塑造，對于增強農民素質、改善鄉村公共生活生態、促進和諧鄉村建設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階層分化  鄉村治理  公共精神  現實障礙       【中圖分類號】C913.9       【文獻標識碼】A

公共精神在鄉村社會整體發展進程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需要政府、社會、鄉村公共組織、家庭和村民個人形成合力、共同塑造。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階段，要培養具備現代鄉村公共精神的高素質農民人才，形成充滿誠信友愛，樂于奉獻，自覺維護公共利益，為公共事業努力奮斗的整體氛圍。

階層分化下鄉村公共精神缺乏的表現

第一，私人空間取代公共空間。鄉村公共生活空間為鄉村公共精神的存在提供客觀環境，它的日漸萎縮體現出鄉村公共精神的缺失，主要集中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公共活動減少。農村由于發展機會、就業幾率、子女求學等局限，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民走出農村、涌入城市，農村只剩下老弱病殘，“空心化”嚴重。同時，村民生活日益富裕化、信息化、科技化，改變了傳統休閑活動，活動形式從集體轉向個人，鄉村生活的隱蔽性與隱私權得到重視，傳統集體聚會形式越來越少。另一方面，公共場所縮小。農村的公共活動場所逐漸縮小，而與之相對應的私人領域呈擴大化趨勢。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依賴與信任度不斷下降，傳統的宗族觀念在青年一代身上逐漸淡薄，代之以追求獨立、個性與自我，而眾多的村莊在傳統的公共場所消失之后，一直還未形成可替代的公共空間，這是中國許多村莊的寫照。

第二，個人與集體關系處理失當。農民在傳統與現代、保守與開放、文明與愚昧的共存情況下缺乏辨識能力，在私人空間與公共生活中，對個人與集體的關系處理失當，個體意識出現偏差。

第三，鄉村倫理價值生態遭到破壞。其一，傳統民約禮俗等輿論系統開始瓦解。中國傳統社會是宗法禮俗社會，家族、村落是社會整合的基本單位，因此鄉規民約、禮俗教化、社會輿論等發揮著社會整合的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以來，城鎮化、工業化加快了社會流動，再加上西方價值觀念的滲透與沖擊，傳統倫理道德的整合約束作用不再明顯，鄉規民約及鄉俗輿論的約束作用日漸衰弱。其二，鄉村命運共同體意識淡薄。首先，村民缺乏公民意識、村莊主體意識，沒有認識到自覺、積極參與鄉村建設與公共事務的必要與重要，沒有認識到這是一種義務，更是一種責任。其次，面對公共治理、公共事務，村民始終認為這就是國家、干部的責任，自己沒有義務去管。再次，農民對待公共事務的邏輯出發點是功利主義，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但為一己之私又不惜浪費、毀壞國家、村莊共同財產。

第四，社會組織多元下的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社會轉型期，社會組織結構呈現多元化、差異化蓬勃發展趨勢，并且多伴隨著利益分化與重組，比如大量經濟組織、民間組織的興起，這些組織有其自身的進出機制與運行規則。各組織間的摩擦與勾結，是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比如官商勾結、惡意競爭等，壓縮了民間公共空間。特別是非政府組織的不健康發展，使公共精神的公平、團結、互助內涵遭遇挑戰。當前這種非制度化的參與形式多樣，主要有越級上訪、群眾暴力對抗活動等。

阻礙鄉村公共精神塑造的主要因素分析

第一，經濟因素：傳統小農經濟與現代市場經濟。首要表現為傳統小農經濟下的封閉體制。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使人們依附于土地，缺乏合作意識，以深刻的心理機制影響著鄉村公共精神的發展。其次表現為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惡性“腫瘤”。一是我國競爭機制還不健全，市場競爭機制濫用導致人們喪失應有的社會責任，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社會公平受到挑戰，社會處于無序狀態，導致人們行為失范。二是市場引起的大規模社會流動造成農村無主體現象，加重農村“空心化”趨勢，造成了新農村建設和公共精神建構的主體缺失。三是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與鄉村發展不相適應，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傳統講誠信的經商理念，農民價值觀扭曲，村莊價值體系畸形發展，人們不再滿足于現狀，欲望取代合理需求，無限膨脹的欲望極易導致人鋌而走險、行為失范，并且置國家、集體利益于不顧。

第二，文化因素：宗法禮俗社會與價值多元時代。一要關注差序格局下心理機制的制約。首先，鄉村傳統社會結構是以血緣倫理和宗法為紐帶的差序格局，家族這一鄉村社會的基本單位深刻影響鄉村公共精神的建構，村民多從自我、家庭、家族出發，視野格局太小，缺少公共意識與公共利益概念，更缺少維護公共體系的價值自覺與道德自信。其次，在這種格局中，強調鄉約禮俗的教化作用，并且強調因公廢私，以集體、家族為重，忽視甚至泯滅個人的正當需求，在道德約束與公私博弈的矛盾狀態下，不利于公共精神養成。二要關注改革開放中價值真空的惡果。首先，社會轉型帶來價值真空期。改革開放之后進入非集體化時期，人們從全能的政治體制下解放出來，追求民主、自由與個人的全面發展。然而由于我國教育在區域間存在差異，特別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尚未成為全體成員的共同價值標準與行為準則，在價值觀上出現 “真空”與迷蒙。其次，價值多元引起思想混亂。改革開放使中國敞開國門、融入世界，世界各國的多元文化與價值觀也隨著互聯網與對外貿易、對外交往等滲透到我國，使民間價值觀不斷解構、重組。

第三，政治因素：封建官僚體制與新型村民自治。一是要聚焦官僚崇拜與依賴心理。古代官員被稱作“父母官”，無論從身份、地位還是跪拜禮，都可以看出官民之間的不平等。中國農民在封建思想統治下，形成了對政府官僚嚴重的服從依賴心理，即使今天也不能以公民姿態參與公共生活。中國長期以來的宗法制、官僚制一直泯滅公共意識、主體精神，“國”是“君”的，“縣治”是“縣官”說了算的，只有“家”是自己的，有時連“家財”都不屬于自己，這些都嚴重阻礙了鄉村公共精神的培育。二是要重視村民自治遭遇的困境。鄉村公共精神的養成需要村民自覺地參與到公共事務之中，然而公共生活與公共參與中出現了許多制度漏洞與人為踐踏，侵蝕著鄉村公共精神。

階層分化下鄉村公共精神建構方略

鄉村公共精神的塑造，對于增強農民素質、改善鄉村公共生活生態、促進和諧鄉村建設具有積極意義。基于上述對鄉村公共精神缺失表現及原因的分析，可以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對鄉村公共精神建構展開路徑探討。

第一，完善“政府服務—村民自治—非政府組織”三級參與保障。一是應強化基層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一方面，加快服務型政府轉型。十八大之后，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步伐與決心更強，地方政府要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人民利益為導向，切實解決人民關心的難事、實事，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服務型政府要精簡職能、逐步簡政放權，改變以往大包大攬的管理方式，還權于市場。干部要樹立正確政績觀，將政府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公共服務上來，為群眾切實解決難題、盡心辦好實事，不搞面子工程。另一方面，提高公務人員素質。基層公務員是人民的辦事員，是聯系政府與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提高基層干部的素質是培育鄉村公共精神的重中之重，具體來說，應加強基層干部的思想作風建設。在黨員干部中廣泛開展“兩學一做”，提高黨性修養，堅持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二是提高鄉村自治和公共參與水平。加強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設。建立健全村民自治法律法規，通過立法、修改法律，使村民自治更加細化，具有可操作性，為村民自治提供堅實法律保障，更體現人民民主的真實性與廣泛性。重塑鄉規民約形象，以輔助村民自治制度落地生根。重視自治程序與制度正義，認真切實、大力度、高效率、全鋪網式地解決自治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促進村民積極、有效參與村民自治，在公共參與和自我管理中重塑公共精神。三是推動農村非政府組織建設。鄉村非政府服務組織是鄉村公共精神培育的重要場所，其所孕育的精神與公共精神的內涵具有一致性，政府部門應結合實際，組織建立、完善相關非政府組織，為農民提供農業、科技、致富、產業、營銷等信息，實現農業及農產品的縱向延伸，延長產業鏈與合作程度。同時加強非政府組織建立、運行相關法規建設，促使村民有序、合法參與非政府組織，增強非政府組織的育人功能，讓村民在團體中可以學習管理、決策、監督，使非政府組織成為孕育公共精神的重要場所。

第二，增加“三農”投入，發展農村經濟。首先，增加農村財政支出。隨著服務型政府的加快轉型建設，鄉村對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與產品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礙于鄉村產業層次低、收入少，基層政府財政困難，所以服務水平遠落后于城市。國家對于落后地區發展要給予高度重視與實際扶持，要建立縣鄉財政保障機制，合理預留出教育、醫療專項款額。引導落后地區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發展特色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其中“農家樂”是非常好的形式，促進人口就近就業，同時創造產值、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實現自我發展、自我脫貧。其次，發展農村市場經濟。要不斷加大“三農”投入力度，整合支農惠農政策；引進先進農業科技，加強農民職業培訓，提高效率；支持農村創新創業，充分發揮農民主體地位，政府積極提供政策扶持；因地制宜探索經濟發展模式，村莊集體企業能有效整合村莊社會力量，積極運用“互聯網+”技術，有效集合、整合、加工、處理信息，促進產品與市場的有效連接。

第三，加強鄉村公共文化建設。一方面，文化培育注意本土化與現代化結合。傳統的“忠孝節義”“仁義禮智信”都有其合理成分，包括“上善若水”里的至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的愛國，都能在其中找到我們今天所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時，隨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推進，要特別注意加強村民法律意識的培養，所謂“人無信而不立”，在公共生活里，要加強權利與義務統一意識教育；同時培育鄉村主體意識、理性思維，學會明斷是非、自主選擇、公共參與，為鄉村公共精神建設強根固本。另一方面，充分發展政府文化建設主導作用。政府在文化資源的分配上應向農村傾斜，增加財政投入，完善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加強鄉村文化陣地建設，充分利用好鄉村圖書室、文化活動廣場、休閑娛樂室等場所，形成適合鄉村公共服務發展的體制機制，擴大鄉村公共精神培育覆蓋面。加強對鄉村文化資源的管理，引導其他力量參與到建設中去，建設一支優秀的文化工作隊伍。

改革開放后，中國迎來了社會結構轉型，一是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二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隨之產生明顯的階層分化，影響了鄉村公共關系與鄉村自治水平。但社會結構的分層與整合本身就是轉型期社會發展與現代化的的主要內容與根本動力，從政治、經濟、文化三維角度展開公共精神缺失原因與重塑方略的探討，可以對鄉村公共精神培育有所啟示。

（作者單位：遼寧省朝陽市市委黨校)

【參考文獻】

①賀青慧：《論鄉村公共精神及其建構》，《湖南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20期。

責編/譚峰    美編/于珊